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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俗学对比较文学主题学的启示民俗学和比较文学主题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后者的产生和发展都受到前者的影响。在个案分析时，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不仅能够帮助比较文学主题学搜集资料、鉴别论据、考辨论题，还可以帮助研究者突破传统的文学研究疆界，发掘活态的民俗元素，探讨其中所包含的丰富文化心理积淀。吕超（１９８２―），男，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天津３００３８７）本文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ＴＪＹＷ０７－１０１８）和天津师范大学博士教师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５２ＷＱ０２）研究成果。在当今比较文学研究界，提起民俗学和主题学的关系，人们很容易将“散文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韵文的歌谣、长篇叙事诗”[１]（Ｐ１５)等民间文学罗列出来，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起步早，成果也相对较多。这是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特点之一，但同时也是它的一个弱点，即忽略了民俗学中民间文学之外的因素。众所周知，民间文学只是民俗学的一个方面，其研究视野依旧局限于文学的范围内。本文在梳理民俗学与主题学关系史的基础上，认为有着开放性和跨学科精神的比较文学主题学，应努力跨越传统的文学研究疆界，借鉴民俗学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在搜集论据、考辨论题、推理论证的过程中合理运用，借此拓展学科领域、丰富研究成果。一民俗学（Ｆｏｌｋｌｏｒｉｓｔｉｃｓ）一词是由英国学者汤姆斯(Ｗ．Ｊ．Ｔｈｏｍｓ)在１８４６年首先提出来的，意思是“民众的学问”。后世使用时，一般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指民俗本身，即民俗志的资料，如风俗、习惯、歌谣、故事等；二指研究民俗的理论[２]（Ｐ１７４－１７５)。按英国民俗学会会长伯恩（Ｃ．Ｓ．Ｂｕｒｎｅ）在《民俗学手册》中的观点，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可分为三大类：信仰及行为，风习，故事、歌谣与成语（即民间文学）。当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相对使用时，前者指后者以外的民俗事象，即风俗、习惯及民间制度等。“主题学源自１９世纪德国民俗学的开拓。”[３]（Ｐ１５)１９世纪初期，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Ｆ．Ｓｃｈｌｅｇｅｌ）和格林兄弟（Ｙ．Ｇｒｉｍｍ；Ｗ．Ｇｒｉｍｍ）等学者对民俗学的研究，为主题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最初的民俗学主要研究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的演变，后来逐渐扩大，涉及信仰、风习、制度等课题。为了梳理“支离破碎”、“流传混乱”的民俗学主题，研究者们理所当然要采用比较的方法，因此，主题学便与比较文学发生了关联。德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在办刊纲领中就明确表示，其研究课题之一就是，“直到最近才不被无视，最终成熟的民俗学科学”[４]（Ｐ７６)。该杂志所发表的主题学论文，有许多涉及欧洲甚至亚非的民俗研究，如《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沸釜和佯装愚笨的故事》等。在关注“国际文学关系史”的法国比较文学界，德国的这种研究范式最初却遭到了巴登斯贝格、梵•第根等人的质疑。１９２１年，巴登斯贝格在《比较文学评论》创刊号上发表论文，强烈反对这种研究方法：“这种研究似乎对材料比对艺术更感好奇，对隐秘的遗迹比对艺术家的创造性更感兴趣；在这里，人们对杂乱东西的关心胜过事物的特征。”[５]（Ｐ３７)因此，他认为这种研究“缺乏科学性”，是“残缺不全的”。然而，学术的发展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民俗学和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在一片诘难声中成长，并结成了密切关系。法国比较文学界也逐渐认同了民俗学对主题学研究的作用，１９７８年出版的《拉罗斯百科全书》给主题学下的定义是：“主题学是比较文学惯于探索的领域，譬如某一神话(俄狄浦斯、伊尼德)，某心理典型或社会典型（修女或盲人)，某文学人物(唐•磺)，某些历史上大人物(拿破仑、苏格拉底)，某些环境或物件（莱茵河流域、某城市)的影响的消长。”[６]（Ｐ１８４)很显然，这里所列出的各种领域，其深入研究必然要借助民俗学的资料、方法和理论成果。此外，文人作品的主题学研究，有时也要借助民俗学的帮助。譬如法国比较文学家艾田伯曾指出，如果要研究法国作家贝洛（Ｐｅｒｒａｕｌｔ）的文人童话《小拇指》，就应当参考非洲土著的民俗，那里的男孩会被带进丛林加入秘密宗教（象征着被杀死和复活）；该民俗和小拇指的故事之所以如此相似，可能就是因为在原始时期，人类社会存在着一种共同的宗教仪式[７]（Ｐ１９３)。中国的主题学研究也发端于民俗学。１９２４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详细论述孟姜女故事在中国不同时代的流变情况，认为“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地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时各地的时势和风格而改变，凭藉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８]（Ｐ１０６)。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学者对中外民俗进行比较研究，如钟敬文的《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相似》等论文，奠定了中国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基石。在当代，民俗学对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贡献，在刘守华等人的研究成果中可见一斑，如《“木鸟”――一个影响深远的民间科学幻想故事》[４]（Ｐ３５９－３６８)，该论文详细分析了亚洲广泛流传的“会飞的木鸟”故事，如果不借助民俗学的知识（民间广泛存在的“飞翔”心理和各种飞行实践），甚至古代科技史的资料（两千多年前就出现用木或竹制作的鸟形飞行器），就难以得出公允的结论。虽然在历史上，民俗学曾给比较文学主题学带来负面影响，后者“几乎被完全推上了实证主义的轨道”[９]（Ｐ１２１)，但这种分寸把握不当的问题，应属于时代的局限。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开放性极强的学科，理所当然要吸收民俗学的诸多合理因素，绝不可因噎废食。比较文学主题学既然可以突破“法国学派”的桎梏，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它能够避免历史的错误，借鉴民俗学的相关研究成果，突破传统的文学研究疆界。二民俗学可以为比较文学主题学提供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帮助其搜集资料，鉴别论据的真伪，审查论题的研究价值，为进一步论证打下坚实的基础。正如美国比较文学家亨利•雷马克所说：“在估量偶然巧合的可能性与实际影响的可能性时，比较学者可以学习民俗学家的技巧。”[１０]（Ｐ１４)虽然雷马克主要是针对民间传说而言，但民俗学注重实证的学术传统和通过编纂故事类型索引、母题索引来处理大量资料的方法，以及在世界范围内探索民间故事原型和传播演变历史的研究成果，都值得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者认真借鉴。限于论题和篇幅，下面主要论述“田野作业”方法和“帕里―洛德学说”（又称“口头程式理论”）对主题学研究的价值。民俗学的“田野作业”主张研究者在现场采集活态民俗资料。该方法可以用来鉴别主题学研究对象的真伪（即是否经过篡改或杜撰），从而起到对论据“正本清源”的作用。毕竟论据作为研究的“基石”，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辨，否则再符合逻辑的推理也只能是缘木求鱼。此外，对于一些所谓的远古神话，我们在做主题研究时，首先也要确认其真伪，借助民俗学的方法排除后人的杜撰之作。譬如关于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风俗通》记载：“女娲抟黄土作人，据务，力不暇供，乃引绳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人也。”（《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尽管今人一看便知这不是远古神话，而是经过了阶级社会的篡改。但这只是一种推论，缺少强有力的论据作参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人们就必须进行田野作业，到民间（特别是相对原始的社会）搜集相关的“造人”神话作类比。譬如，有一则说：原始大神用泥土造人后，在外面晾晒，突然下了大雨，在收拾时，慌乱之间弄坏了许多泥人的肢体（这揭示了残疾人的来源）[２]（Ｐ１９１－１９２)。通过两种神话的对比，后者为前者的“辨伪”提供了有力的旁证，也更接近远古神话的本来面目。其次，民俗学的“帕里―洛德学说”，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所谓“支离破碎”的主题细节，从而确定论题的研究价值。该学说是２０世纪美国民俗学的主要理论之一，其核心命题是表演中的创编。根据文化史家的考证，欧洲现代概念中的“作者”(Ａｕｔｈｏｒ)是由古代的“表演者”(Ａｃｔｏｒ)演变来的。所谓“表演者”即当着听众采用即兴方式咏唱其口头作品的人，亦称歌手。在古代民间，瞽?g（盲乐师）是故事、诗乐等风俗的主要传承人之一[１２]（Ｐ１４８)，例如荷马就是盲人。盲人在习得故事时，主要靠记忆，这难免会有差异；后来的即兴表演，偏差更是不可避免。当然这也只是假设，需要科学、严谨的证明。帕里和洛德通过田野作业，录制了大量声音资料，研究认为：在特定语境（ｓｉｔｕ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ｅｘｔ）中的民俗表演，受到诸多因素（表演人、观众、传统、政治、地域文化等）的影响。因此，活态艺术的每一次表演都是独特的，其细节多少都有变异[１３]（Ｐ６８)。该学说融合了共时和历时两种分析方法，被认为是通过实证和比较方法解决现实学术问题的理论范型，从根本上转变了传统民俗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规则[１４]（Ｐ１６８)。该理论运用到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可将“灰姑娘”题材作为案例。以该题材为主要情节的民间故事遍布世界各地，据英国人考克斯（Ｍ．Ｒ．Ｃｏｘ）不完全统计，“这故事在欧洲和近东共有三百四十五种大同小异的传说”[１５]（Ｐ７８)。其重要道具都是“灰姑娘”匆忙间留下的鞋子，而正是通过这只鞋子才和意中人“喜结良缘”，只是不同民族中的鞋子不同而已：汉族的鞋子是皮质的（《酉阳杂俎》续编卷一《支诺皋•叶限》），在埃及是玫瑰色的拖鞋，美国的是水晶鞋，此外还有金质、毛制、玻璃制及绣花鞋等，不过鞋子的质地都比较高贵。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笔者以为应当借助“帕里―洛德学说”来解释：讲故事的人（包括记录者），会根据语境的不同，在保证鞋子主人“高贵”的前提下，赋予鞋子不同的质地。如果一味搜求鞋子的种类，将其图表化罗列出来，这样烦琐的工作其真正的学术价值是很小的。毕竟文本（Ｔｅｘｔ）是固定的，而民俗是流变的，其文学主题（特别是其中的一些细节）当然也是动态的。从活态到书写的文学变异，难免会产生信息流失，单纯从文本层面分析不可能取得田野作业所获得的成果。因此，我们必须从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中走出来，通过民俗学的田野作业还原文本背后的活态传统。三民俗学不仅能够帮助比较文学主题学搜集资料、鉴别论据、考辨论题，还可以帮助研究者发掘文学中的民俗元素，探讨其中所包含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等文化心理积淀，促进论证的严谨和深度，最终得出较为周详的结论。首先，以民间文学中的民俗元素为例。民间文学是民俗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其中保存着许多民俗内容，具有民俗志的价值。譬如《诗经》就记录了商周时期的民俗活动，成为目前研究商周民俗文化不可多得的资料。不仅如此，民间文学还能够弥补民俗志的枯燥与不足，更好地体现民众（民俗主体）的内心情感及生活情境等。例如刘守华在分析“寻找三根金头发”的童话（ＡＴ４６１）时，就很注意发掘故事背后的民俗因素：德国格林童话《有三根金头发的鬼》中的主人公去魔鬼那寻找金头发；中国云南彝族的故事则是去寻找太阳姑娘，拔取金头发；俄国民间故事则是去“蛇沙皇”处，求得相关问题的答案。童话故事虽然属同一类型，但“由于和不同国家，民族的生活相结合，就同中有异，具有不同的民族色彩了”[１６]（Ｐ２９２－２９７)，因而用不同的幻想形象来充当同一“功能角色”。进一步，我们还可以通过童话中的民俗元素来确定故事产生的年代。格林童话记述有普遍的城市生活和武装民兵，因此其故事背景应在１３世纪前后；中国彝族故事太阳姑娘形象朴实而原始，有着浓重的远古神话色彩；俄国故事中基督教色彩浓重，并且有着“沙皇”概念，那它最早只能产生于１５４７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加冕沙皇，民间广泛接受这一称号之后。当然，民俗元素在文学中常常显得比较琐碎或隐藏在文本的背后，而不像民俗志那样详尽明了，只有通过细读才能被挖掘出来。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多学科（特别是民俗学）的知识，以避免诠释不足或过度诠释。比如，中外文学中的“以鞋为媒”主题就包含着许多原始信仰和观念。该主题有多种类型，以“灰姑娘”故事中的“执履求女”类型最为流行。其次，当属“云中落绣鞋”（ＡＴ３０１）类型。该故事梗概大致为：小姐被妖精抢掠，男青年根据云中落下的绣花鞋找到魔窟，最后杀死妖精，救出小姐，并结为夫妻[１７]（Ｐ５８)。此外，还有“执履求男”类型，例如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