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

1“为什么我们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教育专家和学者从教育体制、教育理念及教学方法等不同方面积极回答了“钱学森之问”，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这对于培养杰出人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笔者谈谈对“钱学森之问”的认识。什么是创新？创新是对客观世界更深层次的揭示。创新不是对前人的简单否定，而是能从中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东西。马克思一生有两个重大发现，一是发现了人类历史规律，即历来为纷繁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即物质决定意识，而不是相反；二是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价值规律的发现，使许多问题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学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是在黑暗中摸索。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第一次对整个生物界的发生、发展，做出了唯物的、规律性的解释，创立了生物进化论学说，推翻了上帝创造一切的“神创论”，使生物学发生了一个革命性变革，被学术界、思想界公认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在一次试验中发现了X射线，引起了物理学上一场伟大的变革，标着着现代物理学的产生。X射线一直被应用于科研、医学和冶金领域，造福于全人类。X射线的发现，促使物理学家们对它的本质和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又导致了新的重大科学发现。蒸汽机的发明制造，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人类社会由手工业劳动时代进入了蒸汽机时代，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电与电磁的发现，开创了人类的电气时代，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以电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计算机的发明与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脑力劳动的效能，开辟了人类智力解放的新纪元。它将把人类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推向以自动化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项技术发明能像电子计算机那样，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在人类社会各个领域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创新改变着世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国家要发展，民族要进步，就要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关注创新，参与创新的良好风尚，用创新精神推动各项工作的发展。3钱老在弥留之际的８月６日，面对温总理还提到“为什么我们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当总理每每想到这个问题，心里就“感到很内疚”。钱老的谆谆告诫，体现了一个老科学家对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垂暮之年，念念不忘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为杰出人才的培养深谋远虑，令人感怀，令人景仰！而安徽高校１１位教授联名发表致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的公开信，呼吁直面“钱学森之问”，也正体现了我国高级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情怀和强国富民的责任感，他们和钱老一样，爱国之情依依，忧国之心昭昭，真是令人肃然起敬，令人激动敬佩。但是，我觉得虽然钱老的发问振聋发聩，教授们的呼吁令人振奋，然而仅凭“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是不能改变“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严酷现实的，正像原北大副校长王义遒教授在博客《钱老走了，呼唤一个时代！》中说的那样——这不全是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教育担待不起‘培养’杰出人才的全部责任”，教育不能扭转乾坤。我想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学校教育不是“总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试问古今中外，哪位杰出人才是由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就说中国古往今来的科学杰出人才，诸如扁鹊、鲁班、李冰、蔡伦、毕昇、张衡、祖冲之、华罗庚、钱学森等等。如果说学校可以培养出像爱因斯坦、像钱老这样的杰出人才，那为什么只培养一位，而不培养一批呢？学校教育之所以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是其功能所决定的。广义讲，从小学到大学都一样，学校教育一方面是为了传递和积累人类文明，另一方面是提高受教育者的基本素质，使之成为国家和民族、时代与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我们国家历来的教育方针都是把教育的任务确定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我想这种定位应该是较为准确的。硬要把培养“杰出人才”的任务压到学校教育上，学校是难负其重的；而把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责任归到学校教育上，那更是有失偏颇的。王义遒教授讲要培养出像钱老一样具有世界影响的杰出人才，需要“期待一个时代，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我觉得这不是为学校教育推卸责任，更不是对社会缺失责任感和使命感，恰恰是作为一位北大教育家一种公允而有见地的说法，是对古今中外的教育做过深入思考后的一种论断。王教授的“期待一个时代，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是对古话“时势造英雄”的现代诠释。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杰出人才，能不能出杰出人才，我觉得需要客观和主观两个条件。客观条件，就是社会需要、时代呼唤；主观条件，就是对社会对国家的一种使命感，这两者缺一不可。钱老1956年回国时，正是我们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人的时候，也是美、苏两国凭着原子弹和火箭耀武扬威的时候。作为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这时发展原子弹和航天技术，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最高利益和最迫切的需要，祖国在召唤，时代在召唤，所以这时也就涌现了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等一批“两弹一星”功臣。当国家需要摘掉中国“无油”的帽子、发展石油工业时，就涌现了王进喜等先进人物。当国家需要提高粮食产量解决粮荒问题时，就涌现了农民科学家袁隆平……。杰出人才的出现，无不与国家的需要，时代的召唤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当今社会在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制造出无数腰缠亿贯的房产大亨的。时世造英雄，我们的祖先早就深知这个道理了。时势造英雄是真理，但怎样的人，才会成为“英雄”，成为我们时代的杰出人才，这还要看主观条件——主要是个人的价值观和精神境界。如果一个人对人类对国家没有高度的责任感，哪怕他聪明绝顶，也绝成不了大器。什么样的人要想成为像钱老这样的世界级的杰出人才呢？第一，高境界。以人类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为己任，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先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襟怀。看看像钱老的境界——“我姓钱，但我不爱钱。”、“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以钱老的能力，如果追求金钱地位之类的个人价值，有多少人能望其项背？可有多少人能像他这样，真正将家国天下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看看钱老的为人——执着于事业，淡泊于名利的为人准则。作为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为了“东风一号”近程导弹的发射，他可以一头扎进大西北，在黄沙烈日中风餐露宿。可在功劳等身之时，却一个又一个地要求辞去各种职务、职称，希望媒体对自己的宣传减少再减少；看看钱老的良心——科学家与科学精神不是一回事。当了科学家，却心浮气躁、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的人，现实中比比皆是。而钱老的治学与科研，不仅有“点错一个小数点扣掉20分”式的一丝不苟，更有“人云亦云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式的科技良心。能成为一个时代杰出人才的，无不是境界之高，高山仰止的：季羡林——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讲；任继愈——不出全集，不做挂名主编；贝时璋——学问要看胜似我的，生活要看不如我的……那沉甸甸的学术遗产昭示着治学的严谨与执着、博爱和义无反顾，正如熊十力语：“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反过来看看时下经常在报上披露的一些学术造假、论文抄袭的腐败现象，学术、科研被伪饰成花瓶，非科学、非正义的力量将学者圈养为宠物，资本集团收买其为“董事”、“顾问”，甚至自己也主动送上门去，甚至卖身投靠，为资本张目，与民争利。到此地步，期望他们成为杰出人才，岂非可笑矣？第二，低要求。科学事业往往是只造福人类，不为自己谋利益的事业，苦行僧式的生活通常是科学家们的生活写照。科学研究是一种纯粹的生活，常常是远离功利的。因此精神上耐得住寂寞，生活上经得起困苦，也就自然成为杰出人才成长的条件。灯红酒绿，香车美女，前呼后拥，那是娱乐界明星的生活方式，跟科学上的杰出人才无干。看看钱学森钱老的生活，你就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杰出人才了——“钱学森一辈子都不看电视。去年年底，他因为耳背的原因，突然对儿子提出要看电视，还问永刚：(买电视)多少钱？贵不贵啊？永刚说：孝敬您了，买汽车，钱可能紧一点，买电视的钱还是有的。听这父子对话很有意思，可知钱老姓钱真不爱钱，而且钱家的钱也真不太多。”（2009.11.11《北京晚报》）而他却毅然将“霍英东杰出奖”100万港币捐给中国科协沙草产业基金会。我们再看看现实中一些令人失望的现象，一些所谓名人、教授，为了蝇头小利，为了发家致富，无视真理、价值、道德，常以真理自居，在某些个坛子上唾沫横飞；甚而卖身于某些特殊利益集团，为之摇唇鼓舌，愚弄民众，圈刮民财。我们寄希望他们成为杰出人才，那无异是白日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