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基督新教传教方式转变考察

近代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教方式的转变考察--以福建为例邵阳学院中文系历史学专业2010级周遵祥【摘要】基督教在中国的百年传教历史中，大概经历了三种传教方式：最初略带文化殖民色彩的直接传播方式，这种与西方殖民行动交织的充斥着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抗的方式最终因为效果不好，影响宗教形象且屡兴教案而最终发生转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以社会服务为间接途径的慈善化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在宗教的基础上以传播福音为前提建立对中国社会服务相关的福利性的事业；如创办现代化学校，医院，报刊杂志等等。这种方式大大提高了基督教的影响力以及转变了最初文化侵略者的形象，然而这些事业最终慢慢地远离宗教的出发点，成为单纯的世俗事业单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的以本土教会“自养”“自治”“自传”三自运动为主，西方传教士为辅的本色化方式，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转变。要想一种文化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传播且深入人心，除了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习俗相结合外还必须由最熟悉中国人的中国人去宣扬，去传播，去解读基督教在中国的意义与价值。【关键词】近代基督新教；传教方式；殖民化；慈善化；本土化ChangethewayofmodernprotestantChristianmissionaryinChina————Infujian,forexampleGrade2010,Historymajor,zhouzunxiangShaoyangUniversityAbstract:InthehistoryofChristianitymissionaryinonehundredinChina,Mayhavehadthreeway:Theoriginalwithculturalcolonisationbywayofdirecttransmission,Theintertwinedwithwesterncolonialactionfilledwithwaystofightthe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eventuallybecauseofthebadeffectaffectsthereligiousimageandrepeatedlyxinglessonplansandeventuallychange.Untilthe1920stosocialservicesfortheindirectwayofcharity,thisapproachisbasedonreligiontospreadtheGospelastheprerequisiteforChina'ssocialservicerelatedwelfareundertakings;Suchascreatingamodernschool,hospital,newspapersandmagazines,etc.ThiswayhasgreatlyincreasedtheChristianinfluenceandchangetheimageoftheoriginalculturalinvaders,butthesebusinessslowlyawayfromthestartingpointofreligion,eventuallybecomeapurelysecularinstitution.Afterthe1920stothelocalchurchautotrophicautonomyautobiographythree-autonomymovementisgivenpriorityto,westernmissionariesoftheauxiliarylocalizationway,thisisahistoricallyinevitable.ToakindofculturalspreadonthevastlandofChinaandisdeeplyrootedintheheartsofthepeople,inadditiontobecombinedwithChina'sculturaltraditionalsomustbethemostfamiliarwiththeChinesetotheChinese,tospread,tointerpretthemeaningofChristianityinChinaandvalue.Keywords:ModernprotestantChristian;Amissionaryapproach;Colonization;Charity;localization关于近代基督教在中国传教史的著作有加拿大的传教士季理斐所整理编辑的《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1807一1907)》、《福州美以美会年会史》、《浸信会在华布道百年史》、陈金铺的《中国布道史》以及《西广东长老会史》、谢洪妾的《中国耶稣教会史》、《两广浸信会史略》等等。这些著作多属于教会修史的性质，而未对传教方式进行详细描述与区分。而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方式有具体的论述的当属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这是关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关系的开山之作。以传教士东来的梗概作序曲，系统地记述了自鸦片战争讫1949年，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全过程。全书以传教士自身的活动为章目，以传教士依托和推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为主线，对他们参预军事、外交、政治特别是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的行为进行了有机的论述。在铺叙众多传教士和史实的同时，对几个有代表性的传教士、教案、教会学校和广学会那样的出版机构，着重作了介绍和分析。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策略和传教方针方面，首次提出一个说法，即“孔子加耶稣”。以及顾卫民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社会》，这部著作是从社会史的观点出发，着重描述新教的“本色化”和天主教的“中国化”运动，著作里有关传教方式以及具体传教方法、策略的论述，但是没有新的提法。并且本文只是有关于基督教传教后期的本色化运动，对于之前的方式没有提及。关于福建基督教方面主要有林金水、谢必震主编《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陈支平、李少明的《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等等。对于基督教近代传教方式的文章著名的有吴义雄的《自立与本色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之转变》，吕厚轩、张伟的《清末基督教在华传教策略改变论述》等等。王超云的《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教方式的转变》对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做了具体论述，“以近代基督教入华的传教方式为研究切入点,运用分析、比较的方法，论述了近代基督教在华由“整体置换”到“宏观改造”两种传教方式的内容及其转变过程，重点分析了两种传教方式形成的原因、特点、产生的不同结果和影响，并对此做出评价。”[1](P1)颜白瑜的《近代福建基督教传教策略的转变探析》这篇文章“选择了鸦片战争至民国初期作为该篇论文考查的时间断限，通过研究这一时期基督教在华的传教策略，试图对近代入闽传教士的传教策略的具体表现、转变原因及影响予以勾勒澄清，并作出相应评价。”[2](P3)这两篇文章都对基督教整体的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的活动进行简述，然而有较大篇幅描述古代的基督教，并且把表现，影响与评价分开而论，不够具有阐述的整体性。基督新教由于比天主教传播效果更佳，对后世影响更大，而新教在福建的传播亦较广，1922年《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统计，福建省布道区数目居全国第二位。故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大胆以福建区域的基督教的新教派别的传教方式的转变窥探整个中国的传教方式转变，并提出殖民化、慈善化的新提法，认为本色化的方式是基督教得以在中国延续传播且影响力不减的根本原因。一、近代传教士入闽初期殖民化的传教方式基督教入闽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元朝的也里可温教，这是罗马天主教的聂思脱里一派，当时在中国有两个主教区，一个北京，一个就是福建的泉州。有三名意大利的传教士死后即葬在泉州，且留下十字墓碑。1624年，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艾儒略成为天主教来福建的第一人，并且在当时来自福州的内阁首相叶向高的帮助下在福州建立教堂并将天主教很快传播到福建各地。然而，作为一个后期新兴的基督新教入闽则要到1842年，借着《南京条约》开放了福州、厦门的便利来到厦门鼓浪屿的美国归正教传教士雅俾理，这标志着基督新教正式进入福建。并没有传教历史的基督新教一开始在福建的传教事业自然是很不顺利，又由于处于鸦片战争后的福建，受到了很大的抵制和反抗，传教事业收效甚微。到1856年为止,全省竟然没有一个人受洗入教。经过新教传教士们的不懈努力，直到1857年，长乐人陈安在福州的天安堂受洗，成为福建第一个新教教徒。[3](P108)后来新教陆续地在福建地区传播开来，在福建建立了以福州为中心的福州、闽东、闽西、闽南、闽北五大教区。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教的传教事业一帆风顺，毫无拦阻；恰恰相反的是，在西方侵略者纷纷侵犯中国利益甚至直接烧杀抢掠的背景下，基督教的传播更多的是被看作一种西方侵略者在文化思想领域的侵略。以至于在传播开展的同时也伴随着这样那样的教案，自1850年乌石山教案开始，至1907年将乐教案为止，前后58年间共发生了大大小小一百余起的案件。[4](P425)然而，教案的发生也是由于当时传教士的那种带着略带强制性与殖民色彩的直接传教方式有关。这种方式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一下四个方面：1.凭借西方列强的军事力量推行基督新教；在近代之前的清朝是严禁基督教在中国沿海的传播的，拥有长久历史基础的天主教尚被迫转入秘密传教，何况从未沾染指中国的基督新教。但传教士却早已在为日后的传教做准备，收集沿海地区的民情，学习汉语等。德国路德教牧师郭实腊便是一名汉学家，亦是间谍。曾七次航行中国沿海口岸,在上海等地贩卖鸦片并在“阿美士德”船上进行情报活动,同时散发宗教书刊。1835年继马礼逊(第一个来中国大陆的新教传教士)任英国贸易监督的首席翻译。鸦片战争期间,随英军到定海、宁波、上海、镇江等地，一度任英军占领下的定海“知县”，1842年8月参与签订《南京条约》。1843～1851年任香港英国当局汉文秘书，同时从事传教。“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所以能打开中国的大门，这与他们所派的传教士作为先遣队有密切的关系，郭实腊在中国沿海的对此侦查活动，以及作战期间充当翻译、向导和参谋，给了英国侵略军有力的支持。很明显，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帝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与外国传教士的侵略罪行是分不开的。”[5](P58)这段话痛斥了那些在中国假扮中国人为殖民者提供情报，协助殖民者侵略中国的传教士，虽然言辞有点过激却也多少反应了当时中国平民对搭乘殖民者军舰来的传教士的痛恨与不满。诚然，还是有不少传教士是为了单纯传播福音，拯救灵魂的宗教使命来到中国这片灵命空白的土地，但因为清朝政策的限制与禁锢让他们又不得不依靠军人，或者说是强盗来打开中国福音的大门，就像十字军东征那般的，为传教大开方便之门。他们自觉的不自觉的充当了殖民者的助手与探子，甚至鼓吹武力叩开中国的大门。也正是这样，他们才可以借着军舰来到中国，开启传教的历史。“在鼓吹对华使用武力方面，以《中国丛报》为阵地，发表了大量发动战争的叫嚣:‘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我们是主张采用有力的和果断措施的鼓吹者’。此类言论在当时的传教士与欧美商人之中比比皆是。”[6](P34、35)而很多战争的导火索就是以教案为借口，如马神甫事件引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引发的八国联军侵华。2.仰仗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政治特权推行基督新教；传教士依附于殖民者的手下，也必会在殖民者手中得到这样或那样的便利。实际上很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都有传教士的参与甚至多数都是传教士起草的，他们希望借助这些条约让清政府对宗教传播作出让步，并给予优惠。裨治文传记中“美国专使顾盛写给美国参议院牧师德斯汀的信中说：‘确实在最近与中国的谈判中，最重要的，如果不是最不能缺少的工作，是由美国的传教士，尤其是裨治文博士（第一个来华美国新教传教士）和伯驾医生所担任的。他们具有资格，通晓中国的语言，使他们能胜任使团的翻译。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那种深切的了解，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