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现状的调查与思考———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边境地区朝鲜族村为中心摘要：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不仅关系到民族地区的小康社会建设,而且也关系到我国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转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民族地区农村文化建设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如何加强民族地区农村文化建设,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已成为一个紧迫的时代课题。关键词：民族地区；农村文化；问题；对策农村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实现观念转变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不仅关系到民族地区的小康社会建设,而且也关系到我国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地处祖国的东北边陲,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各级政府在狠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始终对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农村文化建设常抓不懈,利用各种载体积极开展农村文化创建活动。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延边农村文化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存在的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果不正视这些问题,势必会对农村小康社会建设以及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切实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成为一个紧迫的时代课题。一、延边农村地区文化建设现状及问题1.延边边境朝鲜族村基本情况延边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东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毗邻,南隔图们江与朝鲜咸镜北道、两江道相望,边境线长达763.75公里,其中,中朝边境线522.5公里,中俄边境线241.25公里。有5个边境县市、17个边境乡镇、187个边境村。其中,朝鲜族人口占70%以上的村有99个(以下简称朝鲜族村),占边境村总数的52.9%。边境朝鲜族村地处偏远,分布在图们江沿岸的山区和半山区,地形地貌复杂,气候条件差异大,交通不便。据统计,99个边境朝鲜族村总面积为1142.27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为20099公顷；农户总数19382户,人口58942人,人均收入2692元。新中国成立以来,边境的朝鲜族人民同兄弟民族携手奋斗,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促进了边境乡村经济社会事业的不断发展。首先,农村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科学技术的普及,边境乡镇朝鲜族村屯的农村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2004年,在粮食种植面积比1992年减少9.3%的情况下,总产仍然达到6.9万吨,比1992年增产1.3%。朝鲜族村历来以农作物(水稻、黄豆、玉米)种植为主的种植业结构有了一定的调整。经济作物面积达3448公顷,比1992年增加69.7%,大牲畜达20330头,比1992年增加1.2%；牧业收入达1870万元,比1992年增加85.5%。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加大,以劳务输出为中心的劳动力转移加快,第三产业的比重有了较大的增加。2005年,边境17个乡镇离土离乡劳务人员有9135人,占劳动力总数的15.9%；劳务收入达11945.8万元,占当年农民总收入的34.6%,相当于边境总收入的1/3。其次,农村基础设施有了一定改善。2004年,17个边境乡镇的固定资产总额比2000年增加40%,现有边境公路49条,总长1706.79公里,占吉林省边境(防)公路总里程的83.3%,境内有陆路口岸与铁路口岸10处；边境公路和乡村公路建设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居民生活条件也有了明显的改善,砖瓦房总数为12493栋,比1992年增加34.4%,危房比1992年减少34.4%,饮水困难户比1992年减少45.2%。再次,文教卫生等社会事业有了进步。边境乡镇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0%,基本实现了“普九”；科技在边境乡镇逐步得到推广,科技网络初步形成。乡镇均设有文化站,大部分村屯有文化室,文化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乡村卫生机构比较健全,100%的乡镇设有卫生所,50%的村屯设有村办合作医疗站,从业人员有248人。2.延边农村地区文化建设现状及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各级政府在狠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始终对精神文明特别是农村文化建设高度重视,使农村文化建设出现了新的景象。首先,以县区文化站为龙头,以乡镇文化站为枢纽,以村文化室为依托的文化网络已经基本形成。文化基础设施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阵地,也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除了17个边境乡镇的文化站以外,各村也普遍设有文化室。据统计,在99个朝鲜族村中,图书室和文化室有106个,比1992年增加48个,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阵地。以文化室为依托,一些经济发达的村屯配有录像厅、练歌厅等文化娱乐设施和乒乓球室、门球场等体育活动设施。随着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文化消费在生活开支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加,一些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乡镇文化市场有了一定的发展。其次,现代媒体的普及,使农村文化生活品位提高。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群众对文化消费需求逐渐增加,广播电视、报纸期刊等现代大众传媒已经直接面向农村千家万户,成为农村群众享受现代文化生活的主渠道,呈现出与时俱进的发展趋势。据对边境地区99个朝鲜族村庄的调查,近几年,农村住户的电视普及率达91.2%,比1992年增加47.9个百分点；已通电话户的比重达70.9%,比1992年增加49.5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促进了群众文化层次和享受品位的提升,推动了基层文化活动整体水平的提高。在那些没有影剧院、图书室等文化设施的偏远地区,电视的普及等于把影剧院、图书室搬进了家庭,成为完全可以涵盖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不仅给那些信息闭塞的村民传播了知识文化,而且有力地改变了农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大大加快了农村和农业现代化。再次,文化下乡上下联动,呈现出农村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文化“三下乡”、“四进家”是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反复提倡的系列文化活动。州及各县市文化部门及文化团体每年都将送文化下乡作为重要工作,上下联动,使各地的文化下乡活动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仅2005年一年,州歌舞团、朝鲜族艺术团及各县市文化团体在图们江上游共举办了3次汇演,深受当地农民群众的喜爱。各县市为克服经费困难,还摸索出一些值得推广的经验作法,如延边州的边境地区农村多属贫困山区,农民群众渴望文化生活,但又有接待中遇到的住宿、场景布置、生活安排等实际困难。为克服这些矛盾和困难,各文化团体采取了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炕上演出的办法,既宣传了党的各项政策、法规,丰富了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又拉近了与农民群众的距离,使“炕上文化”成为文化下乡的重要渠道。一些单位和部门以结对子的方式定期搞送科技和送医送药活动,传递科技信息,为农民排忧解难。尽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延边边境朝鲜族村的文化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文化建设的理念、设施、内容、队伍等方面有了新的变化,但总体上来看,发展速度仍然缓慢,与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不相适应；其滞后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整体状况也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具体而言,边境农村地区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文化投入严重不足。首先,经费投入不足。尽管近几年边境朝鲜族村经济状况有了好转,但仍存在农业结构单一,过分依赖劳务经济,村民经济收入普遍低等问题。因此,能够投入到乡村文化建设的资金非常有限,不少地方文化事业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多年徘徊在1%以下,如果扣除项目建设和政策性增资因素,有些地方的文化事业经费甚至处于负增长。在许多地方,农村文化单位业务经费难以得到充分保证,多数图书室、文化室常年得不到购书费和设施费,形同虚设。其次,人力投资不足。文化站的专职文化工作者太少,有的文化站甚至不能保证有一名专职文化工作干部,村级文化室几乎谈不上专职文化工作人员。农村文化单位未设准入门槛,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不规范,不少人是村长、妇女主任和其它人员兼管。二是农村基层文化资源严重匮乏,农民文化生活单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生活“四个多样化”日益明显,农民的思想趋向多元化和复杂化。与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相比,农民文化生活提高不快。主要表现为:(1)文化生活消费偏低。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多数农户几乎没有文化消费概念,除购置家庭生活必需的家电之外,其它订报订刊、购书、参加学习班等方面的消费近于零。(2)农村文化活动内容和形式缺乏创新,仍停留在逢年过节时一以贯之的唱唱歌、跳跳舞等老一套的模式,有些地区连这些简单的文化活动也难以坚持,劳作之余农民的消遣活动大多集中在走亲访友、串门、闲聊、看电视、看录像、聚众喝酒,甚至赌博打牌和从事封建迷信活动。边境朝鲜族村所具有的独到文化资源优势尚未得到充分挖掘。(3)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十分严重。调查中了解到,边境农民对文化生活最迫切的要求之一是看电影。电影曾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深受农民喜爱的一项重要文化活动。但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送电影下乡活动无法开展,放映队在农村早已无影无踪,农民一年到头看不到一场电影,农民对电影的需求始终未能得到解决。(4)境外文化成为朝鲜族家庭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由于延边地处边疆,边境线长,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多数朝鲜族群众听不懂汉语,加之边境地区广播电视覆盖质量差,译制节目短缺,当地群众只能收听收看境外节目,“韩流”已成朝鲜族村文化活动的主要内容。农民对境外新闻、境外电视连续剧了如指掌,而对国内电视节目知道的甚少。三是农村基层文化设施落后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尽管近几年农村文化设施在量上有所增加,但在量的背后有许多问题。首先,农村文化设施建设仍然存在许多空白点。从对5个边境县市10个朝鲜族村庄的抽样调查中了解到,有2个村既没有图书室,也没有文化室,有些村的文化室,实际上也只不过是村民委员会的办公室或会议室。其次,现有的文化设施面积严重不足,设备老化,难以开展正常的文化活动。各村文化室和图书室,其建筑面积、设施、藏书量都非常有限,仅有的藏书也多属个人和单位捐赠图书,利用价值不高。因为没有图书和活动器材,许多文化站就成了“空壳文化站”,甚至被挪作他用,成为赌徒的避风港,文化阵地的宣传、教育、辅导和文艺功能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四是文化队伍青黄不接,难以开展正常的文化活动。由于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中朝鲜族社会所特有的人口流动、人口剧减及离农现象,边境朝鲜族村人口结构出现急剧老龄化的现象。文化队伍也出现青黄不接,大多数文化站专职干部的年龄在45周岁以上,基本上是20世纪80年代初从事文化工作的,专业知识趋于老化,专业素质低。据对5个县市10个边境村的抽样调查,在207名党员中,35周岁以下的年轻党员只有15名,占总数的7.2%,而45周岁以上的党员有143名,占总数的69.1%；48名村干部中,35周岁以下的只有5名,占干部总数的10.4%,而45周岁以上的干部则有17名,占总数的35.4%。由于边境朝鲜族村整体趋向于老龄化,不仅文化队伍出现断层现象,而且使农村文化活动缺乏有活力的群众基础,受众多以中老年人为主,无法开展健康向上的、生机勃勃的文化活动。五是农民自办文化尚未兴起,“不良文化”在农村还有一定的市场。近几年,在我国农村文化中,农民自办文化已成为新时期农村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作为自办文化的主要形式之一,文化中心户在农村文化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的自然延伸。但在延边朝鲜族农村地区,由于受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农民自办文化尚未兴起,谈不上文化中心户。相反,由于农村文化建设的萎缩,农民群众很少有机会和条件受到先进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一些落后的封建观念在农村仍有市场,占卜、看相、算命、看风水等封建迷信活动还时有发生。近年来,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又有所抬头,许多农民茶余饭后打打牌,搓搓麻将,错误地认为输赢几个小钱消遣时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特别是农闲时节,农民无事可做,致使农村赌博活动盛行。更应引起注意的是,由于边境朝鲜族村男女青年比例严重失调而出现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