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研究综述

近百年来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研究综述刘晓满秦汉确定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而以郡县制为主要表现形态的地方行政体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君主统御地方、强化全国统治的有力手段，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承袭。地方行政制度是秦汉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涉及地方行政机构的组织、运作，吏员设置、升迁、秩次等诸多问题，一直倍受学者关注，近百年来前人有关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一、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综合研究研究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论著大都会对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作专门探讨。罗志渊《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独立出版社，l943年）探讨了秦代郡县的形成、两汉行政体系与内部组织之构成以及地方政治与吏治的关系。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史语所专刊之四十五A，1961年第l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研究的基本框架，分十三章考论地方行政制度，述其设官与职掌：一是统治政策与行政区划，二是郡府组织，三是郡尉，四是郡国特种官署，五是县廷组织，六是乡官，七是郡县学官，八是上计，九是监察，十是任迁途径，十一是籍贯限制，十二是任用杂录，十三是秩绶表。中国历代政书记载政治制度，皆偏详中央而忽略地方，该书堪称第一部系统详细研究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力作。程幸超《中国地方行政史》（四川人民出版社，l992年）主要考察了郡县制由萌芽到确立，再到与分封制并行，后又发展为州郡县三级的演变过程。李创新、华金辉《中国封建社会地方行政制度比较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l995年第2期），奇秀《中华古典地方行政机构体制的设置及演进规律》（《学术研究》l996年第3期）两文对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亦有探讨。李晓杰《九州郡县——中国历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变迁》（沈阳出版社，l997年）从行政区划与地方官制这两个方面多角度地分析中国历代地方行政制度的演变规律，在行政区划的设置、幅员盈缩、层级变迁、郡县制发展及地方长官设置等问题上对秦汉地方行政制度进行了论述。周振鹤的《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l998年）和《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都是从历史地理角度概论地方行政制度的专著，在对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变迁作整体叙述的同时，也对秦汉时期郡县制、行政区划和地方行政组织变迁的过程、特征及其在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变迁中的地位做了考察。范学辉《秦汉地方行政运行机制初探》（《文史哲》1999年第5期）主要论述了皇帝的诏令和诸公卿府的行政指令向地方政府传布和地方政府定期或随时向中央汇报的两种行政运行形式，为了保证行政运行的迅速和准确，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一是建立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二是形成了严密的驿传制度，三是制定了严厉的法令、法规，保障地方行政权力的正常有序运作。赵炎才《中国传统地方行政制度的主要特征分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认为，中国传统地方行政制度有四个特征：郡县制、封国制与特辖制并世而立，政级配置与控制措施同生共存，制度性与变通性良性互动，具体性与目标性有机统一。它们互相联系，彼此互动，体现了地方行政制度伴随着传统社会变迁而日趋完善。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与官僚制度、行政制度、法律制度的著作中，对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也多有涉及。1926年成书的黄绶《两汉行政史手册》（部分发表于1933、1934年《心力杂志》第9期和第19期；中州古籍出版社，l991年第l版）从地方行政职官、禄秩、印绶、奖惩及各种具体行政如内务行政、教育行政、军事行政、司法行政等7个方面对两汉地方行政作了专门研究。陶希圣、沈巨尘《秦汉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l936年）第四章专写地方政府，概述了秦汉郡县乡里等地方制度。陶希圣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南方印书馆，l943年）第二册（曾资生著）第四篇专论地方政府，分王国、侯国、郡、县乡和州五章分述其官员设置和行政管理。[日]镰田重雄《秦汉政治制度的研究》（E1本学术振兴会，1962年）第一篇对秦三十六郡和秦郡官制进行考证；第二篇主要论述汉代的郡国制度，对两汉的王国和郡的官制以及秦汉的乡官进行了考察。[英]鲁惟一《汉代行政记录》（剑桥大学出版社，l967年；于振波、车金花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论述了居延简牍及其价值、书面通信及其传递、汉朝势力的扩张、汉代兵役的组织、汉朝士卒的生活等，特别是第三章“汉朝势力的扩张”，用行政学的观点阐述河西四郡的始置与政府的影响。安作璋与熊铁基的《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第二篇专门探讨秦汉时期的地方官治，对州、郡、县、王国、侯国的官吏设置做了详细梳理。张晋藩与王超《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l987年）对汉代郡、县、乡、亭、里的地方行政架构分别进行了归纳研究。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三章在研究地方行政体制和运行机制时也论及秦汉。张晋藩总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战国·秦汉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对秦朝地方行政机构与职官设置和两汉的地方行政组织法进行了归纳。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对周秦汉制的演变、两汉之际建制、皇权与官僚制的关系、官僚类型的演变、官僚制度运作的形式等都作了深入探讨。张金光的《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专门探讨了秦代的乡官制度与乡治。周长山《汉代地方政治史论：对郡县制度若干问题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对汉代郡县制度作出动态的考察，又用行政学的观点分析地方行政重心的嬗替，特别是第五章“对汉代郡县制的地域性考察”，着眼于宗族势力强大之旧邑与以移民为主、军事色彩浓厚之新地两种不同背景下，郡县制实现国家对于庶民之人身控制过程中的差异。李孔怀《中国古代行政制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系统地阐述中国古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机构及其官吏制度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过程，第六章地方行政制度第一节专门探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万昌华和赵兴彬《秦汉以来基层行政研究》（齐鲁书社，2008年）考察了秦汉至晚清中国基层社会行政的性状与变迁和它们对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其中第一章专论秦汉基层社会。二、秦汉地方行政区划研究对秦汉行政区划的研究，主要是对秦汉地方行政建制、层级设置、幅员与边疆变迁等问题的探讨。对秦汉政区的研究。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长沙商务印书馆，l938年）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疆域沿革著述，九至十二章对秦至东汉的郡国区划和疆域变迁进行了研究。谭其骧《秦郡新考》（《浙江学报》第2卷第l期，l948年3月）主秦46郡说，其学说得到较大范围认同。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l987年）分两篇，上篇叙述了高帝十王国的地区沿革，下篇概述了高帝十五郡及武帝新开郡的沿革，复原了西汉各个时期郡国一级政区面貌，描述了二百年间郡国置废离合全过程，并略及县邑一级政区的沿革若干问题。徐学林《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安徽教育出版社，l991年）、张明庚与张明聚《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华侨出版社，l996年）对秦汉的行政区划都有论述。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l999年）系统而完整地复原了东汉政区。周振鹤《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读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学术月刊》l997年第5期）、《（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l期）两文，根据简帛资料研究了西汉县的具体等第、汉初郡所管县的多少以及汉县与秦县的关系。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运用战国秦汉考古出土的各种文物资料，结合历史文献史料，秦政区地理的关键问题——郡县设置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辛德勇的《秦汉政区与边疆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详细论述了秦郡分合变迁过程，并对两汉州制的演变提出了不同于历史地理学界的观点。秦汉地方行政建制和层级设置的研究。郡县建制的研究，瞿兑之、苏晋仁合著的《两汉县政考》（中国联合出版公司，1944年）从组织、职权、铨选及课绩、仪制与待遇、令长与属吏、县与州郡的关系等方面对县政展开研究。劳斡《汉代郡制及其对于简牍的参证》（《傅故校长斯年先生纪念论文集》，台湾大学，l952年）将文献与简牍资料结合，从郡守的设置、职守开篇，次及丞、掾和都尉，对两汉郡制作了系统的叙述。劳斡《汉朝的县制》（《庆祝朱家骅先生六十岁论文集》，中研院，l954年6月）对县官吏在史籍中的具体表述、县令长的职责、县丞尉及掾属等问题，结合汉简作了研究。袁刚《秦汉地方政府郡、县、乡三级管理体制》（《地方政府管理》1996年第3期）认为，秦汉帝国的地方政府郡、县、乡三级管理体制从行政意义上讲还是相当有成效的，其中许多有益的经验，值得我们去总结吸取。罗先文《近20年来秦汉分封制与郡县制讨论综述》（《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对汉代郡国并行和秦汉郡县制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许富宏、杨青《秦及汉初政权对地方政治制度的探索及其意义》（《唐都学刊》2003年第3期），王泽伟、范楚平《秦汉郡县制对我国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启示》（《理论探索》2004年第4期）都肯定了秦汉确立郡县制对地方行政制度建设的积极作用。边郡建制的研究。贺昌群《烽燧考》（《文史哲》季刊第2期，l940年）据历代史籍对烽燧的记载以及汉简资料对烽燧的称谓，亭燧、邮传、亭候、亭障、营坞与烽燧之间的关系，以及烽燧的建筑做了深入考证。张维华的《汉置边塞考略》（《齐鲁学报》l940年第l期）不仅对“障”、“塞”、“烽燧”、“亭”、“障”、“斥候”等与边防有关的建制做了论述，还列举了汉代历次重大的边防建设情况。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考古学报》l964年第l期）对居延边塞各级防御组织的机构和官吏设置，以及不同等级机构和官吏之间的隶属关系作了详细梳理。[日]永田英正《简牍所见汉代边郡的统治组织》（《居延汉简研究》第四章，张学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对边郡太守、都尉府机构设置进行了介绍。封国候邑和乡亭里建制方面的研究。王毓铨《汉代的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历史研究》l954年第2期）和《汉代“亭”的性质和它的封建统治上的意义》（《光明日报》l955年3月31日）两文的主要观点是：一、亭与乡里属于不同的行政管理系统，亭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徼循防盗，而不主民事，所以亭上不属于乡官，下不辖里，而只与“邮”发生关系；二、“十里一乡”的“里”，是乡里，里伍行政组织的“里”，“十里一亭”的“里”，是步里之“里”，代表一定的长度和距离。王毓铨先生的观点在高敏《秦汉时期的亭》（《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以及朱绍侯《汉代乡、亭制度浅论》（《河南师大学报》l982年第l期）等文章中得到进一步的论证和支持。张春树的《汉代边地上乡和里的结构》（《汉代边疆史论集》（台北食货出版社，l977年）研究了汉代在河西边塞地区组织与行政制度中最基层单位之一的乡和里的构成、运作及地理分布，详论了居延地区乡里的实际结构（如座落、围墙、里门方位等）、乡与里的对比（约为十里一乡），并由里名的来源和取义看移民长途迁徙的痕迹与心理状态。周振鹤《从汉代“部”的概念释乡亭里制度》（《历史研究》l995年第5期）则认为“亭”是亭部，即与行政区的里重合一致的监察区，这是一种关于乡、亭、里三者关系较为新颖的观点。张金光《秦乡官制度及乡、亭、里关系》（《历史研究》l997年第6期）认为秦代的乡官包括乡、亭、里、伍等基层政权组织，并论述了这四类基层组织的吏员设置、执掌和乡、亭、里的关系，以及乡官与乡治的关系。马新《两汉乡村管理体系述论》（《山东大学学报》l997年第l期）认为汉代乡村管理有三个系统，一是乡级组织，为乡村管理的基本渠道，二是亭，为乡村治安管理单位；三是里，为乡村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仝晰纲《秦汉时期的乡里管理体制》（《东岳论丛》l999年第4期）认为，秦汉的乡里管理体制别具特色，包括乡里“自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治安管理体制三个层面。这方面的研究还有：钱穆《汉初侯邑分布》（《齐鲁学报》第1卷，l941年）、杨宽《秦汉的分封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