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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从幼年到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思想变化历程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拯救了中国，那么毛泽东又是如何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的呢？经过了近两个月的阅读与思考，我写了如下一篇读书报告暨大作业，来论述一下我对这一个问题的认识。幼年儒家思想毛泽东出生在湖南韶山农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接受的便是正统的儒家思想。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儒家经典极其有用，甚至是毛泽东的父亲也承认这一点，不过，这是在他家的一件诉讼案件由于他们的对手引用了适当的儒家经典语录因此败诉以后。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中所包含的思想，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儒家思想的方法和价值，以及支撑它们的概念和观点，这些构成了毛泽东的思维的基本模式。幼年的儒家经典的阅读，使毛泽东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三个精髓。第一，由每一个人与每一个社团所组成的民族，必须要有一些别的什么来代替；第二，正确思想的首位是儒家所说的“善”，如果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是正确的——不仅是字面上的正确，而且是道义上的正确——那他的行为也一定是正确的；第三是自我修养的重要性。高中的自由民主思想在长沙师范，由于受到杨昌济老师的唯心主义的影响，他成为了一名唯心主义者。在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中，毛泽东批注了近1.2万字，其中包括了毛泽东的贯穿政治生涯的三个核心思想：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集中政治权力；个人意志的超越一切的重要性；在中国和西方文化传统之间，有时候对立，有时候互补。毛泽东曾宣称，法律是代谋幸福之具。聪明的统治者制定的法律，常常被人们的“愚笨，无知与昏暗”所挫败，人民对改革的抵制使“国几陷于沦亡之惨也”。这就足以使“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中国积贫积弱，以及如何战胜它，是那时候毛泽东的文章中永远重复的主题。他曾告诉过一个朋友，国家未来的困难，是“过去的百倍”，需要非凡的天才去战胜它们。中国人“伪而不真，虚而不实”。在五千多年的历史中，他们“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非有大力不易推陷廓清”。毛泽东还产生了一下想法：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社会是由许多个人创造的，而不是社会创造了个人。互相帮助的基础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爱好是人类在原始时期就有的。个人有无上之价值，个人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所有的德行都是为【那个结果】服务。——毛泽东《心之力》当时，湖南正处于汤芗铭的管辖之下，汤芗铭因为其行政手段残忍，被人们戏称为“屠夫汤”。开始时，毛为这个千夫指的都督的行为辩护：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益紊矣。何以云其冤也？汤在此三年，以严刑峻法为治。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其治军，严而有纪。长沙一埠，道不拾遗，鸡犬无惊。汤可告无罪于天下。汤既去，暴徒弹冠相庆。四捕调查，捕则杀之。各属劫长官据知事之事，纷然起矣。怪哉湘事，真莫名其妙矣！这是一封毛泽东的信，信中提供了一种极有迷惑力的见解，这种见解最能反映毛泽东这样一个22岁的青年的内心特点。他不在乎大多数人的看法，维护一个深深地不得人心的、政治上危险的人物。而后来，他的看法改变了。但是，他的分析方法——考虑问题集中在主要方面（如考虑汤维护法律和纪律），无视第二位的情况（汤的残忍）——这种分析方法也是他一生研究政治问题的方法的基础。他为独裁主义的辩护，也隐隐暗示了他未来的冷酷无情。毛泽东在建立“新民学会”后，他说道，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他又痛斥“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为天下之恶魔也，他极力主张，在国家观念中要有“根本的变化”。毛泽东在寻找一种思想，它可以融贯中国古代思想中传统的辩证法与西方激进主义。其中包括远见惊人的现代：天下万事，万变不穷。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必者必成于此。宇宙之毁绝不终于毁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灭，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逾于旧宇宙耶！余曰：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言之，万即一，变即常。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毛泽东在24岁时写下这些句子，可怕地预示了半个世纪后的一些事情，那时候，毛泽东的权力达到顶峰，他发动了一场扭曲的革命。他令人震惊地要改变人类1/4的人口的思想，要使他们的思想服从他的意志，当他感觉到自己的权力实际上已经不稳定的时候，他就配合以阶级斗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产生当蔡和森和萧子昇要去法国勤工俭学时，毛泽东说道，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了解的还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对此我另有打算。在北大期间，产生了无政府主义的想法。无政府主义，由于它在教育、个人意愿以及自身的道德修养方面所强调的要点，比马克思主义要更符合毛从康有为那里接受的世界乌托邦主义，也更符合他的传统的、中国学者在德行和榜样的力量上的信仰。在未来的12个月里，无政府主义已经被中国接受，毛泽东也有了一种它的主要信徒的感觉，这种感觉为他一生的政治标准提供了参考。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初步确立蔡和森和萧子昇的不同的对于中国未来的探索，两套不同的方式：蔡和森认为中国需要苏联式的革命。而萧子昇认为中国需要一种稳健的、吸取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改革纲领。这与毛泽东之前在《湘江评论》中拥护的以教育为基础和共同救助的看法累死。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两者都据理力争。蔡和森争论到，社会主义的主要使命是破坏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武器。而毛泽东的思想也发生了改变，他认识到：萧子昇方法，即用“教育的工具”使资产阶级相信他们的道路是错误的，这样，“就不需要限制自由，不需要借助战争和流血的革命”。这种理论固然很好，但是教育一需要有钱，二需要有人，三需要有机关。当今世界，上述三者都掌握在资本家手里，议会、政府、军队、监狱等各种国家机器都在资本家手里，我们怎么能取得教育权呢？所以毛泽东否认了自己曾经产生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否认了把无政府主义作为注重实践的政治学术，赞同了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正在创立的新的政党的哲学根据。毛泽东彻底改变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的方法论的初步形成随后，共产国际接管了中国的共产党的初期建设。格里高利·维金斯基（中文名字吴廷康）、马林以及尼克尔斯基被派到中国来实地调查。在中共一大上党内产生了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创建的党的类型；这个党对资产阶级制度，特别是议会，对广东政府和北京政府采取什么态度；这个党和共产国际有时什么关系。毛经历了湖南几度易主后，他产生了这样的政治信条：本人是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达到帝国主义，打到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而毛泽东的革命的方法论则是在经过了在湖南的农民调查初步形成的。在《湖南农民运动调查》一文中，提出农民是革命的重要工具，我们要通过农民推翻地主的统治：毛泽东提出中国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此阶级乃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的，是不知真相的。所以，革命要成功，便一定要解放农民，一定要摧毁地主的权力。这也与最终毛泽东确立的总方针“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不谋而合。个人对其思想影响因素的总结毛泽东永远不放弃他年轻时的思想，他的思想因而是由积累发展起来的。他从泡尔生和康德那里吸取了唯心主义，再加上杜威的实用主义；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尔的带有社会进化论的自由主；亚当·私密与赫胥黎的思想。梁启超的立宪主义又被江亢虎与孙逸仙的社会主义代替，康有为的乌托邦思想尤为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道路。所有这一切“现代知识”又被从传统中继承的东西支撑——从明代的王阳明到宋代理学家朱熹；从唐代大散文家韩愈到战国时的屈原——这些思想自身被固定在一个基点上，就是他童年时代在韶山的乡村学校所接受的佛教思想、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集合体，毛泽东总是把一种思想并入另外的思想，从没有把哪一种思想绝对地抛弃。所以，这便造就了毛泽东的兼收并蓄的非凡的容量，这随着毛泽东的年龄增长就变得更加显著。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当他最终信仰它时，它已被其他的各种不同的理性传统改变了颜色。所以个人认为，毛泽东信仰的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加入了许多中国文化元素、中国国情的一种主义，实践证明这种主义在今后的土地革命或是抗日战争、内战中，都展现了巨大的生命力，依靠农民，对于中国这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封建国家，是十分适合的。毛泽东发现了农民的巨大力量，并始终没有脱离群众，最终赢得了胜利。纵观毛泽东的信仰确立的历程，我发现，文化的力量起到了重大作用，因为毛泽东深谙中国传统文化，深谙中国小农阶层的思想，知道什么样的主义最适合中国。同样，个人的性格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毛泽东是个现实主义者，知道怎样调整自己的方法论与客观现实的差距，通过不断的摸索和探寻，终于找到了最适合国情、最客观的一套方法论，从而拯救了中国。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两重性决定了其思想转变是分为两个过程来完成的。第一个过程是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即世界观的确立过程；第二个过程是从一般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即方法论的形成过程。它们代表了青年毛泽东在思想理论上成长过程的两次飞跃。从时间界限上看，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过程与他此间的两次著作高峰期是同步的。第一次著作高峰期是在1919年7月至1921年初，这正是他实现第一个转变过程的关键时期。关于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著述和思想发展问题，理论界论著颇丰，此不赘述。第二次著作高峰期是在1925年至1927年底，这也是他实现第二个转变过程的关键时期。能反映他这一时期思想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这些著作对他完成思想转变的第二个过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首先，这是青年毛泽东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入研究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中国社会，在总结以往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完成的阐述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第一批成熟的著作，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历史起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源头。其次，在这些著作中，青年毛泽东明确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早就注意农民问题。与以往不同，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他着重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与动力之间关系以及工农商学联合战线的角度进一步阐述这一问题。还分析了农民革命性的源泉，强调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土地问题。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天然同盟军，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这个最重要的同盟军，从而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核心问题，即农民同盟军问题。第三，在这些著作中，青年毛泽东还阐述了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建立农民武装，建立民主政权的思想。他认为，农民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自己的武装，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同时，还必须推翻地主阶级的都团，建立乡村自治民主政权。在“马日事变”后，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中，甚至初步提出“上山”的主张，准备开展长期的武装斗争。这些思想标志着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及俄国式道路的认识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由认同和接受提升到实践和发展，即由世界观层次具体化到方法论层次，实现了二者的真正统一，马克思主义开始化为在中华大地上具有直接可操作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俄国式道路开始化为中国式道路，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两个过程在这里汇合，其两重性在这里融贯，其内在逻辑也已圆满，其思想转变最终完成。回首90年的光辉历程，革命战争的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