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近代历史１．中国近代史如果从鸦片战争开始讲，很容易就会将中国的问题归咎于西方入侵。但是，如果我们将视野拓展到十七世纪的明清易代，你的看法是否有改变？请用史实加以说明。答：一、会发生改变。中国近代压抑苦痛的历史，并不是单单从西方列强的入侵开始，入侵只是一个“导火索”，真正的历史悲剧早在明代就已经埋下伏笔。二、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明清之际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历史时期。明朝中叶以后中国开始有了资本主义因素，并处在萌芽时期。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标志，可以将其上推到明末清初。三、从党派政治因素看，明末东林党、复社有着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主张，是专制皇权体系中生发出的异质体，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必将使中国走上近代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但是由于中国保守派势力的强大与顽固，这一变革并未发生。而在此之后，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满族入主中原，重建了明朝的君主专制体制，更是导致中国社会内部的民主运动进程中断。四、清军人关后，为了满足享乐生活的需要和保证军事供给，统治阶层开始大量圈占土地。以北京地区而言，皇帝圈占的内务府庄田达到九千顷；各旗王公宗室的庄田达一万三千三百余顷；八旗官兵的旗地达到十四万余顷。这种圈地，在经济上与关内原有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大片被圈占的土地被抛荒，用以放牧，“民间辗转流离，哭声遍野”。更为严重的是，在被圈占土地上的生产方式甚至倒退到农奴甚至奴隶制。大量的战争俘虏、被掠人口与罪犯家属沦为奴隶。一时间，人口买卖颇为盛行。与此对应，在世界的那一边，英国人也在圈地，但那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圈地却在向农奴或奴隶制倒退。这颇具讽刺意味。五、战争的破坏与清军的占领对手工业亦造成了巨大破坏。例如，繁荣于明代的景德镇几乎成为一片废墟。战乱与清初由关外带来的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中国社会经济一度严重倒退，而皇室与统治阶级奢靡的生活也消耗了数量巨大的资产。经过近百年的积聚才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当经济又达到或超过明代后期的发展水平时，中国已经与西方拉开了距离。六、明清对外来文明态度迥异明廷对待外国人、外国文化的态度相对是开明的，利玛窦的活动就曾得到万历皇帝的鼓励。明朝末年，虽是内忧外患，但崇祯皇帝为挽救颓败，对新鲜事物仍持开放态度。清朝入主中原，将在明代已经解体的体制重新加固。不仅如此，清朝政权与明朝相比带有保守性和封闭性。清朝实行闭关政策，妄自尊大，是一个原因；心怀恐惧，是另一个原因。狭隘的防范心理，使清朝统治者不可能有开放的胸怀。清朝严厉的闭关政策，使中国自绝于世界大潮之外，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事态发展的结果十分清楚，清朝的僵化封闭使得中国逐渐落后，最终导致被动挨打局面的出现。可以说，明清易代后，中国已开始失去了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地位，也为两百年后西方侵略者挟其炮舰之利叩开中国国门埋下了伏笔。２．十七世纪以来，中国见证了很多政权的兴衰更替，其中我们着重讲遇的有明朝，清朝和国民党政权。这几个政权最终失败的原因各自是什么？共同点是什么？请用史实加以说明。答：（一）明朝灭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土地兼并严重，造成大量流民明朝初年，朱元璋对土地的管理是比较紧的，他曾下达诏令要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然而到了朱元璋的后代统治时期，明朝的土地制度渐渐发生了变化。明朝中期开始出现了太监直接管理、收税的皇庄，这样就出现了大规模强占土地的问题。土地的大量被兼并，使得无数农民无地可种，从而流离失所，又因为明朝的路引制度，这些流亡到外地的农民被官府追捕，自然而然成了所谓的“流民”。2、朝廷赋税增加，农民苛捐杂税沉重土地少了，朝廷的赋税反而增加了，有地可种的农民担负着更加沉重的苛捐杂税，于是有田的农民也开始大规模弃田出逃，加入了“流民”的队伍。明朝由于外忧内患，使得军费大幅度增加，朝廷不得不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而更重要的是增加赋税。万历年间，因明神宗的贪婪而加重了对民间的收括，天启年间更是再加赋税，到崇祯时更是大加特加。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样大的压力下已濒于崩溃。所以到了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人们都以无田为幸运（钱泳《履园丛话》），从而导致流民遍天下的现象。很多史学家认为，过度的征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同时，由于政治、经济的混乱，许多人被逼上与统治阶级对抗的道路，明朝至此掀起了农民起义的高潮。3、军队纪律涣散，严重害民扰民朝廷发不出军饷，剿贼剿寇的官兵便到处害民扰民。官军抢劫百姓，主要是官府严重拖欠军饷。百姓被残酷的剥削欺压，甚至期盼“寇”剿官军，可见民心所向。这样的军队早已军心涣散，不能打仗。4、军事失败，内忧外患元气大伤就实力较量而言，明朝实际上是在内忧外患、内外夹击两重打击下走向灭亡的。明万历年间，北方女真部落崛起，努尔哈赤经过30多年的东征西杀，形成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女真人空前强大和统一。“萨尔浒之战”发生之后，明朝在军事上失去主动进攻的力量，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女真则由防御转入进攻。此后，明朝接连败落，在关外已不能再战，完全无力应付辽东局面。同时，明朝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生产落后，赋税徭役严重，加之连年发生灾荒，农民生活困苦，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很快形成燎原烈火，与明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形势的逼迫下，农民军开始联合起来。李自成伏商洛、出河南、声势更加壮大，张献忠占四川，掠湖广，成为一支重要力量。明朝在剿灭农民军的斗争中亦是元气大伤。5、用人和策略上失误，统治阶层的昏暗腐败，宦官掌权弄权于朝堂，军事将才被冤杀罢斥,自毁长城错过良机明朝重文轻武，军队的统帅基本都是文人出身，都是作八股文考中的进士。文人当中出真正的帅才很不容易。然而，明朝的运气不错，明末出了三个功勋卓著的名将，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这三人都是难得的军事人才，可惜熊廷弼因被阉党诬陷贪污军饷而被杀、孙承宗因不与魏忠贤等勾结而被罢斥,袁崇焕因反间计被杀。“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6、崇祯为人志大才疏，胸襟狭隘。他人才不分贤否，政事不明得失，军机不论成败，性格多疑，苛刻寡恩，刚愎自用，却又性子急躁；面对农民起义军，他所委任的人非庸即佞，剿抚两端，没有定策；他御下严厉而不明，打一场败仗立即杀将，丢掉一座城立即杀吏，正所谓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在他统治的十七年中，换了14个兵部尚书，被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10人，杀死巡抚1人、逼死1人。这些对于崇祯来说，无疑是自折股肱，适以利敌。（二）清朝灭亡原因：1、急功近利的考核指标导致王朝倾覆中国的传统社会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倒逼下，这种模式乃至整个国家都受到了欧美列强的严重挑战，特别是甲午战败及庚子之役后，清廷为挽救王朝覆亡的命运而不得不艰难转型，其在政治、军事、财政、教育至宪政改革等问题上分头并进，其规模之大，其速度之快，在令人感到惊佩的同时，也不免有些担忧。事实上，清末十年中的各项举措已经远远超过了整个社会所能承载的压力，由此引发的财政问题更是致命的。清末新政与立宪是一场迟到的变革，历史经验表明，在近代化进程中，起步越晚困难越大，情况也就越复杂，任何超出了自身基础的操切之举，都将会走向良好愿望的反面。2、利益分配机制错位，一方利益受损且缺乏对话机制清末新政的进程中有一对明显的矛盾，一方面是朝廷官员及部分开明的士绅警告民众“不变则亡”，其试图通过各项新政举措来挽救国运，另一方面则是下层民众因自身利益受损而极力反对新政。清末新政的各项举措不能说不重要，朝廷用心也不能说不良苦，但推行新政的实际负担在转移给下层民众的同时，好处却大都为上层所得。这造成了民怨的积聚,大大小小的“民变”事件，在清末十年中竟然达到两千余次，无疑是值得警醒的。3、废科举仓促而无补救，丧失授官权无疑自废武功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这无疑是清末新政中的一件大事。古老的科举制度走到二十世纪初，从其考学的内容上看当然陈旧腐朽，对推进社会的进步一无用处，但需要指出的是，科举不仅仅是一种选官制度，它同时也是一种教育制度，甚至整个社会的道德文化等均与之息息相关。从长远来说，废除科举清除了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变的障碍，但从短期来说，废科举意味着丧失了一个向上流动的合理机制，又没有诞生出新的更合理的入仕渠道，割断了士绅阶层与清王朝的联系，使清廷陡然失去原有的中坚支持力量。4、年轻人没有出路，因年轻人不满而推翻的王朝科举的废除无疑大大促进了新教育的发展，新政所取得的教育成果固然可喜，但这一大批接受了新知识的年轻人在毕业之后何去何从，他们的出路问题也同样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隐患。与昔日的读书人相比，新学堂出来的学生在数量上更加的庞大，在社会机会有限的前提下，他们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无疑会遇到各种挫折。在传统的上升方式已无路可走的而新的选官方式又无标准可言的现实面前下，不公平现象更容易引发年轻人上升机会的被剥夺感，这不免令这些人对前途感到绝望的同时也对社会充满了怨愤，由此产生“求变、速变”的念头。造成底层社会不稳定。5、不可忽视的历史偶然性与亟待提高的危机管理能力“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在低成本的情况下运作，其致命的缺陷就在于不能应付突发的大型事件。当然，危机事件的发生并不可怕，可怕是是应对与处理的不当所诱发的更大风潮。事实上，如果处置得当的话，未必是每一场兵变都会带来严重后果，武昌起义的胜利似不能视之为必然。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说：“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就武昌起义的炮声而言，其原本不在同盟会的谋划之列，但这场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偏偏发生在革命党人的起义到处失败的革命低潮时期，说它是一个突发性的事件，亦不为过。7、军队的失控及其职能的倒转清廷编练新军的本意在于抵御外侮，但这支新兴力量并没有来得及发挥其作用即在国内的变乱中倒戈相向。这些都加剧了清廷的覆亡。8、封建制度的落后性自工业革命后，整个世界已经不可避免的进入了工业化、快速化、全球化的历程。而中国落后的封建帝制注定了不能适应历史潮流的发展，矛盾迭现丑态百出，要么彻底改良要么被取而代之，由于清廷的变革太仓促，那么它被推翻被颠覆则只能是一种必然。（三）、党政权在大陆失败原因：(1)南京政权缺乏统治基础。1927年后国民党失去了工农的支持；作为该政权社会基础的土豪劣绅又不能同其真正合作；民族资产阶级在绑架、勒索政策和官僚资本的吞并下逐渐与南京政权分手；军队也因清党而失控，素质低下、纪律败坏，不堪依靠；从而失去建立一个国家的起码条件。(2)尽管国民党建立起一个现代形式的政权，但派系纷争、贪污腐败、行政效率低下与该政权相始终，统治机器一直不能正常运转。到国民党统治后期，官僚资本的投机性更为严重，实力弱小的民族资本迫于通货膨胀和官僚资本侵吞的压力也纷纷效仿。结果整个社会无人生产，全去投机，经济一片混乱萧条，直至崩溃。官僚资产阶级的强大为南京政权的崩溃埋下伏笔。第三，贪污猖獗。封建制度下贪污普遍，且官僚多用特权去经商捞外快。特权转化为经济行为的结果，必然导致贪赃枉法、政治腐败。“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大破局”最终呈现。(3)地方割据势力始终作为一支强大的异己力量存在，使南京政权的统治受到严重削弱；解放战争时期，占军队多数的地方军队的瓦解，是直接促其军事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长期对抗，“割据分权行为破坏了国民党政权的政令军令统一”，是南京政权覆亡的必然性因素之一。南京政权本应施行民主政治以整合地方力量，实际却是对地方势力施行削弱和消灭，引起对方如法对抗，损其统治，促其崩溃。党政权遭到全方位重创，加之共产党的有力竞争，该政权崩溃的步伐大大加快。(4)南京政权处在中国由传统到现代、由乱到治的转型时期。社会动荡不定、战乱频仍；人口迁徙极为频繁，人口过剩的巨大包袱伴随政权始终；政府未能在不同的利益集团间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和财富，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导致整个社会陷于恶性循环的混乱中。对外，南京政权还要时时应付来自列强的严峻挑战。在国内外诸方面、多种压力下，加速了该政权的崩溃。南京政权覆灭是由许多必然性因素和偶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权的阶级属性、社会基础、政治行为模式、政党及军队状况是其崩溃的必然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