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额货币供给的成因分析

1超额货币供给的成因分析2004年4月19日超额货币供给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种特有现象，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不仅干扰了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作用的有效发挥，而且造成了通货膨胀压力，给宏观调控带来难度。本文认为，多年来依靠政府投资、吸引外资和扩大出口的资金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是造成我国超额货币供给的主要原因。具体来说有如下几点：第一、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由于非理性因素和行政特权的干扰，存在严重的滥用资本，过度投资和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自从1998年以来，政府试图通过降低利率的方式来刺激投资和消费，以启动内需，但是结果不尽如人意，居民边际储蓄倾向不断增强，货币流通速度减慢，人民币资产化倾向增强。在货币政策作用不明显的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凯恩斯模式的经济发展道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实践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我国走出通货紧缩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投资体制也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首先，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相比缺乏足够的信息优化资源配置，特别是非市场因素的干扰造成了地区之间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的现象非常严重，出现增产不增收的局面，大量资源被浪费。其次，政府以投资拉动经济的做法提高了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收益分配权，资本所有者获得了新增货币的大部分收益，劳动所有者的工资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无形中拉大了供给和有效需求之间的矛盾。研究表明，中国在1995年以后，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相反的发展趋向，政府长期靠投资拉动经济的做法导致资本深化的步伐过快，投资效益下降，而且偏重技术的发展模式增加了资本集中的程度，出现资本对劳动的过分替代，资本－产出比率不断上升导致资本对经济的边际贡献率呈下降趋势，最终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显然，政府投资和资本化程度提高必须有货币发行来支持，而资本边际效用的递减，使货币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不断减弱，货币的增加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和购买力提高，最终造成了超额货币供给的出现。第二、巨额银行不良资产是超额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银行信贷是政府过度投资的主要融资渠道。银行信贷和直接融资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直接融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而银行信贷是投资创造储蓄，虽然信贷资金的来源是储蓄，但是银行信贷通过派生货币又创造了新的储蓄。派生存款如果能够推动有效投资，那么对经济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如果派生存款最终是以不良贷款的形式保留下来，银行就具有了巨大的金融风险。我国的银行是国家支持的不准破产的企业，银行也没有权利调整利率来影响资金供求，廉价的资本、无效的投资和消费能力的低下导致银行发放了大量无效贷款。大量新增的派生存款与这些不良资产对应，增加了货币存量，而对实际经济的影响却很少。第三、开放条件下，我国多年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也推动了超额货币供给的形成。先从经常项目来看，在国内商品市场存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贸易净出口实际上是国内过剩商品寻找海外销路的表现，如前所述，这些过剩商品是银行信贷和过度投资的产物，其价值已经被新增派生货币所补偿，出口增加了外汇收入，而结汇将导致货币量增加，这意味着，出口商品价值实现的同时有两次等量的新增货币与其对应。再来看资本项目，由于我国存在地方投资的冲动，在存在信贷规模控制的情况下，吸引直接投资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变相套取人民币的手段，但这部分货币在使用上仍然存在宏观意义上的无效投资问题，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可观的投资回报被外商取得，而不是本国的资本所有者。总之，顺差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储蓄大于投资情况下利用外国需求拉动总需求的一种方式，是内外失衡2下的总体均衡，它在暂时缓解总供求矛盾的同时，加剧了超额货币供给。可见，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政府投资、银行信贷、对外贸易在推动ＧＤＰ增长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制造了货币领域的非均衡现象——超额货币供给问题。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了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之和，我国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不仅很大，而且我们经济增长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在今后的发展战略上，我们应该逐步转变政府投资的职能，从单纯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优化产业结构和为私人投资提供机会上来，逐步改革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和汇率制度，减少国外资本对国内的冲击。在拉动内需上，应该立足于增加劳动者收入，搞好收入分配，提高消费能力，以消费启动内需。同时搞好各项配套改革，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鼓励民间投资；搞好宏观产业布局和规划、建立健全金融市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今年我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前景，关键在于国家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和水平的提高，以及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中国货币超发14万亿是通货膨胀罪魁祸首2011-7-14货币超发透支政府财政中国银行王永利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表示，货币的超发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财政的透支，在目前这样一种全球主权债务危机的环境下，中国应当对自身目前的货币环境和货币运行机制以及财政运行机制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当我们说美国不负责任、开足马力印钞票的时候，实际上增长最猛的非我们莫属，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今年5月份，广义的货币达到了76.34万亿。2000年底只有13.25万亿。在十年半内，中国代表社会购买力的广义货币总量增长了6倍多。考虑到央行要有日常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2002年9月之前，中国相当一段时间保持在了6%的水平，这也是日常的合理水平。扣掉这6%能冻结的4万亿元至5万亿元货币，央行票据加存款准备金，扣除正常的部分，额外还要再冻结14万亿左右。这14万亿资金闲置，就是货币超发的具体表现，也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货币为什么会超发，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外币占款比例过大。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不是太多了？王永利认为有1万亿美元就够了。中国的货币政策需要达到的目标功能很多，除了保证经济稳定还要保证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范围。这里面要区分哪些是中央银行应该持有的，哪些是不应该由它持有的，我认为超发已经超出了它的范围，超出的14万亿元放在这里就可以了，正好是2万多亿美元。另一个原因是信贷增长过快，王永利认为这是因为信贷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倒逼货币超发。中国的贷款总量在迅猛扩大，但很多中小企业，尤其是农村企业根本贷不到钱，究其原因要看贷款的结构。2009年之后，贷款的第一大项是政府融资平台，第二大项是国有大企业，第三大项是个人贷款，主要是房贷，还有是跨国性大公司和大型民营企业，国有大型企业的经营业务都在向房地产行业靠拢。因为很多的住宅项目，只要投入30%的资本金，随后银行70%的贷款就跟了上去。不管是政府还是银行，从来没有比这种方式来钱更容易的。这样做的结果，单从个案上来讲不一定有问题，但是整体来说，由于项目主要是靠房地产、土地、矿产支撑，这样的发展就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因为这些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对于应该怎样控制货币总量，他认为，在间接融资中，银行存款会转化为贷款，产生货币的乘数效应。如果这样无限放大下去，就没底了。衡量货币投放，仅有银行贷款是不够的，应该有广义贷款的概念，所有间接融资的方式都应该纳入进来。根据这一标准，3“贷款派生的存款不能再贷款。”在王永利看来，这应该是一个控制货币总量的长期目标。中国或面临流动性陷阱考验中国银行曹远征教授在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减速，因为中国当前很可能会面临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考验，一个明显的表象就是当前金融工具的效力与过去已经有所不同。在IS-LM曲线中，经常讲到在产品市场和劳务市场上实现均衡，但是很少讲到如何实现与金融市场的均衡，因为在这里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国的经济已经陷入了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之中，货币政策的效力可能明显较弱，体现在数据研究方面，参考意义也相应下降。解决金融工具效力下降这一问题需要靠财政。从国际经验来看，不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在面临这一问题上都是靠财政来解决问题的。但是财政解决的最后结果是把个人债务转化为国家债务，让国家债务不可持续。这就给宏观经济学带来一个挑战。但是如何把金融学研究的资产负债表和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总需求管理纳入到一起，需要仔细思考。因为曹远征认为，建立一个良好的资产负债表，是研究国家未来风险的第一重要的思路。同时也是解决外汇安排问题、就业压力问题以及其它各个方面风险问题的最好的途径。要从长远中求得平衡，就需要从保增长、保民生中得到平衡持续的发展。第六次人口普查中人口结构变化的速度超出研究者们的想象，过去，大家一直认为中国总的生育率在1.8‰左右。但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出的数据，生育率在1.4-1.5‰左右，中国人口高峰大概在2014年出现。所以要特别注意中国未来家庭结构变动和房地产的变动所导致的新问题。中国税制结构导致高物价“讨论中国境内外产品价格倒挂或不均衡，讨论中国境内产品的税收对推高物价的作用，并不能从中国的宏观税赋水平中去寻找原因，而要从中国的税制结构中去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培勇在论坛中指出，税收和物价之间虽有一定联系，但高税赋不一定导致高物价。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高物价是由不均衡的税制结构所造成的。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赋水平，即使按照最宽口径计算也不过就是34.5%，而整个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宏观税赋水平超过39%，北欧等国家更达到50%以上。中国的宏观税赋水平并不是世界最高的。那么为何当前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赋水平过高，导致境内外物价不一致，进而推动了物价水平的上升呢？高培勇首先从税收和价格的联动机制进行了分析。并不是所有纳税人缴纳的税收都会进入价格，而是只有生产税才会进入价格统计。在进出口环节，很多商品的流转税会被退掉。但是因为税制结构的不同，当中国制造的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时，退掉了包括增值税、消费税等在内的将近50%的税收，而对方只对这个产品征收相当于他们国家20%或30%的流转税。此时，因为所加入的税收额度有所差异，境内外产品之间的价格倒挂现象就有可能出现。中国进口商品时同样也出现这类情况。高培勇称，税制结构的差异会带来税收和价值之间关联度的差异，也会带来税收对价格影响力的差异。此外，中国的税收制度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由企业缴纳，走价格通道”。中国的全部税收收入中，90%以上的税收都是由企业缴纳的，并由企业通过价格通道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便形成了税收增长和物价之间的高度关联。更重要的是和中国目前的税收管理水平高度相连。中国目前在税收上的管理结构很简单，就是税务局管单位，单位管个人，脱离了单位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税务局难以直接面对作为自然人居民的纳税人。要想摆脱或弱化税收和价格之间的高度关联，就要增加直接税的占比，降低间接税的占比，即增加由个人缴纳给政府的税收比重，相对减少企业缴纳给政府的税收的比重，从而使中国的税制结构求得均衡，并与世界对接。这也是当前有关税收改革的顶层设计思路中的一个焦点所在。4中国经济还有下滑空间“在国际经济形势和进出口不确定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还有进一步下滑的空间。”国家发改委宋立认为，国际经济形势和进出口在目前的不确定性很大。一方面，现在世界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刺激政策推动的复苏，而随着各国刺激政策相继结束，新的增长点若没形成，世界经济即将进入增长动力转换时期的振荡状态。另一方面，日本核危机以及中东、北非的动荡加剧了世界经济下滑而物价上升的趋势。日本核危机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退核浪潮，导致在未来三到五年里，能源的供给紧张。北非、中东作为德国主要的出口地，近期的危机将影响德国，进而是欧盟经济的复苏。如果危机扩大，国际石油价格将可能在120美元之上波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还有进一步下滑的空间，第三季度经济下滑幅度将更大，甚至存在低于9%这一潜在水平的可能。被美元牵着鼻子走人民币怎能不超发2010年11月18日货币超发央行负部分责任NBD：针对日前有人提出人民币超发43万亿，计算方式是M2减去GDP，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给予反驳。那么，我国存不存在货币超发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吴庆：张健华只是反驳了这种比较方法，并没有否定人民币超发。人民币超发是长期存在的事情，并不是现在才出现。验证人民币超发的证据是，货币供应量M1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