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琛文化资源的研究与开发

1陈宝琛文化资源的研究与开发清朝溥仪帝师陈宝琛曾经在福州一中担任过两任校长，由于三牧中学与福州一中的渊源关系，引起我们对他的关注；后来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播出了《三坊七巷》，其中的《笔墨文章满坊巷》，大量介绍了陈宝琛的事迹，激起了我们探索的热情；我们开始阅读福州一中的校史和其它陈宝琛的资料，了解到陈宝琛故居螺洲“陈氏五楼”的破败与重修；今年，福州城南开始了新开发，但许多建筑设计都简单地模仿西方建筑，给有丰厚文化资源的福州城南的新建筑穿上了洋装。这不但是对中华文明的破坏，而且体现了我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不自信，一个没有民族传统文化的国家是没有个性的，也是没有未来的。为了找回福州建筑设计的根，呼唤本土传统文化的回归，我们开始了这课题的研究。该课题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对陈宝琛的文化资源进行研究；二是对陈宝琛文化资源进行整合与开发。一、陈宝琛文化资源的研究：陈宝琛文化资源包括三大部分：第一是陈宝琛的精神文化资源；第二是其家乡螺洲的本土文化资源；第三是陈氏家族的精神文化资源。福州教育名闻遐迩，人文荟萃，古有“海滨邹鲁”、“文儒之乡”的美称。早在西晋时期的“八姓入闽”，社会上出现“千家灯火读书夜”的良好风气；唐朝开元年间大兴书院，置庙学；王审知时又设“招贤院”，建“四门学”，八闽文风为之大振；宋朝的福州英才辈出，名流纷集；直至近现代，著名人物更是灿若星河。由于深受儒家教育的熏陶和科举制度的影响，争取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成为许多读书人的奋斗目标。陈宝琛就是出身于这样一个人文氛围浓厚的福州。第一，陈宝琛既是促进中国近代化和社会进步的探索者，又是与时俱进忧国忧民的爱国者。陈宝琛（见左图，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他十三岁中秀才，十八岁中举，二十一岁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1880年升翰林院侍讲，1883年官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1885年，中法海战中因“荐人失察”，被朝廷连降五级贬回乡里达二十五年。1909年溥仪调用陈宝琛为总理礼学馆事宜，1911年成为溥仪帝师，从此他为皇帝授读三年三升，恩宠极隆。1935年卒于北京，溥仪特谥“文忠”，晋赠“太师”，以崇其功。陈宝琛系文人出身，他是政治家、教育家、藏书家、诗人，为中国和福建的社会近代化和社会进步作出巨大贡献。他既是一个促进中国近代化和社会进步的探索者，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忧国忧民的爱国者。这就是陈宝琛精神文化的精髓所在。（1）陈宝琛是教育家，他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陈宝琛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为救国图强，1881年陈宝琛上《条陈洋务六事折》(1)。建议选取每科进士游历各国，并选拔学生出国留学，培养洋务人才以适应外交近代化需要。在家乡期间，他不甘寂寞，大力兴办教育。先是任鳌峰书院山长，以“培人才，广教育”为志向，倡设苍霞精舍（今天福建工程学院）、东文学堂（今天福建师范大学）、政法学堂、商业学堂。主持高等学堂时，他派法、政、商、工、农等科学生留学日本(2)。陈宝琛还支持其妻王眉寿创办福建女子师范学校（福州师范前身）；1903年凤池书院改名福建高等学堂，即现在的福州第一中学，陈宝琛在此担任两任校长；陈宝琛还成立福建教育总会，开展系列教育活动。陈宝琛在福建开创了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先河，为闭塞守旧的福建开了风气之先，培养了大批仁人志士，促进福建教育近代化。他创办新式学堂，提倡“西学”，主要是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强调“经世致用”。陈宝琛曾在1873、1875、1879和1882几年里先后担任顺天、甘肃、江西等地乡试考官，目睹了科举制度的弊端。他呼吁改革科举制度，提倡学有所用，建议“武科改试洋枪”，乡试中“以火器、轮船、海防发问”，要求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当时，苍霞精舍学习的内容有经史、时务、算学、2地理、英文等，后加设日文科。他提倡“西学”和务实教育，推动了中国教育观念的近代化。（2）陈宝琛是藏书家，为我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陈宝琛一生博览群书，学识渊博，他在陈氏五楼内收藏的古籍善本共有十余万册，曾被人誉为：“藏书之富，甲于闽中(3)”。他认为“书藏于私，不如藏于公”。他在任帝师期间，曾多次委托长子陈几士将藏书捐出。1929年陈几士将一万多册藏书捐赠给私立福建学院（后改名乌山图书馆）；1932年陈宝琛又叫陈几士把三万册藏书捐给了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后归入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这批书中有不少珍、善本，如《苍霞草全集》、《曹大理诗文集》、《王忠孝公集》、《数马集》、《清代尽毁书》等，成为馆里的宝贵财富。同时他还收藏有不少的金石、字画及古玩、珍宝等。（3）陈宝琛是清末“同光体”诗歌闽派诗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为中国古典文学向近代文学的过渡作出贡献，他的诗歌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和无可替代的特殊价值。文学是历史的信息密码。清朝后期，世界列强入侵中国，我国面临着深刻的民族生存危机，在这特定时代产生的“同光体”诗，既有对国家民族危机的深深叹息和对个人前途命运的哀怨，又有主张变法图强、反对外国侵略的好内容，还对追求民族独立和社会近代化进行了探索。同光体诗派主要学宋和中唐的韩愈、孟郊、柳宗元，较多反映个人身世、山水咏物。它既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继承，又是近代文学的萌芽，是承前启后的具有过渡性质的诗歌。如：陈宝琛的《落花》诗：生灭原知色是空，可堪倾国付东风。唤醒绮梦憎啼鸟，罥入情丝奈网虫。雨里罗衾寒不耐，春阑金缕曲初终。返生香岂人间有，除奏通明问碧翁。流水前溪去不留，余香骀荡碧池头。燕衔鱼唼能相厚，泥污苔遮各有由。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庇根枝叶从来重，长夏阴成且少休。这首诗引用的典故多，文句情真意切，含义深藏不露，有深切的忧愁和历史苍凉感。陈宝琛以“落花”来表达自己对个人前途命运的深切哀怨和对净土的向往；同时，陈宝琛又是一个饱学大儒，有很高的品质修养，他把个人忧伤始终与国家命运息息相通，表达了顽强不屈的抗争精神。因此，《落花》诗既有浓厚的古典主义色彩，又有近代文学的内容和精神。陈宝琛被《中国近代文学史》评价为“独步诗坛四十年”的老人，纂修有《德宗本纪》、《德宗实录》。著有《沧趣楼诗集》、《沧趣楼文存》、《沧趣楼律赋》、《南游草》、《陈文忠公奏议》等，为丰富中国文学作出巨大贡献。（4）陈宝琛是一位忠君爱国的封建士大夫，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忧国忧民的爱国者。陈宝琛是光绪初期清流派的主要人物，他认为身为书生，直言国事乃天经地义。陈宝琛将忠君观念同维护封建传统道德规范及忠于国家、热爱民族的精神紧紧联系在一起，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陈宝琛“发愤言事，前后章数十上••••••(4)”。因此名列“清流党”，同张之洞、张佩纶、陈宝廷，被誉称为“枢廷四谏官”。他忠言直谏，毫无畏怯地抨击时弊，积极提出社会改革的建议和理国经世的主张，重点在于清除腐败官治、保护社会安定和维护边防的稳固。光绪年间，吏治腐败已极。陈宝琛疾恶如仇，不断上奏折弹劾。如：弹劾侍郎崇礼劣行，举其“玩泄”“旷职”，“抢窃各案贼盗多未捕获”之罪。1880年，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李三顺带着两个小太监送食品到醇王府时，未按宫禁申报有关手续，门卫不予放行。李三顺仗势大闹而遭护军之打，慈禧大怒，强令慈安太后处死护军。陈宝琛以大清律例为依据，上书力争，迫使慈禧太后修改“上谕”。陈宝琛依法办案严明法律，虽然是出于忠君报国的思想，但维护了清朝法律的严明。陈宝琛的“忠君”还表现在敢于同“辜负国恩”的人与事展开斗争。1881年，陈宝琛得知陕西总督杨昌浚向朝廷奏请为琦善建专祠，皇帝已批准。陈宝琛不禁“感愤填胸”，立刻草拟奏疏，坚决反对。他在奏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琦善辜恩负国，丧尽天良，天下言及‘琦善’二字，莫不疾首痛心，同声唾骂，目之为祸之罪魁。”“琦善之罪，则关天下国家之安危，倘令终如所请，既无以服天下之人心，且恐招外邦之讥议。”他的一纸奏疏，纠正了昏庸朝廷要为恶人琦善建立专祠的荒唐做法。3溥仪视陈宝琛为“唯一的智囊，唯一的灵魂”，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他认为陈宝琛是个“最稳健的人”，又是最忠于大清，最忠于自己的人。19l2年2月l2日，末帝溥仪退位，有人劝陈宝琛告老还乡，但他矢志效忠清室，留在故宫不断对溥仪灌输“卧薪尝胆”、“遵时养晦”、“以静观变”的复辟思想。忠君思想是封建社会臣民的传统美德，由于深受儒家思想教育，陈宝琛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儒家忠君思想。溥仪退位后，陈宝琛逆历史潮流，矢忠清室，这是他的思想局限性，但这是他深受封建忠君教育而身体力行的结果。陈宝琛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正统儒家思想哺育下，在书香门第祖训家风和浓浓的人文氛围的熏陶下成长的，传统“忠君”“仁义”等儒学伦理道德观念，铸造了陈宝琛的忠君灵魂，规范了陈宝琛的言行。而且，他的忠君思想是在忠于大清王朝的前提下，忠于国家、热爱民族的。晚清时期的中国，内忧外患，陈宝琛忧国忧民，带着浓厚的“尊王攘夷(5)”民族思想意识，以强硬态度不断起来抗争，抵御外侮，并以开放的视野寻求社会变革，这说明，他是一个不墨守成规的新儒，是一个能够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探索前进的爱国者。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边疆危机前，陈宝琛就预见了沙俄对我东北，日本对我台湾的侵略野心。他上奏说：“俄隙虽弭，而与俄最近者莫如关东；倭(日本)患未形，而与倭最近者莫如台湾。”“台湾扼闽海咽喉，为七省门户。今琉球沦矣，邻警益逼。”1878年6月(光绪四年五月)，清政府派遣崇厚出使俄国交涉沙俄强占新疆伊犁一事。崇厚贪生怕死，在沙俄的威胁与愚弄下，擅自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里瓦几亚条约》，使我国丧失了伊犁等大片土地，陈宝琛愤慨上书，极言“诛崇厚，毁俄约”。1882年中法战争前夕，陈宝琛上书朝廷建议厚集兵力，加强中越边防。后来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战火逐步漫延向中国。陈宝琛针对时局上疏说：“越南未失则战易和亦易，越南若失，则和难而战更难!”，他警告清廷说：“舍战而言守，则守不成；舍战而言和，则和亦必不久。”“为宗社万世计，岂能隐忍迁就，狃一时之安而贻无穷之悔哉?”。后来他出任南洋会办，陈宝琛积极“筹策援闽”，一方面坚持必须调拨南洋水师舰船增援福建马尾海防，一方面又推荐闽籍海军人才蒋超英、严复、萨镇冰统率南洋水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溥仪欲到东北建立满州国，陈宝琛极力反对，他赶到天津对溥仪说：“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不要轻信郑孝胥的欺罔之言”。溥仪认为陈宝琛“忠心可嘉，迂腐不堪(6)”，他对陈宝琛说，每月给他800元的薪俸，请他一起到东北去。当时陈宝琛的生活已经很拮据，但他不肯接受。后来，溥仪、郑孝胥一行擅自出走，陈宝琛这时已“风烛残年”，他冒死赶往大连旅顺肃王府劝谏，他拜见溥仪时，跪在小皇帝面前，磕头痛哭说：“皇上，这件事千万答应不得；答应了，要遭千秋万代的骂名!”小皇帝看到恩师的样子，也流下眼泪。那时候溥仪己受到日方控制，陈宝琛也险些被关东军逮捕。他自知无力回天，叹“求为陆秀夫而不可得”。毛主席说过：“爱国主义的内容，看在什么历史条件下来决定(7)。”我们谈陈宝琛的爱国精神不能用今天的尺度，只能从他处于清末民初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来衡量。他忠于大清王朝，渴望大清王朝改革振兴，由弱转强。因此，他是一个在忠于大清王朝的前提下，忠于国家、热爱民族的，他是能够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探索前进的政治家，是与时俱进的忧国忧民的爱国者。（5）经济上，陈宝琛倡办洋务，兴修铁路，推动了中国经济近代化和交通事业近代化。洋务运动期间，陈宝琛积极支持倡和李鸿章创办洋务，主张引进外资和吸纳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在《条陈讲求洋务六事折》中，他认为，富国强兵只有“讲求洋务”，建议选派人员出洋考察，参合中西律意，编订章程，改总理衙门为通商院。当时，是否修筑铁路，是守旧派与洋务派争执最激烈的问题。陈宝琛代刘铭传拟定了《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倡言“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但应“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表明修筑铁路对发展生产的重要性。陈宝琛还建议借外债以修筑铁路，在赋闲家乡期间，他担任福建铁路总办，亲自到南洋爪哇、槟榔屿、吉隆坡、万隆、三宝垅等地募股170余万元，建成福建省第一段铁路——漳厦铁路，开创福建建设近代铁路之先河(8)。陈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