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过的机会论中共朝鲜战争拒绝停火的决策与反思

错过的机会——论中共朝鲜战争拒绝停火的决策与反思作者：沈志华介入朝鲜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处理国际事务、解决周边重大危机的第一次尝试。60年过去了，朝鲜半岛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成为中国周边最棘手的问题。因此，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很有必要对于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一系列战略决策进行检讨，尤其是面对危机，应该如何交替采取军事与外交的手段，如何及时实现战争与和谈的转换等，从而把握时机，减少代价，消除危机。朝鲜战争历时三年半，其中两年半的时间是在停战谈判或边谈边打中度过的。所以，在朝鲜战争历史研究中，停战谈判同战争起源问题一样，也颇受国际学界的关注。不过，学者们以往讨论的重点集中在1951年7月开始的开城、板门店谈判及此后边谈边打的漫长过程，而对中美开战至1951年初联合国停战谈判议案的出笼以及中国的反应和立场，专门的研究不多，且有明显的意见分歧。这个问题之所以值得再次提出讨论，主要是由于过去相关的档案材料比较欠缺，以至对这短短3个月的历史过程，都没有一个详细的、连贯的梳理。本文利用美国、俄国公布的档案，特别是中国不久前出版的军事文献和解密的外交部档案，全面讨论了1950年11月至1951年1月联合国有关议案的提出过程，以及中国对通过停战谈判化解危机这一途径的立场、观点和对策。本文的结论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确有一次决策性的失误，但不是在危急关头做出的派兵入朝作战这个决定，而是在应该停战谈判的时候没有及时接受联合国的停火议案。正是这一决策及其不明智地表达的结果，使中国彻底失去了在朝鲜战场及国际舞台上的有利地位，而在政治、外交、军事等各方面陷于被动局面。一、印度政府的调停尝试与美国的反应1950年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在仁川登陆一举成功，从而改变了联合国军在朝鲜的被动局面。但是，美国决策者被轻而易举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随后便做出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决策：越过三八线，占领整个朝鲜半岛。导致这一决策错误的基本原因是美国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完全不了解中国的战略意图。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情报机构一再对中国是否会出兵的问题进行预测和估计，并始终认为中国不会有所行动。直到中国秘密出兵已成事实，甚至已经与美军发生战斗，第八集团军和远东司令部的情报人员乃至中央情报局仍然坚持认为：“中共不可能对朝鲜进行直接的干涉”，与美军作战的只是少数士兵，中国的“主力部队依然驻扎在满洲”，其目标也是保卫满洲。由于这种错误的判断，美国人做出了继续向中朝边境前进的致命决定，从而遭受了重大的军事失败，并开始全线撤退。其结果之一，便是国际舆论和联合国中呼吁停战的声音逐渐高涨起来。调停朝鲜冲突的最早尝试是英国和印度做出的，英国主要是与美国磋商，而印度则重点与中国联系。1950年7月13日，印度总理尼赫鲁便致函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希望冲突地方化，并通过安理会促成和平解决，为此应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苏联也返回安理会，以便同美国一起寻求终止朝鲜战争行动的基础。这一建议得到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赞扬，却遭到美苏的冷眼：斯大林要求安理会听取北朝鲜的意见，美国则拒绝考虑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尼赫鲁8月3日发表讲话，说他并不否认北朝鲜是侵略者，但当务之急是将冲突地方化，寻求停止战争的途径，并确保朝鲜人自己决定朝鲜的前途。他再次强调，不承认北京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是一个大错误。美国仁川登陆成功之后，印度再次展开调停活动。9月30日尼赫鲁发表声明说，在未寻求其他解决手段前，联合国军不应越过三八线，并再次呼吁联合国接纳中国以利于朝鲜问题的解决。10月16日尼赫鲁在记者招待会上解释了印度反对联合国10月7日通过的决议的理由。该决议支持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并决定成立朝鲜统一和复兴委员会，代表联合国处理朝鲜问题。尼赫鲁说，北京有正当理由反对不与它磋商而解决朝鲜前途问题的任何企图，并指责联合国的决议是在扩大战争(决议通过的第二天，美国部队越过了三八线)。此后不久，中国军队出现在朝鲜已经成为路人皆知的事实，在战争升级的情况下，印度试图集合一批中立国再次展开调停工作。不过，现在呼吁的对象已经转向北京而不是华盛顿了。11月23日，在北京的印度大使潘尼迦向中国外交部转达了英国的建议：举行和谈解决朝鲜问题。中国虽然没有明确拒绝，却提出要将台湾问题与朝鲜问题捆绑在一起。周恩来则在内部报告中则把这个建议称之为美国通过英国发出的“政治试探和政治欺骗”。实际上，英国的建议并非为美国所鼓动。杜鲁门总统因战场上的失利气正在急败坏地威胁要使用原子弹，英国政府则为此忧心忡忡，艾德礼首相不得不宣布要亲自赶到华盛顿安抚美国人。在这种气氛下，联合国内外围绕停火问题的活动也骤然升温。12月1日印度驻联合国代表贝内加尔·劳在纽约找中国特别代表伍修权，提出立即停火和设立非军事区的建议。12月2日，加拿大政府照会美国政府，指出美国政府要盟国在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中国侵略是不明智的，只要存在可能性，那么与中共谈判解决问题的大门就必须敞开到最后一分钟。12月3日，尼赫鲁又要劳氏向联合国提议，在谈判设立非军事区和停火问题时，必须邀请中国参与商讨。印度驻美大使甚至向记者透露，尼赫鲁有意来华盛顿参加杜鲁门与艾德礼的会晤。美国人婉言谢绝了印度的要求，却认真为英美首脑会谈做了准备。由国务院起草而经参谋长联系会议修改和签署的美国政府立场备忘录提出：只要条件不是难以接受，在目前情况下设法停火在军事上是有利的；如果停火是在三八线的基础上，可以得到联合国的全面支持；但这样的停火安排不得附有危害联合国部队安全的条件，也不得以在其他问题上达成协议为条件，诸如台湾问题、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等；如果联合国军出于军事考虑而不得不撤出朝鲜，则联合国必须宣布中国为侵略国家，并运用一切可能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制裁中国。看来，美国虽因初败有些惊魂未定，但还不想认输，所以一方面同意停火谈判，一方面又把条件提得很高。不仅如此，美国也努力在国际舞台上将中国置于被动地位。12月5日，联大指导委员会以10票对2票(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1票(印度)弃权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大会立即考虑中国干涉朝鲜的问题。第二天，联合国大会通过决定，在议程中增加了关于中国干涉朝鲜这一新项目，并将其提交政治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中的六国(古巴、厄瓜多尔、法国、挪威、英国和美国)提出一个经过修改的指责中国干涉朝鲜的决议案，寻求在联合国大会得到通过。苏联则有针对性地再次提出要求所有外国军队从朝鲜撤出的建议。在联合国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印度等十三个中立国家开始策划新的议案，其目的是阻止中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并通过调停结束战争。然而，毛泽东此时的想法已经发生了变化。二、毛泽东决定打过三八线再谈停火问题对于中国出兵的条件和目标，斯大林和毛泽东最初的设想都是以三八线为界限。1950年7月5日斯大林第一次谈到中国出兵的问题时，就限定了一个条件：在“敌人越过三八线”的时候。7月9日刘晓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精神时也说到，万一美军反攻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帮助朝鲜人民“把美帝国主义驱逐出去”。后来在洛东江一线战争处于胶着状态时，毛泽东几次暗示中国愿意出兵，换上朝鲜军服，协助人民军作战。但斯大林始终没有认可，至少其表面理由是时机未到。10月1日联合国军兵临三八线，在要求中国出兵在电报中，斯大林再次提出，中国军队“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这就是说，中国的责任首先在于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毛泽东接到斯大林电报后立即做出反应，他在10月2日起草的回电中确认，中国既然出兵，就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同时准备美国向中国宣战，而初期只是“在北朝鲜的适当地区”进行防御作战。10月3日凌晨，周恩来通过印度大使警告美国政府，外国军队，特别是美国军队不得越过三八线，否则中国就要出兵。至于朝鲜战事，周恩来提出，“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在这里，周恩来不仅突出了三八线的政治地位，而且明确指出了在联合国主持下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朝鲜冲突的途径。这一看法与斯大林不谋而合。10月5日斯大林再次致电毛泽东劝其出兵，并对国际局势分析说，只要中国出兵与美国“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美国“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其军事基地”。其实，此时中国领导人已经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策，只是寄希望于同苏联空军一道阻击美军北上。得知苏联空军暂不出动的情况后，10月14日，毛泽东略微调整了作战部署，即避开美军，只打南朝鲜军，并在德川、宁远线以南地区坚守待援。最后，在斯大林明确表态苏联空军不会入朝作战的情况下，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中国陆军依然按计划出动，但作战目标就比较含糊了：“先在朝鲜北部尚未丧失的一部分地方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支持朝鲜人民继续奋斗”。不过，几天后当毛泽东发现敌情的变化在军事上对志愿军发动突袭有利时，便及时指出：当前“是争取战机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志愿军应迅速完成作战部署并发动进攻，争取歼灭西线南朝鲜三个师，以转变朝鲜战局。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只要能够对敌军实现各个歼灭，就有“迫使美国与我外交谈判之可能”。战斗打响后，周恩来向国内干部解释说，中国出兵就是要使战争“局部化”，“争取美帝国主义知难而退”。总之，中国出兵的最初战略目标就是在朝鲜北部打击美韩军队，并迫使美国接受调停，通过和谈解决朝鲜问题。然而，当战场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利时，中国对停战和谈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第一次战役取得胜利后，毛泽东在11月13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特意加写了一句话：“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11月18日又电告彭德怀：“美英法对我毫无办法，悲观情绪笼罩各国，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一种轻松、乐观的心态跃然纸上。斯大林的贺电也助长了这种情绪，他以苏军战胜德军为例断言，在这次战争中，中国军队必将成为“完全现代化、装备精良、威力强大的军队”。12月3日，即第二次战役取得初步胜利时，为解决中朝部队的统一指挥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在北京会见了金日成。在分析战场形势时，毛泽东说：“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但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的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国撤兵会更为有力量。美国如果承认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同意在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的政府。”这个谈话第二天被电告志愿军前线指挥官。显然，毛泽东此时对结束战争方式的考虑仍然是以和平谈判为主，不过条件是美军主动撤回或被打回三八线。当然，首先是在战斗中大量消灭敌人，才能在有利的条件下促成停战谈判。因为斯大林一直很重视三八线的存在，所以，接受停战谈判的时间和条件，中国还要征求苏联的意见。12月4日，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询问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胜利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答复：“由于朝鲜局势出现了对美国人不利的转折，现在他们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鉴于这种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12月5日，伍修权在纽约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并告知，在与赖伊会见时，瑞典、英国和其他国家代表“企图弄清中国军队是否停留在三八线以及中国军队是否准备在其余外国军队撤离朝鲜的同时离开朝鲜”。接到伍修权等人的同样电报后，周恩来于12月7日凌晨回电，首先向他们明确指出“现时三八线的界限已不存在”，至于谈判内容，“正在考虑中，容后电告”。与此同时，周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发出特急电，向莫斯科通报：联合国秘书长及印度、英国、瑞典等国代表近来不断探询中国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其意图在于“保持以三八线为界”。为了掌握主动，并在和谈问题上“表现出积极性”，中国政府打算通过伍修权向他们提出如下五个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一、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二、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三、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