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的传说

阿拉伯的传说导语《圣经》和《古兰经》都记载了大洪水毁灭人类的故事，尽管细节上略有差别，但通过保留少数“义人”(或信奉上帝/真主之人)，这个故事就相对简化了人类演生的谱系。作者简介昝涛，青年历史学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讲师。世界上的每个民族都有关于自身起源的古老传说。通过口耳相传和典籍记载，这些传说构成和表达了丰富多彩的历史记忆，并进而塑造了历史。近代的民族主义就是仰赖这些虽无法考证但却被广泛接受的历史神话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阿拉伯人也是历史悠久的民族。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阿拉伯人起源的故事。随着现实中自然灾害的增多，大洪水毁灭人类和“挪亚方舟”的故事也不断地再次被人们所熟知。撇开末世与信仰的复杂问题不说，我们单讲故事后来的发展。《圣经》和《古兰经》都记载了大洪水毁灭人类的故事，尽管细节上略有差别，但通过保留少数“义人”(或信奉上帝/真主之人)，这个故事就相对简化了人类演生的谱系。也就是说，后代人类基本上都可以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挪亚及其三个儿子——闪米特、含米特和雅弗。根据宗教经典的故事脉络，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是亚伯拉罕(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称之为易卜拉欣)的后裔。今天的阿拉伯人就是把亚伯拉罕奉为本民族的始祖。《圣经》上说亚伯拉罕是闪米特的第九氏孙，也就是挪亚的第十氏孙。根据《圣经》记载的年代推算，亚伯拉罕是出于大洪水之后的第291年。无论是在《古兰经》还是在《圣经》当中，亚伯拉罕都享有崇高的威望，被奉为先知。因为得蒙神的眷顾，他的后代中出现了一系列先知。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很漂亮，但一直没能生育。撒拉于是劝说丈夫纳自己的使女哈泽尔(即《圣经》中的夏甲)为妾。之后，哈泽尔生下一子——易司马仪(即《圣经》中的以实玛利)。母以子为贵，生了儿子的哈泽尔就骄傲起来，并经常和撒拉吵架。亚伯拉罕为此很苦恼。在神的启示下，亚伯拉罕就把哈泽尔母子迁到了麦加河谷，而自己又回到巴勒斯坦与撒拉同住。回家后，伤心的亚伯拉罕再次向神求子。结果年老的撒拉竟真的生下一个儿子，这就是伊斯哈格(也就是《圣经》中的以撒)。伊斯哈格有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雅各继承了家业。雅各(即《古兰经》中的叶尔孤卜)后来改名为以色列，他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的后裔后来迁入埃及，直至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摆脱法老的统治。接着说说在麦加河谷的哈泽尔母子。根据《古兰经》的记载，麦加河谷本来是不毛之地，哈泽尔带着易司马仪初到麦加时曾奔走在萨法与麦尔卧两山之间寻找水源，神出于怜悯，在克尔白附近放出了清泉，后称渗渗泉。今天到麦加朝觐的穆斯林必须在克尔白附近的萨法与麦尔卧两座山之间疾行7次，疾行之后再饮渗渗泉水。这都是为了表达对古圣先贤的怀念和对神的感恩。在麦加周围游牧的主尔胡姆人得知有泉水出现后，纷纷赶来，以牲畜换得对渗渗泉的使用权。哈泽尔母子于是在麦加河谷安顿下来。易司马仪长大后娶了一个主尔胡姆族姑娘为妻，他们的后裔就发展成为今天的阿拉伯人。不过上面这个故事与《圣经》的记载有出入。根据《圣经》，以撒(《古兰经》中的伊斯哈格)的长子以扫是阿拉伯人的祖先，次子雅各是犹太人的祖先，而以实玛利(易司马仪)流亡埃及不知所终。但不管怎么说，根据宗教经典的记载，今天势同水火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起源上很近的。根据学者的考证，亚伯拉罕的确出生在两河流域的下游，他后来随父亲穿越沙漠西迁到“迦南”(今巴勒斯坦)。所以，实际情况或许是这样的：阿拉伯人可能是他们西迁过程中途径阿拉伯半岛时留下的一支后裔。《古兰经》中说亚伯拉罕反对偶像崇拜，受到其宗族的驱逐而不得不迁离故乡(这与后来先知穆罕默德的命运是类似的)，但《古兰经》并没有说到亚伯拉罕的迁徙路线。传说毕竟只能提供些微的线索，很难有确凿的论据去证明。从历史的角度看，“阿拉伯”这个词最早是出现在公元前9世纪，也就是公元前853亚述文献中最早出现的“阿拉伯人”。公元前530年的波斯楔形文字中出现了“阿拉比亚”。后来，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用“阿拉伯人”指称住在今天阿拉伯半岛上的人。“阿拉伯”在闪米特文(Semitic)中则是“沙漠或其居民”的意思。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阿拉伯”是指半岛上的游牧的贝杜因人(Bedouin)。他们生活与世隔绝，是血统、语言比较纯粹的“闪族人”代表。“贝杜因”的阿文意思是“荒漠中的游牧人”。中世纪至近代早期的欧洲人习惯称阿拉伯人为“萨拉森人”。古代阿拉伯半岛上的南北生活很不一样。南部是农业社会，城镇发达；绿洲中产谷物、椰枣；北部是一望无际的茫茫沙漠，生活条件很艰苦，社会发展也落后，以氏族部落为基本单位，属于始公社制；以养骆驼、养羊、狩猎、抢劫为生。其实，相互劫掠是部落兼关系的常态，以劫掠致富在当时被视为光荣而高贵的职业，这有诗为证：“我们以劫掠为职业/劫掠我们的敌人和邻居/倘若无人可供我们劫掠/我们就劫掠自己的兄弟。”这个在恶劣环境中多年默默无闻的阿拉伯民族注定要走上历史舞台，成就一番伟业。公元7世纪，通过创立伊斯兰教，穆罕默德以其雄才伟略初步完成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团结起来的阿拉伯人，旋即释放出多年沉寂生活中被延宕的激情与活力。对财富的追求在宗教的旗帜下也变成了对信仰的践行。在穆罕默德去世之后，阿拉伯人以摧枯拉朽之势对外展开了征服，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帝国，雄踞古代近东历史数百年。随着阿拉伯-穆斯林人民的对外征服与帝国的崛起，半岛之外也加速了伊斯兰化与阿拉伯化的进程。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有22个阿拉伯国家，约3亿阿拉伯人。1伊朗的骄傲与纠结2012年9月，我与来自***集团的一行5人，在伊朗做了为期十天的考察。作为一次短暂的文化之旅，可以说，此次伊朗之行收获颇丰。对于我个人所承担的伊朗国家文化个性研究课题来说，这也将提供丰富的感性知识。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哪一样都是缺不了的。我把伊朗的文化特征概括为纠结。显然，这是要给人一种直觉，甚至就是要彰显一种非常典型的中国式片面(且未必见得深刻)。这当然是一项很不规范的、非学术性的观察，毕竟，又有谁不纠结呢？但我还是宁愿以这种方式而不是任何别的方式来分享自己对伊朗的一些感悟，哪怕是错误的，但它首先是我的。在进入正文之前，我还想提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文化特征，而不是个性，到目前为止，我还不太敢讲伊朗的文化个性，因为这对于概括和凝练的要求更高。伊朗人的纠结首先是体现在人地关系上。所谓人地关系，我指的是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伊朗当然有非常丰富的油气自然资源，但在伊朗高原走上一遭，就会发现，它真正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并不多，大片的戈壁与沙漠在在说明这里严重地缺水。我们看到的几条著名的历史河流，也是最近这些年开始干涸了的。伊朗人口增加很快，但文明的故乡却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伊朗文化的纠结更多地是历史性的纠结。一般情况下，讲到文化，就不能不说历史。因为，历史并不全是(甚至主要不是)死去的东西，它是活的，就活在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中，所以说，历史一定是有延续性的，这种延续性主要也不是物质的，而更倾向于是精神性的，作为一种思想、潜意识或者文化心态存在于某一群人的内心深处。因此，文化源于历史亦归为历史。在德黑兰，我们请德黑兰大学的学者乌苏吉教授为我们讲述伊朗文化史。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讲伊朗的历史，不管是文化的还是政治的，通常划分为两个部分：伊斯兰之前和伊斯兰之后。历史是客观的存在，但关于历史的认知却总无法避免人为观念的影响。确实，伊朗的历史很明显地以伊斯兰教的到来为标志，前后呈现鲜明的差异，而伊斯兰作为一种文明又在之后极大地重塑了伊朗的文化，可以说，这种断代方式所体现的历史认知确实是符合伊朗历史自身的客观实在性的。但在伊朗短暂的停留却使我感觉到客观之外的内在的、更深层次的精神性张力。而这也同样是伊斯兰文明为伊朗所带来的。伊朗，古代又被称为波斯。说波斯文明源远流长，绝非民族主义的虚言。波斯文明与华夏文明发展与繁荣的程度是不相上下的。仅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在阿拉伯人于公元7世纪崛起于西亚之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在西亚－中东－地中海文明圈唯一玩得转的亚洲人，就是波斯人。而阿拉伯帝国的崛起部分地也是得益于波斯人与拜占廷人之间长期的帝国争雄。在伊斯兰之前，从居鲁士、大流士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9－公元前330年)到安息王朝(公元前250－公元223年)再到萨珊王朝(公元224－651年)，波斯帝国的历史不仅仅是源远流长而已，更重要的是它的文明成就影响深远，波及到中国、印度、中亚和西亚的广大区域，长期以来，波斯语在这些地区交汇之处是通用语言。在中东地区，有两个民族历来自视甚高、瞧不起其他民族，他们分别是犹太人和伊朗人。犹太人与中东的历史纠葛我们撇开不讲，在中东的伊斯兰文明大家庭里，只有伊朗人历来是文化上最为骄傲的民族。这一点至今犹然甚至是尤甚。显然，这跟伊朗人拥有悠久的波斯帝国历史以及繁盛的波斯文明有直接的关系。伊朗人的这种骄傲，在伊斯兰文明到来之前，是没有受到什么真正挑战的。但后来伊朗还是伊斯兰化了。今天提起它来，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伊朗人是穆斯林。甚至在很多外国人眼中，伊朗人与阿拉伯人没有什么分别。但伊朗人对别人的这种并无恶意的混淆是非常敏感的。在世界上首先指出并且不断强调伊朗人与阿拉伯人之重大不同的，就是伊朗人自己。这可能会首先被解读为伊朗式的骄傲、自尊与自信，如一位学者所言：伊朗人坚信，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是崇尚精神自由的，并拒绝像温顺的骡子一样任人驾驭。但在这里面，我看到的更多的是纠结。这个纠结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而言，它最终接受了异族人所带来的另一种文明。尽管从信仰的角度可以有一套神学的说辞，但历史并不都是由信仰来支配的，对于伊朗人来说，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现实至今一直绵延不绝。伊朗人的历史性纠结集中地体现为宗教方面，具体就是体现为对阿拉伯人入侵的这段历史的极度敏感。伊朗人经常说他们从来没有想变成阿拉伯人人或者拥抱阿拉伯文化，他们也没有寻求被置于任何的阿拉伯主宰之下！伊朗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伊朗人接受的是作为少数派的什叶派。伊朗人对此的解说是，伊朗人之所以接受了什叶派，是因为它首先在波斯人的土地上实现了本土化，这样一来就不能再视之为阿拉伯的舶来品。伊朗人这么说反映的恰恰就是一种文化的纠结心态。伊朗人的这种纠结集中地被附着在了一个叫菲尔多西的历史人物及其作品的身上。菲尔多西在公元1010年左右完成了著名的波斯史诗巨集《列王记》。这部史诗依据古波斯的故事编辑而成，记述的是从创世纪开始到被阿拉伯征服之前的波斯历史。《列王记》对伊朗人而言具有多重意义。它出现的背景是阿拉伯的征服，在阿拉伯文化横扫波斯时期，以波斯语书写的《列王记》更多地强调的是波斯的历史与文化认同，菲尔多西所效忠的萨曼王朝也曾致力于复兴波斯的文化传统。1921年之后的巴列维王朝时期，菲尔多西及其《列王记》倍受官方和民间的推崇，原因就是：致力于现代化的新王朝力图突破伊斯兰对伊朗人的束缚，通过彰显伊斯兰之前波斯文化的伟大与辉煌，倾向于世俗化的伊朗统治精英将自身的成就与古代波斯帝国的复兴联系了起来，而这个联系客观上使伊斯兰被边缘化了(尽管这实际上并不成功)。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之后，在宗教氛围日趋浓厚的情况下，菲尔多西热的回落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但在民间，菲尔多西所表征的伊斯兰之前的波斯文化认同依然盛行。无论如何，当代伊朗人的文化骄傲仍然主要地是建立在伊斯兰之前的波斯传统之上。从伊斯法罕到波斯波利斯再到设拉子，一路走来，我们这种感受非常明显。正是因此，在伊斯兰革命政权统治之下的伊朗人所感受到的纠结是更为深刻的。伊朗的纠结是一种精神性的纠结，它主要地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不同传统之间的纠结。伊斯兰之前的波斯传统与伊斯兰文明的纠结，伊斯兰传统与前伊斯兰传统之间在某种成都上构成竞争关系，但两者都已经内化于伊朗人的民族魂之中。伊斯兰化带来的是新的文明、新的世界观，它摧垮了伊朗本有的信仰体系，即琐罗亚斯德教，这是基督教诞生之前中东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在伊斯兰教之前，该教已经盛行千年，实际上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影响很大。伊斯兰化之后，琐罗亚斯德教徒最终成了残存的异端。简言之，伊斯兰化使之前的波斯传统弱化了。其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