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思想变化

由《大公报》社论变化看辛亥革命对中国思想现代化的影响摘要：《大公报》是清朝末期及民国时期对中国北方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其作为“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英敛之.《大公报序》.大公报,1902年7月17日]的报纸，它像镜子一样反映了当时中国精英和普通民众的思想状态，其研究价值极其重要。故本文通过比较的研究方法，主要从研究其在辛亥革命前后关于政治论说的变化，来研究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民众关注重点的变化，进而研究辛亥革命对中国思想的影响，最终得出了辛亥革命导致人们思想更加求实、严谨、开放的结论。关键词：大公报辛亥革命思想变化历史背景：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清朝政府妄图通过自强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1895年）、维新运动（1895年－1898年）等大型改革，达到使大清帝国成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清政府废除军机处，发布内阁官制与任命总理、诸大臣。成员名单中过半数为清宗室（皇族）与满人，被讥嘲为“皇族内阁”。立宪派、舆论对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满，认为清政府实无诚意推行宪政，乃逐渐同情、倾向革命。清政府遂于是年（1912年）垮台，中华民国就此诞生。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革命党人曾经先后发动十次武装起义，屡次失败，而又能屡次重起，海外华侨的大量经济支援，实在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于海外华侨在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孙中山曾经用这样一句言语表达：华侨是革命之母。民国初年，“辛亥革命”多以“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报纸以及政府公文中均未见“辛亥革命”字样。从现有材料看，尽管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探讨得最多最力，他在早年也惯用“武昌起义”、“辛亥一役”等说法，“辛亥”与“革命”连在一起，还是民国成立多年以后的事情。辛亥革命（Revolution）作为民主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较早见诸记载的“辛亥革命”一词，出自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此书出版于1912年6月，收录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间的各报章事命的报道。同年，以“辛亥革命”为书名的，还有署名草莽余生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张绍曾为该书作序，指出草莽余生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间奔走南北议和，阅历广泛，“特就昔日所历之境，所与之役，与夫见闻……抄集成册。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1]其起止时间换算成公历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时限与《辛亥革命始末记》基本相合。上述两书所载事实，都发生于农历辛亥年，称之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大公报创刊号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其创办人是英敛之（同时也是辅仁大学倡议者之一，属清末保皇党）。英敛之在创刊号上发表《大公报序》，说明报纸取大公一名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英敛之，他本人是天主教徒，主张宗教救国，反感洋人的霸道。在他主持《大公报》十年间，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因地处天津租界，敢议论朝政。在辛亥革命前后，尤以讨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这样额敏感话题已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因此，我们可以透过该报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变化，可以体察辛亥革命对社会思想的影响一、清朝末年时期的社论主要思想从清朝末年大公报社评来看，虽然其社论向来以大胆敢说著称，虽然强烈反对帝国殖民行为，但是其政治思想也趋于保皇维新的立宪而反对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而新建政府的行为，甚至在革命发生时《大公报》也和清政府站在一起，这一点可以从《此次革命时期中国民之损失》看出。《大公报》创刊之初，英敛之就已经表达了对于清政府变法改革不彻底的失望。《大公报出版弁言》[英敛之.《大公报出版弁言》.大公报,1902年6月21日]中“盱衡时事者谓此次变法，虽曰力祛偏私，实事求是；其实仍是因循敷衍之故态，毫无精神于其间。恐泄泄沓沓，仍沿从前之陋习。”则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虽然如此，《大公报》的社论自始至终是极其支持君主立宪制。于冲突发生时，也反对“乱党”而寄希望于预备立宪。甚至在辛亥革命时，也在借“革军所伤之性命，所耗之军需，共见为国民之损失者，已不在少数”[《此次革命时期中国民之损失》.大公报,1911年12月16日]指责革命军破坏了社会秩序，使得近代化不能有序执行。《论归政之利》中，将中国发生种种灾难而政府不能妥善治理归咎为“皇上不复政为之也”，希望慈禧“颐养天年无忧无虑优游卒岁”以保障维新立宪的进行。《开民智法》[海外陈公民.《开民智法》.大公报,1902年8月6日]中甚至认为“且夫不有绝大之动力，不足以转绝大之机器；不有极烈之药石，不足以救垂死之病夫。”“除非设议院以申民权，兴社会以倡民智，更无善法矣。”——“有议院然后有民智。”这番言论俨然已将一切希望寄托于立宪，认为立议院是“绝大之动力”，认为国家早一日立宪就可以早一日自强，甚至颠倒了逻辑，认为通过立议院就可以开民智，有时尚且呼吁德育，而完全忽略了智育的必要，从中可以看出其对于立宪并无深入了解和思考，仅凭着近乎狂热的感情。《爱国心》[《爱国心》.大公报,1903年5月27日]中对中国人缺失爱国心的现象做出的解释为：“爱国心全出于自私自利”而全国人民“以国家为一人之私物，难责以人人真爱之”，也是同样寄托于立宪。认为立宪将使人们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自己可以影响国家，从而增强他们的爱国心。文中同样批评了中国“自古以来国家意旨以乖以官爵为施恩计司之”的官制，虽然认为所有的罪恶现象全出于目前的政治制度，但仍对“立宪”心存幻想。直到清政府的种种行为使人们意识到，所谓的“预备立宪”不过是《时局观》[《时局观》.大公报,1908年8月18日、19日]中“此次谕旨，非革新之诏而缓兵之书也。”进而对清政府大大失望：本来所要求的是开国会的年限，还不是开国会，政府就已经一拖再拖，而政策出来又如此令人失望，所以又说“日望立宪之能实行，是直梦呓也。”而从人们对袁世凯出卖百日维新的看法就可看出，人们对于改革的需要是多么迫切：《对于政府退袁宫保之确评》[《对于政府退袁宫保之确评》.大公报,1909年1月16日]中，就出现了如下的评论：“设非袁世凯变节于中途，则中国当为世界上之第一等国矣。”但是同时，人们对于袁世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做的努力又有肯定态度的。文中说，“于戊戌之际，袁之罪不容诛；而论袁世凯于近年之顷，则袁之功又不可没。”评价相国张之洞时，诟病他“为立宪时代之罪人”[《异哉某相国》.大公报,1909年7月19日]，也是因为他对于改革的阻挠。由此可见，清朝末年人们对于朝廷官员的评价主要根据其对于立宪、新政的贡献，也能看出民主立宪的思想在人们心中不断地深入起来。二、民国时期的社论主要思想（一）辛亥革命进行中，大公报为避免一家之言，于11月20日，刊登《征文小启》，以征文的形式，彰显大公报所代表的的民众之音。根据统计，支持君主立宪的大多数人认为，（1）国情决定要君主立宪；（2）人民智力文化教育程度，不足以参与国家事务讨论；（3）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冲突中，只有君主立宪才可平天下；（4）民主立宪会引起民族分裂。另外，也发表了支持民主立宪和对此不置可否的少数文章。客观上，中华民国成立后的一年中，各地军阀宣布独立，此起彼伏，割据和激烈的内部混乱已经形成，袁世凯和段祺瑞等人身居中央政府却对此无能为力。（二）大公报由之前讨论“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转为讨论“民主”“共和”“民生”三、两时期的主要思想比较大公报在辛亥革命之前，反对革命，反对民主立宪，坚持强调君主立宪符合国情。待到辛亥革命逼迫满清贵族交出政权，大公报相继刊登讥讽嘲弄等酸溜溜的文章。（1）从政治上来看,有外在与内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鸦片战争使国门大开、西方工业文明的传入对社会生活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主动地融入世界,引起了社会生活的极大变化.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内部新兴进步力量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努力.中国近现代史上三次历史性巨变对社会生活的变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旧的风俗习惯受到极大的冲击,人们的精神生活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社会丑恶现象被取缔,呈现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活特色；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衣食住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小.地主阶级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发起了为期30多年的洋务运动，试图学习西方，求强求富，但是甲午一战的迅速败北，宣告了这项运动的破产，随后，资产阶级维新派粉墨登场，企图学习西方、变法维新，怎奈这种探索在中国历史上仅仅是昙花一现，过早夭亡。现代化思想的传播与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建立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封建传统思想丧失了主流话语权，半殖民地半封建不仅意味着政治上丧失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而且包括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同时也体现在文化方面的西学东渐。工业文明所形成的巨大的生产力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价值观念形成了浩浩荡荡的、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对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中国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以及价值观念带来了巨大的解构力，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则不遗余力推动了这种潮流，孙中山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代表的三民主义，初步勾画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成为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在孙中山走向革命的过程中，有一批初步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先进分子，他们也开始宣传革命思想，殊途同归，投身革命，他们率先否定封建传统观念、摒弃封建式的生活方式，宣传资产阶级新的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形成了20世纪初期破旧立新的时代潮流。正是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实践，汇聚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古老的中华大地诞生，尽管这个政权尚不完善且为时短暂，但是它从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思想观念等方面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个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孙中山终身致力于缔造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在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坚持了资本主义的政权性质，因为当时的世界上，资本主义就代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就代表了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方向。（2）从生产力角度来看,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新的发明创造不断涌现,火车、电灯、有线无线电报、电话、电影、轮船、打字机以及现在高科技领域的许多成果等,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帮助；石油的发现和汽车、火车、轮船的普及则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发展,扩大了人们活动的范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重视科技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后制定了三个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如第三个远景规划拟在生物工程、空间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等几个最主要的高技术领域有所突破,这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3）从思想启蒙和思想革命角度来看,欧洲的启蒙运动,中国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都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对人们思想观念、衣食住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之,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变化,是工业文明对我国全方位的冲击造成的,实质上体现了西方生活方式、民主自由精神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人自己追求自由、民主、富裕的结果,从而引起了中国社会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在辛亥革命前，《大公报》几乎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和平民主改革，反对一切有关暴力的主张。对一切人物的评价来源仅凭其对于改革的贡献，显出了其对于人的片面性，也显现出了整个社会对于改革认识的片面性。然而其有关立宪的认识又过于空洞，并没有认识到立宪的根基所在，以及立宪的根本作用。这一点在之后产生了很大变化。辛亥革命之后，《大公报》不再仅仅关注表层的政治制度，而是深入到了了具体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