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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提出及本来意义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许多结论都是通过对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基本矛盾进行分析后作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他们曾经设想这一革命将首先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并陆续取得胜利。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在这些国家里，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与此同时，社会化大工业的发展使产业工人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强大的无产阶级成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力量。而且，生产的社会化还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实行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生产和分配准备了物质条件。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早期和中期活动中，始终把实现社会主义的注意力和着眼点放在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恩格斯甚至明确提出英、美、法、德四国将首先并同时向社会主义过渡，即“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241页）。但是，历史的发展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最初设想。因为最先发展起来的英、美、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可以凭借国内社会化大生产创造出的丰厚利润和海外殖民掠夺带来的巨额财富，用来收买工人贵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以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力越发达，工人群众的生活水平相对越高，其“革命性”则相对减弱。特别是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之后，西欧资本主义进入一个相对和平发展时期。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被他们原有的设想束缚住自己的手脚。70年代以后，他们将视线逐渐东移，通过对俄国等东方国家的研究与思考，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即世界上大部分的落后国家，它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会如何展开？是否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之后才能取得胜利？在此基础上，他们于19世纪80年代出提出了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构想。1881年马克思在给俄国民粹派女革命家查苏里奇的信中指出，俄国无产阶级在原有社会基础上，利用世界形势和时机，“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436页）使俄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获得新生。1882年9月12日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也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而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7页）到了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上的一切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503页）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包括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制度层面，即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引发和推动下，是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苦难和阵痛，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二是生产力层面，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一旦完成制度跨越之后，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提高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真正完成这一跨越奠定必备的物质基础。否则，这一跨越是不会成功的。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率先实现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实践中所遭受的挫折，恰恰是忽略发展生产力所致。二、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面临的重大难题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超越生产的社会化，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这也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但长期以来，在这一问题上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干扰。一方面是完全否定前者，即完全否定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考茨基之流以及俄国小资产阶级政治家苏汉诺夫是这一观点的始作俑者。1918年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考茨基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等小册子，对俄国十月革命提出指责。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早产论”。他认为，由于十月革命缺乏必要的物质和文化条件，因而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用“实行专政来代替他们所缺乏的条件”。进而他把十月革命比喻为“一个怀孕的妇女为了缩短她所不堪忍受的妊娠期，竟然极其愚蠢地剧烈运动，以致早产。”这样生下的孩子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俄国应当首先发展资本主义，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对这一观点予以严厉的批判，指出：我们从来没有试图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历史过程的必经阶段，但问题在于“革命不能停留在这里，因为国家已前进了，资本主义已前进了，经济破坏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而要求（不管谁愿意不愿意）向前迈进，走向社会主义”。“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农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端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列宁选集》第3卷，第684—685页）直到列宁晚年，争论还在继续。俄国小资产阶级政治家苏汉诺夫一再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责难，不断重复“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的陈词滥调。为了批判这种观点，列宁在病榻上口述了《论我国革命》一文，列宁问道：“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资本家，然后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呢？”1989—1991年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剧变和解体，社会主义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国际上一些人也以此作为论据，论证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宣扬社会主义的“早产论”。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波兰科学院院士沙夫。他认为，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具备马克思所表达的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尽管不具备条件，但这些国家仍然进行了革命。所以，必须把这种革命看作严重错误。由于这些国家随心所欲地建立社会主义，这正是这些国家发生危机、造成失败的主要原因。（《参阅《未来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334页）俄国有些前共产党人也把十月革命说成是“原罪”，认为由此开始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企图在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因而使社会主义成为“病态的早产儿”乃至“人工流产儿”。所有这些重复当年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反对十月革命的陈词滥调的非难和指责，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而且已经被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客观事实所驳斥。另一方面是简单地肯定后者，即将在一定条件下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超越生产的社会化进程，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不仅在思想认识上混为一谈，而且在行动上采取了许多超越阶段的“左”的政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而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够最终取代封建社会，其中起决定性的因素，就是资本主义用社会化大生产取代了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小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确立，一方面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社会化大生产生产方式在短短的几十年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已往几千年；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社会化过程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自发进行的，在其发展进程中遇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严重障碍，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资本主义要解决其固有的矛盾，适应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就必须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其重大意义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决非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或政治制度，它还是一个新型的经济制度。它的存在、巩固与发展不仅取决于它是否有一个强大的政治上层建筑，而且取决于是否有一个牢固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要在资本主义的遏制、包围和扼杀中生存、发展，就必须建立起与自身制度相适应的社会化生产力基础，这是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存在和巩固的物质前提。但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决非易事。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多次指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相反，是“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很低，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极不相称。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具体形式，使本国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程度和范围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相适应，成为社会主义各国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战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所出现的失误，甚至遭受严重的挫折，就在于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产生了严重的偏差。它们简单地认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不仅可以先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而且可以超越生产社会化的进程，很快地实现现代化。由此导致超越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程度、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盲目地追求一大二公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频繁地变革生产关系，任意夸大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严重脱节，造成了许多重大失误，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这样，既坚持在一定条件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又坚持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超越生产的社会化进程，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严格地区分开来，同时又紧密地联系起来，就成为20世纪众多社会主义国家亟待回答和解决的重大难题。三、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实践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起伏跌宕。到了七、八十年代，由于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加之高度集中的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的束缚，使社会主义的发展陷入困境。在面对几乎是同样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纷纷发生剧变和解体，而中国却能够冲出险境，开辟了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其根本原因，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而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立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和确立，既对当代中国国情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又科学地回答了上述20世纪众多社会主义国家未能回答和解决的重大难题。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通过拨乱反正，我们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并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如何顺利展开，首先要对我国的国情做出正确的判断。通过对过去二十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又经过几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党对这一论断的认识逐步深化。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做了系统的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任何否定中国社会主义性质，主张中国倒退去搞资本主义的言论和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另一方面正确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即社会主义的成熟程度还很低，仅处于初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