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地区近代化进程中的中西文化交流 ——基督宗教的传入与塞北历史纵横谈

1“边疆地区近代化进程中的中西文化交流——基督宗教的传入与塞北历史纵横谈”学术讲座与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化也叫现代化，它们源于同一单词“modernization”，以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为主要标志。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步入长期而艰难的近代化进程。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内地迈出了经济近代化的第一步，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近代化也从生产技术领域逐渐渗透到思想文化领域，促成传统社会开始转型。然而广大边疆地区的近代化却姗姗来迟，未能与洋务运动同步而起。1894的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内地掀起了“实业救国”的浪潮，以工业化为主体的经济近代化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这时的边疆地区特别是塞北蒙古高原仍是“田园”“牧歌”，所谓“工业化”依旧遥不可及。不过，被蒙古人称之为“西来的喇嘛”的西方传教士们悄然来到塞北，他们在“宣教”的同时，将西方文化与先进科学技术带入塞北，也为塞北多民族、多元文化信息反馈于西方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渠道。有鉴于此，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与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共同筹划了“边疆地区近代化进程中的中西文化交流——基督宗教的传入与塞北历史纵横谈”系列学术活动。该活动由学术讲座、学术研讨会、访问学者计划和档案文献出版等四个部分组成。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工作，“边疆地区近代化进程中的中西文化交流——基督宗教的传入与塞北历史纵横谈”学术讲座和研讨会于2009年5月27日至31日间在内蒙古大学举行。来自北京、香港、南京、上海、广州、山东、河南、福州、武汉、四川、兰州、青海、新疆、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以及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专家学者和在读研究生等三十余人参加。2009年5月27日上午系列学术活动在内蒙古大学学术会议中心8号会议室隆重开幕。参加开幕式的有内蒙古大学副校长王万义教授、内蒙古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王建华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美国旧金山大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所长吴小新博士、伦敦大学RolfGerhardTiedemann（狄德满）教授、香港中文大学PatrickTaveirne（谭永亮）博士、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张先清副教授、内蒙古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张志忠教授、内蒙古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赵勇、所有与会代表以及内蒙古大学部分本科生和研究生。开幕式由内蒙古大学校长助理、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齐木德道尔吉教授主持。内蒙古大学副校长王万义教授致欢迎词。开幕式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所发表题为“全球化与多民族社会传统宗教文化所面临的诸问题”的精彩演讲，拉开了学术活动之序幕。在此后的四天（27日——30日）时间里进行了三场专题学术讲座和八组学术研讨会。一、学术讲座内容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卓新平教授在其题为“全球化与多民族社会传统宗教文化所面临的诸问题”的讲演中，从世界文明与宗教的“文化圈”理论、亚洲宗教生成的三大“板块”及其对全球宗教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宗教与民族之文化交织所引发的国际焦点问题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全球化”对多民族社会传统宗教、文化所带来的挑战和令人深思诸多问题。他认为：“全球化”以其“普世化”、“国际化”和“跨文化”而向世界各地多民族社会的“本土化”、“民族化”和“处2境化”提出了全面挑战。现代科技带来的交通便捷、信息同步也打破了以往传统宗教、文化相对封闭、隔绝之态。这样，世界性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大潮在“全球”性的涌动、渗透中几乎可以真正“遍及人间”，不留任何死角。而以往各民族、各地域之间交往因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而形成的社会、民族、文化、宗教之“内涵式”发展则很难继续畅通，很有可能因受外界的强大影响而出现“外延式”发展之转型。最后他指出：这种情况下的“边疆”与“核心”也可能是交替的、换位的；“全球化”已消解了“边疆”与“核心”的绝对划分，其民族宗教的交织影响也已是多层面、全方位的。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谭永亮博士作了《欧亚文化在塞外的相遇：以晚清民国时期的内蒙古为例》的专题讲座。谭博士在论文集《20世纪的蒙古：被困于内陆的世界主义者》和其他多篇论著的基础上，主要对于晚清至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基督宗教传播、传教士活动与中西文化交流史做了宏观的叙述。讲座信息宏富，视野开阔。很显然，谭博士在其专著《汉蒙相遇与传教士的事业：司各特会士的鄂尔多斯的历史，1874－1911》出版以后，依旧跟踪东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动态，一直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所以其演讲包含了大量新的学术前沿信息。演讲具体内容分为“最初的相遇”、“古伯察和秦神父的旅行”、“多国奥德赛：西方探险家、科学家和蒙古学家”、“新教传教士”、“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城川的蒙古族天主教社区”、“内蒙古的教案”、“传教士的威力和地方教会”、“田清波神父和文化缠结”和“文化相遇、族群性和差会”等十个部分，几乎覆盖了晚清至民国时期围绕基督宗教展开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史及其研究的所有方面。演讲主要以来自欧美国家的基督宗教传教士为线索进行叙述，在叙述中谈到修会和差会在边疆地区近代化过程扮演的正面作用，同时也注意到了他们的局限和内部的差异。伦敦大学狄德满教授作了题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范例、方法、趋势与展望》的专题演讲。狄德满教授指出，在19世纪前，中国文化通过在华耶稣会士，不断地被介绍到西方，当时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文化普遍持赞许甚至于崇拜的态度。到19世纪，受工业革命影响，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由热变冷，而马嘎尔尼、阿美士德使华的相继失败更体现出中西对对方的无知；稍后，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构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他们在华开展的医疗、教育、出版等活动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和实践。总体而言，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西方人表现得比较主动。西方学者的著作主要围绕“早期中国社会是否静止不变”、“中、欧社会之间的异同”、“中国是否孤立于世界之外”、“儒家是否为中国现代化的阻力”、“早期世界的中心是中国还是欧洲”等问题进行了争论。二十年前的著作大多以欧洲为中心，认为世界现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欧洲人的历史；最近二十年的著作以中国为中心，认为西方只不过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因素，这以王国斌、彭慕兰为代表的加州学派最具代表性。东方主义、后殖民理论等新理论对解读历史有其深刻的一面，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厦门大学张先清博士作了题为《“边疆”何在？——近代中国边疆基督教史研究的新视角》的专题讲座。张博士首先扼要回顾和分析了近三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在近代中国边疆基督教史方面的研究状况。在此基础上，针对研究视角的扩大及文献资料的开发与解读问题提出了一些新思考。他强调，为推进本领域的研究进展，十分有必要在近代中国边疆基督教史研究中引入微观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其优点是既可以避免中国中心观主导下忽略教会（传教士）作用的不足，又不会流于地方史研究中的边缘化、碎片化，而是强调在研究过程中将教会（传教3士和教徒）、地方社会和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有机地联系起来，加以深度的文化解释。此外，还应力求将边疆基督宗教历史资料放置于其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下加以阅读，在历史资料堆中进行“田野”工作。总之，学界应该走出将边疆研究完全视为“内地”对立面的误区。所谓的“边疆”，并非简单的地理学意义上的“边缘”概念，而是具有文化含义的边疆。这种边疆更像是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相遇借以发生的互动地带（Interactionzones）。边疆基督教史不应是中国边疆史和中国基督教史的简单交集，而更应该是从民族历史学（Ethnohistory）角度出发的超越边疆的边界研究（borderstudy）。二、学术研讨会内容简介除了四位资深学者的专题讲座，这次学术活动安排了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21名学者在大会上作学术报告，供大家交流和探讨。这些报告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基督宗教的传入与内蒙古地区社会变迁研究。这是与会学者议论颇多且比较集中探讨的研究领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宝贵贞作了题为《遣使会与塞外三个传教中心的形成》的报告，指出遣使会（CongregationoftheMission，C.M.）于1785至1865年间负责江浙、直隶、蒙古等地教务，在中国传教达80年之久，它上承耶稣会，下启圣母圣心会，为基督教在塞外拓展贡献卓著。该报告主要以清代天主教传教中心转移为背景，探讨遣使会与内蒙古三大教区的形成历史，为进一步研究天主教在塞外传播及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内蒙古大学教授苏德毕力格在其题为《天主教与清朝禁垦牧地政策的废弛》的报告中，以有关“教会置产”的条约规定作为主要线索，探讨了天主教的传入对清朝固有的禁止开垦蒙古牧地制度和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作者指出，禁止内地汉民随意进入蒙地开垦牧地是清朝的一项基本制度，直到19世纪中叶，这一制度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内地汉民和蒙古人私行开垦牧地。19世纪中叶以后，移居蒙古地区的内地汉民人数大增，伴随着源源不断的移民潮，一个新的势力——西洋天主教也来到蒙地并迅速传播开来，促使清朝传统禁垦牧地政策的废弛，进而对蒙旗社会变革起了重要的作用。芝加哥大学博士研究生王怡所作的《土地、边界和基督宗教：晚清时期天主教传教士在鄂尔多斯的活动》的报告，对于圣母圣心会（C.I.C.M.）在鄂尔多斯和河套地区的活动及其所带来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指出，教会租买蒙旗土地、组织移民开垦以吸引汉民入教等，在地广人稀的边外鄂尔多斯和河套地区取得显著效果。可以说，教会的存在成为加速汉人向蒙古边外移民，促使蒙古社会剧变的催化剂。并以鄂尔多斯和河套为例，剖析内蒙古地区在面临由传统向近代社会转型时的特殊性以及天主教会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而探讨了晚清以来西方宗教文明和汉族农耕文明结合下的近代化进程给边疆社会秩序以及蒙古游牧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福州大学人文学院张彧博士在其题为《七苏木购地案始末》的报告中指出，在传教过程中，传教士逐渐认识到土地对于传教活动有很大促进作用，遂开始在内蒙古地区大量租赁、购买土地，以信教就可以租种教会土地为条件吸引贫苦农民入教。教会人士和一些史学工作者都对晚清时期圣母圣心会获得土地的活动作过简单的介绍，但大都言之不详。张博士以《教务教案档》作为基本史料，结合其他相关资料，详细梳理和深入探究了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地区较为典型的购地活动——七苏木购地案，为人们进一步认识该修会在内蒙古地区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的启示。北京联合大学佟洵教授所作的题为《也里可温在蒙元帝国的再次传入以及消亡原因初探》的报告指出，景4教、天主教、东正教虽然在蒙元帝国统治时期在中国得以传播，但是却没有在中国取得长足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基督教对元朝统治者的过于依存，是它随着元朝的灭亡而消亡的主要原因。在元代，基督宗教始终未能走出蒙古人与色目人的圈子而深入到民众，植根于中国百姓之中。其次，其教理、教义、礼节仪式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距较大，自始至终未能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其三，基督教本身被蒙上了一种外来征服者的色彩，所以广大汉族民众对基督教始终存有戒心，心生疑虑，甚至有敌对情绪。其四，在罗马教廷与元朝皇帝之间的关系中，传教士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暨南大学吴青博士在其题为《晚清时期圣母圣心会在华传教策略浅析——以该会在内蒙古地区的社会事业为中心》的报告中指出，晚清以来，圣母圣心会在西北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等社会事业，对于西北近代化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贡献。有鉴于此，作者以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地区的社会事业为中心，对该会的传教策略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天主教传播与近代中国西北社会的关系。内蒙古大学硕士研究生梅荣在其题为《庚子年伊克昭盟达拉特旗教案新探》的报告中指出，庚子年在达拉特旗所发生的重大教案，与达拉特旗同教会之间形成的长期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主要利用清代蒙古文档案资料以及其他相关史料，对天主教在达拉特旗的传教情况、庚子年前教会与达拉特旗衙门及民众之间的矛盾、冲突，达拉特旗庚子年教案的起因，经过及其结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和分析。此外，呼伦贝尔学院的松迪教授作了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