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新在何处?新材料,本书写作过程中借鉴了新出土的马王堆帛书《老子》、郭店楚简《老子》;新思路,作者立足于新材料与严密推理,大胆提出了道家始于战国中期、庄子早于老子、道家的转生、轮回的等新观点;新方法,以“道”为中心的历史进展而不是以传统的学派的顺序开展道家思想。本书所采用的方法:①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作者提出了二重历史性——思想是否以解决怎样的现实的各种课题为目标,企图超越怎样的先行的各种思想,史论结合,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与内在轨迹。②注重史料与文献资料,既有新资料的采用,又有原先资料的再整理。③批判的方法,不是照抄、复制历史资料,而是对其进行史学、特别是哲学的批判,去伪存真,去粗取精。④共时性与历时性交织的方法,不仅有思想的历时演绎,同时结合共时性的同代思想家、观点交织,使观点丰满完整,历史的地形学。研究对象——早期道家思想,主要是指中国古代的,由庄子、老子、淮南王刘安以及周边思想家所主张的各种思想,诞生于战国时代,分为初期、中期、后期。内容:池田知久首先对学术界通行的对于“道家”的看法——以“老子”为开山祖、而以“庄子”为祖述者的看法表示怀疑,认为这一说法,由武帝时期司马迁提出的。在此之前,“黄老”、“老庄”、“道家”等称谓均已存在,因此不是一个发生性、全天下通用、只是在淮南适用的称谓,“道家”也并不是一个以谁为开山祖的发生性看法。这几个称谓本身不一致,在内涵与外延上。《史记·老子列传》,不仅是第一篇“老子”的系统传记,而且第一次提出了“老子”作为道家开山祖的说法。但其中包含老聃、老莱子、周太史聃三位候选人,充满暧昧与矛盾,不是信史。三人年龄设定含混,司马迁所用材料取于战国中后期道家思想,当时思想家为表现自己思想做出的任意虚构或者托古。至少,学派的道家在春秋战国时代不是历史事实,而是晚至司马谈其后数十年用来总结诸子的概念工具。老子候选人还包括老龙吉、老成子,成为道家系统的理想型人物的集合名词。老子是何人并不确定,可能是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的虚构人物,“老子”是这一时代的人物,作为学派的道家成于武帝时期。庄子形象的变迁——庄子的寓言性,使得三十一条庄子本人故事反差很大,时间上介于鲁哀公与公孙龙之间——必须区分开故事中的庄子与历史的庄子。庄子中最早部分,始于探索以“道”这一终极性、根源性实在为中心的《齐物论》中的南郭子綦、颜成子游问答,成书于公元前300年为中心的战国中期,理由:道形而上到形而下的演绎、对儒家批判到肯定、道家谱系,最重要的三人——老子、庄子、刘安。案:设定起点本身的矛盾性,“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找到的不是历史当中的某个点,点是不存在的,找到的总是某种历史性,对于道家学派的称谓的历史溯源达于庄子,对于道的本体论建构始于何处?庄子这一开始既是结果,又是开始。因此,必须区分开自在道家与自为道家,庄子之前的道家,虽未未形成道的观念,并不意味着没有意义。《庄子》的编纂、成书,最早成于战国中期,一直到《庄子·天下》、《淮南子》成书年代,被写出、整理。篇幅变化为刘向、刘歆的五十二篇本,晋代的二十七篇本与三十三篇本。内、外、杂篇的分类,同时是价值的降低的,池田这一看法缺乏根据,因为早期未分篇,只是始于刘向,但当时认为三篇全为庄子所做。《老子》的编纂是在《庄子》的某些部分成书之后,比《庄子》的全部编纂要早,并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而进行的,编于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从《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的引用中可见。《庄子》是多数道家思想家在战国中期到汉武帝时期持续写作而成,因而可能写于老子之前、同时或者之后。顺序如下:《庄子》某些篇章——《老子》某些篇章——《老子》成书——《庄子》成书《淮南子》编纂者的刘安对年轻的皇帝提出要求,要在汉朝廷所统治天下的各种思想、各种势力全都容许的同时,而实现这些更缓和的大调和、大统一,确立了将老子奉为经典并施加注释的风气,提出以道为中心的宇宙论框架,老庄并称。案:《老子》与《庄子》成书先后很难准确定位,因为两者很可能不是成于一人之手,不过池田的《庄子》在先说没有考虑到虽然作为人名的老子处于托古风气浓厚的战国中后期,但《道德经》的某些篇章可能早于《庄子》,从文体上来看更为合理(诗歌体先于对话体、记事体)。道家经由“黄老”到“老庄”走向道家。“黄老”有广义与狭义,广义的“黄老”指的是申不害、慎到、韩非、接子等在史记中提到的“本于黄老”、“学黄老”,乐巨公、盖公的黄老则是现实中存在的狭义的黄老。黄帝与老子的结合作为道家开山或者先驱人物在战国末期开始的,道家黄帝形象出现于《吕氏春秋》、《庄子》、《管子》中,属于道家式的托古,将黄帝与道德联系在一起。在其中的文章中,黄帝有时讲述君主如何统治民众,接近法家,是道家与法家的结合,同时夹杂着其他各家各派思想,并不纯粹是道家思想。紧接着,老子的形象出现,但与黄帝出现的场合不同,老子的场合,一开始就是道家的,单纯而又纯粹,说明老子比黄帝的地位高,作为道家的圣人。“老庄”通行于魏晋南北朝以后,但在《淮南子·要略》就被提出,《史记》中也有着“老庄申韩”,《淮南子》中“老庄”并称是对于西汉初期道家与法家思想结合杂糅的黄老思想的反动,明确将“黄老”与“老庄”分别开来,将其中法家的思想去除,主要是对于道的形上学思考,而不是韩非、申不害、商鞅等的法家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已经接近于以老子为开山祖、以庄子为其重要后继者的道家学派概念。这一概念的历史意义,显示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其中老庄申韩并称,明确将道家分为两个系列,即老庄的思想与韩非、申不害的黄老思想,两个系列都以老子为开山祖。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中,指称具有某种思想倾向的思想家及其书籍为“道家”这一概念,从学问上来讲作为有意思的东西而固定下来,是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的道家开始的,而这又源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将“黄老”、“老庄”、“老庄申韩”三个概念进行了综合。早期的道家概念,至少在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手中,包含着当时主流盛行的黄老思想,作为对黄老思想的怀疑与批判。案:道家的内涵与外延在不同历史时期是变迁的,但无论如何称呼,已经将道家视为一个历史的过程,萌发着学派的概念。早期道家思想。在“黄老”这一概念、学派出现之前,道家特征的人物及其思想就已存在,称为早期道家并不为过。但能够称得上道家的真正起点—,正是思想家们达到终极本源之本体——道之观念的那一时刻,而这又是始于《庄子·齐物论》中的“南郭子綦、颜成子游问答”的庄子最早期思想。道家的社会存在基础——传统秩序崩溃后产生的无依无靠的自由人,他们的主要思想既有对社会、生存的不安与痛苦,对于旧的价值体系的不满与不信、怀疑与批判。道家思想承担者正是被传统的价值的“是”与“非”、世俗的“真”与“假”所抛弃而无处安身立命的自由士大夫,它们不是按照当时标准来讲的成功者,极端贫困的庄子就是其中代表。无论是政治地位、经济利益、这些人都遭到疏远,甚至连自己的生死都掌握不了,由此,它们走向了超越批判世俗的“知”以及价值判断的道路,达到了“一之无”的“齐同的非存在”的境界,确立了真正的主体性。道家的先驱者包括重视生命、身体的杨朱、子华子等,追求主体性的宋荣与伊文,辩者惠子、公孙龙等思想案:作者的道家思想不是以老子、庄子等人物来展开道家,而是以以道之观念的形成为中心、关于道家思想史的发展。“万物齐同”的哲学——道家思想家们对于使人走向不安与痛苦、不满与不信的、人心内部的世间之“知”的正确性,或者“知”总体之正确性,发出怀疑的目光,通过对之进行反复的彻底的批判,求出使真实的生存成为可能的真正的“知”。现实存在的人总是被异化的人,“地籁”、“人籁”是人类的主体性存在方式,不是真正的主体性——“天籁”。如何克服自己的异化,在“道”中寻求世界的主宰,是其共同追求。由于以往思想家用“知”与“言”去把握“道”,遮蔽了真实的“道”,因此必须通过对先前各种把握“道”的姿态进行彻底的批判,批判工作的顺序,作者作了纲领性概述。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将顺序倒过来,从后往前推,即是作者批判的进展,经由对于“爱”的批判,一步步前进,达到古之人的“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的境界。作者首先排除的是与“小成”、“荣华”相伴随的感情判断,这是最下一级的判断;其次排除的是“儒墨之是非”的价值判断,展现出一个没有是非的世界;其次排除了名家围绕“彼”、“是”展开的事实判断,在这之后展开的世界,就是作者自身的“一之有”的“万物齐同”的世界。当然,作者认为万物齐同也不够充分,必须予以排除,进行了存在判断的排除,达到“一之无”的“道”。虽然排除了感情、是非、彼此等妨碍判断的因素,但其中保留下来的世界没有好坏之分、是非之别、彼此之界,万物在存在上表现为“有”或“同”之形态,也就是“一之有”。但与此同时,在古希腊时代也存在着“万物为一”的哲学,只不过走上了否定的道路,提出了矛盾律,二者明显区别于庄子的路径,截然相反的路途。对存在判断的排除与否定——经过前面的排除,达到“万物齐同”的世界,实际上并没有走到尽头,毕竟还是预设了世界的存在,必须将客观的世界与主观的我一并排除。“万物齐同”的“同”本身也必须予以排除,世界无所谓同也无所谓不同,必须从世界之有走向世界之无。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则已有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庄子·齐物论》)万物的根源不能是有,必须是未始有物的“无”。如何达到这个“无”?严格来说,这个“无”不是认识的对象,不能通过向外寻求的途径达到,因为这样就已经设定了“无”的有,要追求的确是“无之无”,南辕北辙。必须通过不断地否定与排除让其自己显现,作者从“有”追溯到“无”,从“无”到“无之无”,再到“无之无之无”,不断地回溯,不断否定有,最终达到“俄而有无矣的”境界。庄子描述的是“知识——存在论”的角度,通过彻底的还原与批判,最终达到“一之无”即“齐同的非存在”的境界,“无之我”和“无之世界”相融合,成为一体,最终确立了终极根源之本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宣告了道家历史舞台的开幕,有着纪念碑般的巨大意义。道就是“一”,就是“无”,而且是一种用人的知绝对无法把握到的东西,成为道家的根本命题,以此为出发点,后来道家思想向多方面发展。但是,万物齐同的哲学由于拒斥言语,从一开始就包含着神秘主义的色彩,而且其中对于现存世界的本体论上的批判色彩极重,从诞生之初,就被强调“分”与“别”、维护“礼”的荀子学派所批判,后期出现的“可不可”、“然不然”的道家式的万物齐同的哲学命题,成为辩者及公孙龙学派诡辩的的命题,不再具有肯定的意义,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万物齐同的哲学被道家自己亲手埋葬,虽然仍保留着“是与非”、“可与不可”的价值层面的“万物齐同”,更多是将生与死视为一体、等同的生死观,走向了生与死的轮回、转化上去了。案:道家排除了客观世界的事实与价值,实际上取消了客观世界的真实性,但道家的排除更多的是知识论立场的排除,走向了主体性,通过主体担保世界的存在,实际上必然走向对于万物存在的排除。抛弃了“一之无”的“万物齐同”的哲学的道家思想家,很快走向了以“道”为中心的形而上学,作为“一之无”的“道”逐渐与万物分离,形成了道——万物的二世界理论。道由对万物的否定转为对于万物的肯定、道使万物得以存在,是主宰,道是一之无,万物是多之有,道不变、万物是假象,不断变化。确立了二世界理论,只不过是构建道的形而上学,两者的对立只不过是支配与被支配,优劣的关系,其中未达到宇宙生成论以及社会政治领域,道之超越又内在于万物之一思想也还没有出现。最初是为了克服在世界之中的异化,重新确立主体,通过对道的把握,回归于道。到了战国末期以后,二世界理论才逐渐社会政治化。“物物者非物”,“精于物者以物物,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