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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文摘题目：二战史鉴：列强的国家战略日本篇（上）作者：王鼎杰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5年七月下，第4～9页在二战前的列强俱乐部中，日本是唯一一个非欧美、非白种人国家成员。同时，在二战前的东亚各国中，它又是第一个认清世界大势，并率先完成现代转型的国家。早在幕府末期、“黑船开关”之前，日本国内精英就已经开始有人设计新时代的国家扩张战略。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将上述战略国策化，形成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三大国策，明确了利益线和主权线相辅相成的地缘政策。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一战，日本实现了后发国家的奇迹崛起。但是，其国家战略运作却是建立在一个问题重重的制度之上，这个漏洞从未得到根本性修补，反而愈演愈烈，终于在二战中将日本引入灾难的深渊。近代国家战略的变与不变对欧美列强而言，二战是一战的延续。这种延续不仅体现在国际政治的结盟关系层面，也体现在军事变革的一脉相承上。但是，对日本而言，二战与一战却是一个巨大的断裂。日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分属不同的阵营，这一点与意大利非常相似。不同则在于，正如笔者在本系列《二战史鉴：列强的国家战略——意大利篇》中已指出的那样，意大利在一战前是德奥阵营的一员，开战后临机反水，加人协约国阵营。二战前意大利本想再次成为一个战略砝码，但判断错误，越陷越深，最终被迫沦为德国的附庸。正是这种追求成为战略砝码、待价而沽的策略，形成了意大利的战时行为与战前行为的巨大反差。日本则不然。一战前，日本是以日英同盟为外交支柱，因而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协约国阵营。二战前，日本以德日同盟为外交支柱，因而加入的是轴心国阵营。其战前规划和战时行动有高度的连贯性。如果我们将历史的尺度拉得更长一些，就会发现，明治维新以来，日英友好关系构成了日本外交的支柱，而日德同盟取代日英同盟，则是希特勒崛起后的突发性事件。不过，如果我们更深一层审视这个转变，就会发现这变的背后恰恰是不变。自明治维新以来，近代日本的外交核心始终是追随强者。这个策略是建立在如下认识的基础上：日本在本质上是一个资源匮乏、生产力滞后、社会结构落伍的后发国家。日本应本着“借力”原则奉行“搭车”战略，竭力成为全球强国的地区代理人，进而逐步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甲午战争，日本成功地扫除了地区内的竞争者——中国。日俄战争的胜利，则标志着日本对地区外竞争者的胜利。再加上一战中对德宣战带来的巨大收益，日本不仅成为远东第一强国，而且跻身世界五强之一，其海军力量更入围世界三甲之列，标志着日本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巨大胜利。但是，大英帝国在一战后步入了衰落期。德国虽然蒙受了一战的惨败，却在战后迅速实现了国家复兴。同时，美国竭力促成了日英同盟的终结。就此，日本军政界开始形成一种新的认识，大英帝国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在新的时代里，德国将称雄欧洲，甚至称霸世界。但是，德国归根结底是一个陆权国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德国很难像大英帝国那样迅速制霸七海，却很容易动摇欧洲列强的根基。既然如此，日本何不追随德国，充分利用德国崛起的机会，实现日本在亚太地区的进一步扩张呢？换言之，日本在二战中追随德国，本质上仍是传统“搭车”战略的延续，只不过日本对强弱的判断发生了变化。从结局上看，日本的赌注显而易见地押错了方向。但是，跳开倒看历史的后见之明，要说清日本在二战中的大战略失误，却并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