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的形象特征及其意义

1【摘要】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形象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阶级特征、性格特征的内涵丰富的典型化人物形象。阿Q的性格充满着矛盾，各种性格元素分别形成一组一组对立统一的联系，构成复杂的性格系列。主要表现为：质朴愚味但又圆滑无赖，率真任性而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而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但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但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而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而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而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但又安于现状。阿Ｑ的性格特点可以概括为“精神胜利法”。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阿Q用他短暂悲哀的一生向我们展现了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饱受身体和心理双重压抑的国人的扭曲灵魂。阿Q形象永远是一面镜子，其超越了时空而具有长远的社会意义和影响。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许多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并且在一代一代地影响。文化和思想的革命不可能像政治的革命，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封建思想植根在人们的灵魂深处，要彻底消除需要许多代人的共同努力。《阿Q正传》对剔除人们思想中的封建意识，尤其是“精神胜利法”这种劣根性，将长期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将试从阿Q的形象特征及意义等方面进行探讨。【关键词】阿Q性格特征精神胜利法典型意义2论《阿Q正传》中的阿Q形象及其意义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形象，以其丰富复杂的内涵、入木三分的刻画及对社会的清醒认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和人性的“痼疾”，其主要性格特征“精神胜利法”及典型形象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警醒了一代代中国人，其形象已超越了时空，具有了深远的影响和伟大的现实意义。一、阿Q的性格特征阿Q，一个没名，没姓，没籍贯甚至连“行状”都不被人知道的普通农民，能吃苦耐劳，有着农民的朴实和憨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但是他又与普通农民不同一般，一般农民有着自己的家，自己耕种的土地（无论是祖传的或从地主租来的），以及其他的一些生产资料。他无田无地，无父无母，无妻无儿，孤身一人，“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没有牵挂，有着充分的行动自由，所以他可以进过几次城，他可以有了点钱就到酒店喝酒，是个完全的无产者。这些处境使他“沾上了些游手好闲者的恶习”。他给人的形象是“懒洋洋的瘦伶仃的”，“飘飘然的”。阿Q是个雇农，他不能像赵白眼、赵司晨那样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他所能有的只能是自己虚幻的内心世界。“精神胜利法”是他生存下去活下去的支柱。这些独特的处境和身世增加了作品人物的典型意义，他不是一个脸谱式的人物，他具有了鲜明的个性特征，这一切形成了阿Q形象的“独特性”“典型性”，从而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穿透性。世界文学画廊中独一无二的形象——阿Q相，即人们常说的“阿Q精神胜利法”，或阿Q主义，他是阿Q的主要的形象特征。其内涵非常丰富，也非常宽泛，作者妙笔生花塑造了这一个千古形象。阿Q的性格充满着矛盾，各种性格元素分别形成一组一组对立统一的联系，构成复杂的性格系列。它们奇妙的统一起来，形成阿Q的精神胜利法，概括起来主要有：质朴愚昧但又圆滑无赖，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而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而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而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而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而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而又懦弱卑贱，敏感禁忌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而又安于现状。①质朴愚味但又圆滑无赖。阿Q靠出卖劳力聊以度日，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凭着本能劳动和生活。但另一方面，阿Q又表现出圆滑无赖。“口讷的他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他偷尼姑庵的萝卜，被尼姑发现了，死皮赖脸不承认，还说：“你能叫得它答应吗?”颇有善于应变的“圆机活法”。率真任性而又正统卫道。阿Q迫于生活参与抢劫，回未庄后“并不讳饰，傲然的说出他的经验来”，坦白得可爱。他一任生理本能的需要求食求爱，不受传统道德规范的约束。可是他的思想里却样样合于圣经贤传，严守男女之大防，颇有卫道者的气概。自尊自大而又自轻自贱。所有未庄的居民，阿Q全不放在眼里，对赵太爷和钱大爷也不表格外的崇敬。他的名言是：“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达到自负自傲的地步。但另一①《论阿Q性格系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1985年02期3方面，阿Q又很能自轻自贱，打败了就轻易地说“我是虫豸——还不放么？”；赌博赢来的钱被抢走，竟然自打嘴巴，“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用自贱的手段来消除失败的痛苦。争强好胜但又忍辱屈从。阿Q很爱面子，处处都想胜人一筹。这种争强好胜的心理甚至发展到与别人比衣服里虱子大小的荒唐地步，比不过，就觉得“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啊”。但另一方面，阿Q却处处忍辱屈从。他受尽压迫凌辱，却默默忍受着，赵太爷不准他姓赵，打了他嘴巴，他没有抗辩；地保训斥他，他反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他向吴妈求爱，赵太爷趁机敲榨，剥夺了他的劳动和生活的权利，他也毫无反抗的表示。狭隘保守但又盲目趋时。阿Q自以为“见识高”“真能做”，其实是偏狭，凡是不合未庄老例的，他都认为是错的，所以“又很鄙薄城里人”，阿Q的逻辑是存在即合理，不容任何变革，唯祖宗成法是尚。但阿Q又善于赶时髦，进过一趟城，就鄙笑乡下人不见世面，夸耀城里连小孩也能“叉麻酱”。革命党进城，看到未庄的人将辫子盘在头上的逐渐多起来，他也学着这样做。排斥异端而又向往革命。阿Q很有排斥异端的正气，“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类”。小尼姑不合儒教，是他排斥的对象，而假洋鬼子进洋学堂，剪掉长辫子自然也是异端，“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因而成为他“深恶而痛绝之”的一个人。他对造反也是深恶痛绝的。但后来革命来了，尽管他也懂得这是杀头的罪名，是最大的异端，但看到革命对自己有利，也就想搞革命，就“神往”了，甚至不惜去投靠他最厌恶的假洋鬼子。憎恶权势而又趋炎附势。阿Q受欺负愤愤不平，对压迫他的权势者赵太爷之流心怀怨恨，只要有反抗报复的机会，他就会狠狠报复，因此看到赵太爷们在革命浪潮到来之际慌张的神情，他便十分快意，“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但赵太爷权高势重之时，阿Q却又想攀附他。他总想能与赵家联系起来，借重赵太爷的权势来提高自己的地位，说“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蛮横霸道而又懦弱卑怯。阿Q欺软怕硬，在比他弱小者面前表现得十足的霸道。他被王胡打败，遭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就无端迁怒小尼姑，“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了你”；受赵太爷的迫害，丢了生计，就把不满发泄到小D身上，“怒目而视……愤怒起来……扑上去，伸手去拔小D的辫子”；革命到来，他不许小D革命。在这些弱者面前，阿Q俨然如赵太爷的威风。但在强者面前他又十分懦弱卑怯。对于赵太爷和假洋鬼子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被抓进县里的公堂，他的膝关节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下去了。徐旭生与鲁迅讨论中国人的民族性时说中国人的大毛病是听天任命与中庸，这毛病大约是由惰性而来的。鲁迅回答他道：“这不是由于惰性，是由于卑怯性，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以自慰，倘他有了权力别人奈何他不得时，则凶残横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并不中庸。”敏感禁忌而又麻木健忘。阿Q对自己的弱点神经过敏，那头上的癞疮疤成了他的禁区，因而犯了禁忌症，“采用怒目主义”，但一面对实际的屈辱却又麻木健忘。求爱之后，刚刚挨了赵秀才小竹杠4的痛打，却很快就忘了，反倒跑去看热闹。最后被抓进大牢，判了死刑，他仍不知死期已到，反而因圆圈画得不圆而后悔。示众时还想设法去博取观众的喝采。真是惊人的麻木。不满现状但又安于现状。阿Q每当受到欺侮而不平时，总是感慨：“现在的世界太不在话，儿子打老子。”他也希望改变自己的现状，对革命的幻想就是阿Q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但实际上他却安于现状，任凭赵太爷们的算计和迫害，他都能随遇而安。到了山穷水尽之时，他就用命运来宽慰自己，“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要示众罢了”，有时也未免要杀头，因而内心也就释然了，直至战胜了死亡的恐怖。这些性格的综合便成就了他的“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在阿Q身上，一般赋予它以自私、保守、自贱与健忘等含义，又被冠之以“自欺欺人”、“卑弱”、“奴才”等名称，甚至也是类似于“豁达”、“不在乎”、“看淡一切”等说法的反讽。它因此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标志而广招评论。如：阿Q与人家打架吃亏时，心里就想道：“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穷得娶不上老婆，却自吹“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张梦阳认为，鲁迅历来把改变中国人的精神当作第一要著，倾全力刻画阿Q的精神胜利法，才使阿Q成为与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奥勃洛摩夫等世界级文学形象相通的偏重反映人类精神现象的变异性艺术典型。也正因为如此，阿Q才以其怪诞而深邃的恒久魅力，始终引人注目，发人深省，具有永远说不尽的底蕴。①阿Q的本色在他所处的恶劣环境中是不适生存的，因此就发生自我分裂，形成双重人格。真正的自我只好退回内心，沉醉在躲避现实的虚妄幻想中。而经常表现出来的则是人格的另一方面，即被封建社会严重扭曲的自我，它是在丧失自由意志的情况下实现的，是为了适应恶劣的环境以维持个体的生存。很清楚，双重人格既是对自我的消极维护，又是对恶劣环境的痛苦适应。所以一方面是退回内心，一方面是泯灭意志。二、阿Q性格特征的典型意义中国农民在封建社会长期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十分低下。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农民一直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生活穷困，社会地位低下，长期挣扎在死亡线上。而且还受着上述封建思想的愚弄。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几乎找不到快乐的理由，久而久之，他们开始向灵魂深处寻求安慰。阿Q是赤贫的农民，毫无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任何人都可以欺负他。阿Q为了吹嘘自己，或者就是事实，他说自己姓赵，却被赵老太爷打了耳光，地保还榨去他二百文酒钱。他连姓赵的权力都没有，可他又无力去反抗，只能用自欺欺人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痛苦：说是被儿子打了，以达到心灵的安慰，精神上的解脱，不自觉中走向了“精神胜利法”。辛亥革命又是中国社会很特殊的历史时期。农民除了承受以往农民都要承受的封建压迫之外，他们还要承受以往农民所没有面临的帝国主义的压迫。新旧思潮的冲击又使他们常常处于迷茫之中。因①《阿Q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典型问题》，载《文学评论》第3期5此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精神胜利法”为代表的阿Q精神就表现的尤为明显。阿Q精神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性，阿Q是那一特定时代下，中国农民的典型。阿Q的精神胜法不仅存在于农民身上，而且也存在于封建士大夫身上，甚至存在于封建统治者自己身上。精神胜利法已成为近代中国的一种社会思潮，封建统治阶级对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不断失败的处境，无法清醒地认识，不能正视现实、承认失败、奋发图强，为维持其统治，就产生了既以自欺，亦以欺人的精神胜利法。从农民自身而言，奴隶的地位和反抗失败的历史教训，也是产生精神胜利法的土壤。因此，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精神胜利法也来源于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封建思想对封建农民的影响。阿Q是个文盲，但他却知道“男女之大防”“男女授受不清”“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可见变了味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封建思想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封建统治者把一批批学者的思想进行扭曲之后进行宣扬，以达到“愚民”的目的，封建思想就要把人变为奴隶，让他们忠于朝庭，忘记反抗。中国的封建社会到宋以后更加成熟，程朱理学对孔孟思想又一次进行了大的歪曲。“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通过统治阶级的教育宣传，首先传给了士大夫阶层，然后又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甚至连目不识丁的农民也不放过。作者借阿Q这样一个没有受过正统教育的农民来表现封建文化对人们心灵的毒害，可见吃人的礼教和封建意识对中华民族的危害之深。以变了味的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思想到了清末已经走向了反动，加上统治者在帝国主义的入侵中长期处于失利的地位，久而久之，统治者变得麻木，进一步变得夜郎自大。这种思想也同样影响了包括农民在内的中国人的思想，这就是“精神胜利法”。林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