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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降清知识分子与满清统治者关系的演变杨银权宝鸡文理学院历史系陕西宝鸡721007内容摘要：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依附性特点决定了其人必须在统治阶级允许的范围内和许可下才能实现他们修齐治平的理想，所以他们与统治者的关系往往是以统治阶级的需要为转移。在统治阶级需要他们为政权建立和巩固出谋划策的时候，是他们才能得以施展的时候，也是他们和统治阶级关系的融洽期；一旦政权巩固下来以后，统治阶级为加强专制王权，从而开始限制知识分子的权力扩张，此时，他们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恶化，处在了统治者的严厉约束之下。降清知识分子与清朝统治者的关系也是如此，经历了一个由密切合作到逐渐疏远乃至于最后的严厉批判和打击过程。关键词：降清知识分子满清统治者关系演变清王朝统治者与归降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是清初，也是当今学术界比较关注的话题。他们的关系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都属于比较敏感的话题。这是因为：一方面，降人的投降行为被认为是气节所亏。另一方面，是因为清朝统治阶级从巩固自身统治出发，在乾隆时期大力讨伐这批降清的知识分子，目的在于倡导一种忠于王权的风气。故而，关于降清知识分子与清初统治者的关系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禁区。然而，不能够正视他们的关系问题，就无法如实地揭示和反映清初的历史事实。因为研究和正确评价他们的关系问题，不但可以如实揭示清王朝定鼎中原的过程，也可以充分反映和揭示知识分子以道自任的历史使命感，以及知识分子在专制集权下的依附性特点。大致来说，清朝统治者和归附知识分子的关系经历了这么几个演变过程和阶段：即，努尔哈赤时期的屠杀阶段；清太宗时期的大量招抚；顺康时期的继续任用和约束、疏远阶段；乾隆时期的严厉批判阶段。一屠杀阶段——努尔哈赤时期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了后金政权。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后金就遇到如何对待和处置当地汉族人民的问题。在努尔哈赤建立政权之初，他还是比较重视汉族知识分子的。不断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他们的效力和支持，然而，在知识分子的建言与统治者的意见相左时，政策就发生了急剧变化。当时的措施：一是大规模地屠杀；二是把大批汉族人民分给八旗贵族和将士为奴隶。这也就是后来皇太极所概括的“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1]卷40）的政策。如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占抚顺地区之后，“论将士功行赏，以俘获人口三十万分给之”[1]卷5，一次就分赏了三十万，可见当时汉族人民沦为奴隶人数之众。关于屠杀汉人的情况，在清代官方的记载中极为简略。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在致明朝总兵祖大寿的信中，虽也坦率地承认：“至辽东人被杀，是城有之”，并表示“心亦甚悔”[1]卷10，但终究讳莫如深，语焉不详。然而在朝鲜人和清初汉人的一些笔记中，却记述得比较翔实具体。据在萨尔浒之战中被俘的朝鲜人李民寏《棚中日录》所载，天命四年（1619年）六月十六日，努尔哈赤攻陷开原。“屠害人民亡虑六七万口，子女财帛之抢来者，连络五六日”，“上年（即天命四年）贼（指后金）迂唐人（即汉人），辄尽屠”。[2]在这种大规模的屠杀中，汉族地主知识分子不仅不能幸免，而且成为主要捕杀对象。在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努尔哈赤就曾下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其时诸生隐匿得脱者，约三百人”[1]卷5。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记述了一个很可能就是在这次屠杀中幸免于难的辽阳生员杨某的生动回忆。他说：“初，辽东之破也，恐民贫思乱，先拘民杀尽。又二年，恐民富，聚众致乱，复尽2杀之。惟四等人不杀；一等皮工，能为快鞋，不杀；二等木工，能作器用，不杀，三等针工，能缝裘帽，不杀；四等优人，能歌汉曲，不杀，惟欲杀秀士。时予为诸生，思得寸进，闭户读书，面颇肥白。被获，问曰：“‘汝得非秀士乎？’对曰：‘非也，优人耳。’曰：‘优人必善歌，汝试歌之。’予遂唱四平腔一曲，始得释。”[3]卷2努尔哈赤对辽东人民所采取的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和强迫为奴的政策，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土地大片荒芜，粮食奇缺。同时，它必然引起广大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当时在镇江、汤站、险山、海州等地，都曾发生汉人奋起暴动，执杀守城八旗官兵，投奔毛文龙的所谓“汉人谋叛”事件。凤凰城、盖州、尚间崖的满人不断遭到汉人的袭击，以至努尔哈赤不得不下令“各处行路不许人数过单，务集十人以上结伙同行”，而“满洲妇女人等，凡买食物，务记肆主姓名”[4]上编，惟恐被人毒杀后无法追究。这种人心惶惶，骚动不安的情况，反映出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多么紧张尖锐，它使整个后金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二大量招抚并委以重任阶段——皇太极时期针对努尔哈赤大肆屠杀汉人带来的严重局面，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皇太极上台后，就提出了“治国之要，莫先安民”[1]卷1的方针。他认为，当时民之所以“不安”，“多致逃亡”，是因为“汉人每被侵扰”[1]卷1之故，所以他一再强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审批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1]卷1以此来缓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在对待知识分子方面，他着力争取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和明朝降官降将的支持和效命，化敌对力量为我所用，以此不断削弱和瓦解对方，壮大自己，这是清朝统治者对汉人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极重要的转变。为了解决当时人才奇缺的状况，皇太极首先通过考试、荐举等办法，把汉族知识分子选拔出来，以敷急用。天聪三年（1629年）九月，考试儒生，将努尔哈赤推行“戮儒”政策时“隐匿得脱”的三百人，通过考试，分别优劣，得二百人，“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家为奴者，尽皆拔出”。[1]卷5天聪八年（1634年）三月，又一次专门考试汉人生员，分别等第，一等十六人，二等三十一人，三等一百八十一人[1]卷18。同年四月，又命礼部考取“通满洲、蒙古、汉书文义者”十六人，“俱赐为举人，各赐衣一袭。免四丁，宴于礼部”[1]卷18；天聪九年（1635年）二月，皇太极又宣谕：“朕惟图治以人才为本，人臣以荐贤为要。尔满汉蒙古各官，果有深知灼见之人，即当悉行荐举。所举之人，无论旧归新附，及已仕未仕”，“既呈送礼部”，“朕将量才录用”。[1]卷22这一次次的考试和荐举，充分反映了后金国家机构的急遽膨胀，而又缺少必须的行政管理人才的矛盾，也反映了皇太极对汉族知识分子的重用。著名的汉族文人知识分子如范文程、鲍承先、丁文盛、沈文奎、宁完我等人就是在这一时期受到重用和提拔的。除通过考试、荐举外，皇太极对汉族知识分子的笼络和利用，还体现在对大批明朝降官的招抚和录用等方面。如天聪四年（1630年）春，后金攻占永平、滦州、遵化等地，明朝大小文武官员降者数十人。皇太极亲自接见他们，一一进行安抚。这是他大批录用明朝降官降将的第一次尝试，它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破格提拔，一般提一至二级，如升滦州州同张文秀为知州，擢建昌参将马光远为副将等；[1]卷6二是特别重用被明朝革职的官员，如白养粹、马思恭等。当他听说迁安县有一革职尚书时，非常高兴，立即“传令来见”，[1]卷6可见他极善于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弱点和矛盾。在招降汉官和汉将方面，皇太极总是不遗余力，且都给以重礼相待。例如，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将来归时，皇太极准备破例以满族大礼相迎，而那些在朝的满族官员却多有异议，但他坚持“行抱见礼”，以示“优隆”。[1]卷14大凌河汉官投降后，皇太极谕令八家诸贝勒“更番具馔，每五日一大宴”，待若上宾。对于相继归降的汉官，莫不“照原衔分别授职，赐之世袭敕书”[1]卷30），厚待厚养。这种笼络·本文系国家重大社科项目“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史”（明清卷）的阶段性研究成果。3和厚待的做法，使降官们感激涕零，纷纷向皇太极表示：今后“虽肝脑涂地，不能仰答于上恩万一”。[1]卷17）在这种笼络政策下，为皇太极策划国事的汉人自然就愈益增多，以至后来在皇太极跟前的满族小官员也抱怨道：“昔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至于宗室今，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1]卷64汉族知识分子运用他们丰富的统治经验，为后金国家机器的完善和巩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努尔哈赤原先建立的后金政权，只不过是以八旗制度这种原始的准军事性质的机构来行使国家职能罢了。到天聪年间，“设六部，立谏臣，更馆名（改文馆为三内院），置通政，辨服制”，[1]卷10这一系列政权机构的建立和制度的完善，无不是在汉族官僚集团的建议和参与下逐步完成的。此外，汉族知识分子还为为后金入主关内，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在制定政策方面起了巨大作用。早在天聪九年（1635年）二月，皇太极就要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等就“将来我国既定之后，大兵一举，彼明主若弃燕而走。其追之乎？抑不追而竟攻京城，或攻之不克，即围而守之乎？彼明主若欲请和，其许之乎？抑拒之乎？若我不许，而彼逼迫求和，更当何以处之？傥蒙天佑，克取燕京，其民人应作何安辑，我国贝勒等皆贪得为心，应作何禁止”等一系列政策问题，“酌议疏奏以闻”[1]卷22，免得将来“手忙脚乱”。同年十二月，张存仁就以上诸问题拟出了一个初步设想，其要点有：一、“行兵时，预写榜文，迂城即发，晓谕官民”，以求稳定人心；二、夺取燕京后，“彼明主走，则不必追，获则不必杀，姑留之，俾各藩王瞻顾不前，惟皇上所欲为也。俟天下一统，人心大定，然后除之”；三、“抚辑黎元，当令拂扰”，“其守土之官，不可更易。彼谙练民情，娴习旧规，仍而不改，可使民情相安，仍加以满官为正掌印，而以原官副之”[1]卷26。这三点，到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时，除第二点当时情况已发生变化外，其它均为摄政王多尔衮参照执行。[5]《世祖本纪一》至于打出“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5]卷232，）的旗号，“为明帝发丧”，废明末三饷，“以万历中征册为准，岁减数百万两”等项政策，则都是范文程“参决帏幄”，替多尔衮出的主意。这些政策，对争取关内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稳定局势，显然起了很大作用。范文程也确是皇太极在制定政策时不可或缺的人物，他“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召入”[5]卷232，足见其所受到的重视和宠信。总的来说，皇太极对汉族官僚所提出的建议、意见，还是乐于采纳的，但一当触及到满汉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就很敏感了。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有一次皇太极“引太公望功烈，谕勉诸臣”，固山额真石廷柱发了点牢骚，说：“太公望有生杀之权，臣等能如彼生杀人乎？虽牛录章京以下，若加督责，逮至六部，比肩而跪，臣等岂不受辱，如此其何以堪”[1]卷43，这里的“虽牛录章京以下”，显然是指他属下的满人，结果石廷柱被送到刑部审拟，以“身在本朝，其心犹在他国”[1]卷43的罪名议处死刑。最后若不是皇太极宥免了他，差点丢了脑袋。这深刻地反映了在后金政权中，汉族官员虽身居高位，但往往并无实权的事实。这也正是清王朝在统一全国以后所采取的既定方针，它充分说明了清王朝虽是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但对于汉人，他们只是笼络和利用而已。三顺康时期——由重用到逐渐疏远阶段（1）继续招徕和任用崇祯十七年，在李自城农民军攻破京城后，为了取得主动权，摄政王多尔衮采纳了洪承畴的建议，在政策上做了重大调整，“一改过去入关骚扰的强盗行径，竭力装扮成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开始全面“推行笼络、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政策”，[6]“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7]卷120除崇儒重道外，顺治三年，清王朝鉴于“海内初定，需人共理”的原因，准备恢复科举，特规定：“每三年一大比之外，举行加科，以增加录取名额”，竭力网罗汉族知识分子。同时开举荐隐逸之路，召募文坛名士。未久，弘光政权覆灭，清廷内部有人对录用汉族士大夫的做法提出质疑，多尔衮敛容正色道：“用贤系国家要务，若得真才，惟恐不尽其用”，依然坚持“邪正兼收”的方针。[8]卷54从效果来看，不能说微乎其微，诸如明末东林党人陈之遴，金之俊等，相继投靠清廷；被多尔衮誉为“荐贤为国，忠悃可嘉”的王鳌永、沈维福，一次就各推荐了70多人，其中不乏前朝文士。斟酌这个时期清政府推行的文化政策，主导方面是清晰的，用梁启超的话来说，“顺治元年至十年”，满清当局对“念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