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外交

一．张謇影响—教育，企业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向官府寻求援助。[20]19世纪末近代经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中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与江苏连云港沈云霈、赣榆许鼎霖并称苏北三大实业家。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并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刘坤一赞成，而藩司吴、巡道徐、盐道胡阻挠。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同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为中国外交培养大量人才。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走上实业教育救国之路，他曾是立宪派主要生力军。他生前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举办了不少工厂企业和教育文化事业。他的“实业救国”虽不能挽救旧中国危亡，但却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为前清状元和帝党成员，张謇在武昌起义刚刚打响的时候曾经找到当时的江苏总督，希望把革命镇压下去。这时他并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代价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业家，尤其是棉纺织业的立场——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市场和社会的稳定。市场是他们的命根子，这时候，张謇对于国家的关心已经从效忠君王转移到对市场稳定的维护上来了。但很快社会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革命成为一种时尚。张謇是个有着清醒头脑的人，一旦看到趋势无法逆转，他务实的一面就出来了。他务实的态度就是：顺应共和，但并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尽早结束动荡，维护市场稳定。他务实的政治选择就是：第一，和孙中山见面，应孙之邀担任民国内阁实业总长；第二，选择支持拥有军权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他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会面，对于孙中山，张謇的评价是四个字：不知崖畔。“崖”即“边际”。这话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他觉得孙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以为一革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实际的情况是，当时政令都不能出南京，军饷都发不出来。”张謇是一个务实之人，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认为孙中山很难收拾局面，政府虽然成立了，但是很难长久维持。“这种情况下，他更愿意和实力派的现实人物袁世凯合作。于是张謇离开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凯的阵营。袁世凯将宣统帝逼下帝位时所颁发的《清帝逊位诏书》就是张謇草拟的。孙中山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国内政治似乎出现了升平景象，工商业开始复苏。来自百度百科另，张謇在辛亥革命时期带领中国实业占领大量国内市场，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产品的垄断现象，对于中国外交的话语权也起到了加强作用。(自己写的)二．张之洞—教育，汉阳造张之洞兴办新学，培育人才，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分子。有相当一部分后来成为中国的外交人才。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1909年10月4日)，病中的张之洞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哀叹“国运尽矣”，遂撒手人寰，驾鹤归仙。“近日，同盟会在东京集会，该会协理黄兴在会上笑道：‘他要给他的老师前两湖书院名誉院长湖广总督张之洞，铸造一枚百吨黄金的大勋章，以奖励其为革命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第一，张用官费资送3000名湖广留日生，此中半数成为革命党骨干；第二，张建造的汉阳枪炮厂为革命党准备充足的武器，革命党将接过他的汉阳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1889年12月17日，张之洞抵达武昌。第二天，正式接过了湖广总督的大印。为了“图自强，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在他主政的18年间，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使湖北经历了一次近代化的崛起。张之洞在湖北苦心经营近二十年，诚可谓“之洞一身之存亡，系清廷之安危”，主观上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地位，但客观上却为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做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准备，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外交事业培养大量人才。孙中山在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视察武汉时，则诙谐地戏称张之洞是位“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清廷史官恽毓鼎认为，清朝自导灭亡的原因有三：一是派东洋留学生，二是编练新军，三是推行立宪，而其“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张之洞兴办新学，培育人才，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分子。他先后开办了两湖书院、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一批新式学堂，到1902年，湖北共有各式学堂200所。他还多次派出留学生赴外国学习，据光绪三十三年的统计，留日学生全国各省，其中大多成为我国外交栋梁。来源论文《浅析张之洞》三．华侨—人力，财力（对辛亥革命）华侨的人力与财力在人力方面，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华侨为构成的主体。在辛亥前的大大小小十几次起义中，海外华侨是重要力量，或亲临战火、冲锋陷阵，或奔走呼号、募资筹款，或联络运作、购备军火。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殉难，其中就有华侨31人，分别来自新加坡、马来亚、越南、印尼等国家和地区，其中68人属洪门成员。黄花岗起义以前，在海外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时，同盟会高层均不甚振作，以为形势并非有利，又是孙中山先生承诺起义必然获得华侨的钱财物的支持，这才使得大家打起精神。黄花岗起义同盟会损失巨大，大批青年精英毙命，赵声一病不起，黄兴情绪沮丧。孙中山再赴旧金山，并建议全体同盟会会员加入致公堂，“以成大群，合大力，而图光复之大业”，此一举措，对于毁伤严重的同盟会不啻一剂强心针，对辛亥革命的组织与发动起到积极作用。美洲致公堂为革命而筹款贡献最大，尤以武昌首义前两年国内起义经费几乎均由其所筹集。起先，同盟会美洲支部和致公堂总部均在旧金山，后来同盟会全体加入致公堂，两者合为一体，也有筹集资金的考虑在内。1911年夏季，美洲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作国民救济局）成立于旧金山，专事筹备军饷，颁布《洪门筹饷局缘起章程》和《革命军筹饷约章》文件申述革命宗旨，厘定组织机构、捐款措施以及奖励细则等，在适当范围传播。虽说同盟会集体加入致公堂，但实际情形则是平衡的关系，或谓一体两面。1910年以后，中山先生感到美洲筹集款项的零散和一定的困难，遂打算在旧金山建立“一完善机关”，则以同盟会牵头。后来，在美国一些城市成立同盟会分会的基础上，以旧金山同盟会为美洲同盟会总会，直接管辖美洲各地分会，各埠华侨陆续加盟者为数甚巨。在此之前，美国华侨的捐款尚不及加拿大华侨的经济支持。洪门筹饷局的成立，短短5个月，即募集到15万美金的巨资，其后不到1年时间，仅美国筹饷局就筹得美金40余万元，成为革命经费的主要来源。美洲华侨捐助的大量经费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具有特殊意义，它是辛亥革命得以畅行的重要物质条件。孙中山在海外筹饷，国内第一线的电报往往陆续飞至，譬如，1911年8月黄兴致电美洲少年学社、孙中山和致公堂，称：“弟此行以粤事非先破坏，急难下手……今遵谕先组织四队，按次进行，惟设机关及养恤费甚巨。兹李准虽伤，须再接再厉。恳助万五千元。”（《黄兴年谱长编》197页，中华书局）当然，除了中山先生以外，他的各位得力助手，也在海外各地华侨中筹款，成绩斐然。如1911年3月19日，黄兴、赵声、胡汉民联名复函冯自由，感谢他筹到巨款“自前次收到域多利致公堂款三万之后……昨午得来电，知温哥华又汇到一万元，以加拿大一隅，而筹得如许巨款，感佩何似！”（《黄兴年谱长编》179页，中华书局）。接着又写信给他嘱咐说“兄可力任筹饷事，为源源之接济……”同盟会高层在美国华侨中畅行无阻的活动得益于美国制度的优越，先是孙中山到美曾受到移民局的阻碍，但司法部门的干预否定了行政当局的意见，得以在美公开活动，自由发表演说，且得到新闻界的大力支持，而且美国人也来加入致公堂，为了更为正当行事，洪门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美洲同盟会对外称少年学社。南洋华侨慷慨解囊1908年孙中山又到了曼谷华侨集中的地方。其中，旅居泰国的知名侨领、实业家郑智勇先生，得到孙先生的亲临造访，慷慨捐助巨款，一时传为美谈。武昌起义成功，翌年民国成立，郑智勇在曼谷闻悉喜讯，雀跃欣庆，毅然献出银元５万，并派其五公子郑法才带一对大象牙到南京，祝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尔后，他又慷慨解囊，捐赠广东都督一百万暹币。旅居越南的潮籍华侨名人谢松楠，则在兴中会时代已经投身秘密革命，同盟会成立后，任当地筹饷局长。旅越华侨中也有秘密组织，早在1905年，孙中山前往越南运作宣传时，三合会首领黄景南等人当场捐款一万二千元，后来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写道：“同盟会成立以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矣。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应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其出资勇而挚者，安南堤岸之黄景南也。”在马来西亚，一批潮籍实业家、爱国人士，纷纷参加同盟会，倾尽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将生死得失置之度外，全身心贡献于祖国的革命事业。在新加坡，侨领张永福是孙中山的挚友，也是同盟会的大力资助者。他不算特别富有，然而但凡需要钱物的支持，他都毫不犹豫地竭力支持。1903年，上海发生《苏报》案。张永福为着营救狱中的章太炎、邹容，到处疏通关系，打电报给英驻上海领事，翻印邹容的著作两万册，向清朝总理衙门及翰林院投寄，且让人带回内地秘密散发。另有创办报纸和保皇派作舆论之战。1905年孙中山到新加坡宣扬革命，张永福将留给老母亲颐养晚年的晚晴园别墅腾出来，作为革命基地，后来即成为南洋革命总机关的所在地，此后孙中山及其助手来往南洋更为便利。同时，张永福加大力度筹集资金，联络志士，居间运作，使得潮、闽会党如许雪秋、陈芸生、萧竹漪等顺利赴新晋见中山先生，获得当面指示。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失利，各位避难的志士逃到新加坡，就住在晚晴园，对于被逮捕的志士，孙中山指示竭力营救，新加坡华侨从中运作，花费白银达九千五百两，终使营救成功。而在此以前，张永福在华侨界募捐，仅为该起义即募得资金七万多元。还有新加坡侨领林文庆博士，对于文字学、文学、儒家经典均有极高造诣。曾任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卫生司司长和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大学校长，在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影响巨大。林先生始终心系故国，支持中国的维新变法并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戊戌变法失败后，落魄潦倒的康有为前来新加坡避难，受到林先生的热情关怀。同盟会成立的次年，林先生即投身其中，不遗余力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华侨革命精神一以贯之华侨对于辛亥革命的后续阶段，依然是葆有饱满的热情。当民国建立后，袁世凯北洋集团篡夺共和果实，刺杀辛亥元勋宋教仁，种种倒行逆施激起华侨的极大义愤，遂纷起加入孙中山先生的中华革命党，打击袁世凯。袁世凯运作复辟称帝期间，各地华侨党人情绪愤激，纷纷表示愿意回国讨贼。革命党见人心可用，就有意组织华侨讨袁军回国。中华革命党向东京总部请示报告。东京旋复电，着先行组织训练，相机返国。身在加拿大的革命党人即召集会议，议决组织军事社进行训练。军事总社设在该国中部的问顿城，由胡汉贤任总社长，马超凡任副社长。1915年秋，袁世凯在国内用筹安会“劝进”为皇帝，军事社社员纷纷要求回国参加讨袁。总社据情电告中山先生，孙先生复电令速编战斗队，候命回国。社员们多枕戈待旦，或参加决死队，或参加敢死队。随后，经众议，以“中华革命党讨袁军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命名，报请党本部同意。一时报名参加者达五百多人。甚至到了抗战初期，大量华侨机工从南洋回国，以其知识、技术、才干，以其汗血精神，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之中，为祖国的民族独立，作出巨大贡献，也可视为辛亥革命的精神传承。来源：论文《华侨与辛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