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武器发展历程1950-1962引进技术、仿制生产奠定国防基础49年解放时,中国兵工厂弹药年生产能力仅能达到1万吨。相比之下,二战期间美、苏、德等国的年弹药生产量都在200万吨以上。鉴于当时国内工业基础过于薄弱,中国国防事业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应急购买苏联先进装备,一方面建立独立的国防体系。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新中国以半价赊购方式引进了苏联106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欠下了30亿元人民币的外债。1951年至1954年期间,中国同苏联达成了“156项”重点工业项目的引进,苏方以成本价提供陆、海、空三军配套武器装备的生产线,并免费提供相应技术。在苏联领导人中,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对华提供的援助最多,水平也最高。1953年他担任了苏共第一书记时内外地位不稳,急需刚赢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而在国际上有很高威望的新中国支持,对华援助特别是军援有了质的提升。新中国刚建立起的军工企业在苏联专家帮助指导下,用苏联提供的设备仿制生产出56式枪械、歼-5战斗机、带“5”字头的各种火炮、59式坦克等主要装备,这些都达到或接近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不过,上世纪50年代世界强国已经迈入核武器阶段,毛泽东在赫鲁晓夫1954年首次访华时又提出能否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却受到婉拒。中共中央仍于1955年决定,开始核弹、导弹的预研。1956年东欧政治形势有变,赫鲁晓夫因政治地位受到威胁,不顾军方反对,于1957年7月同意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导弹样品,帮助建立核工厂,其交换条件则是毛泽东访苏对他表示支持。苏联对华的“两弹”项目援助,主要是帮助中国建设了最早的原子反应堆、浓缩铀工厂、核燃料棒工厂、铀矿和核试验基地,提供了P-2型导弹样品。后因中苏之间发生政治争吵,苏联于1960年7月中断了“两弹”方面的援助并撤走专家。中国能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完成“两弹一星”,主要是自力更生的结果,苏联早期的帮助也有着重要作用。1961年中苏关系有所缓和,不过中苏关系这一度好转为时不久,便因同年11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时中共反对批判斯大林并支持阿尔巴尼亚而再度闹翻。1962年11月,苏联以古巴导弹危机时中国对其不予支持反而影射抨击为由,在米格-21的技术资料还未最后交齐时停止这一援助项目,对华的军事帮助至此停止。不过中国军工业通过全面接受和掌握苏联50年代水平的武器装备技术,对奠定国防工业的基础还是起到了重大作用。1962-1978自主研制、艰难突破为国家提供了战略威慑力上世纪60年代初苏援断绝,中国的武器发展进入了一个将近二十年的完全自主研制阶段。此间中国同苏联逐渐进入敌对状态,同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关系虽由对抗走向缓和,却基本未得到军事技术帮助,国内的科研人员和军工企业在近乎封闭状态下靠着自力更生研制武器装备。60年代最令国人自豪的军事成就,就是“两弹”的研制成功。这一项目受苏联撤退专家的影响并不大,因为中国自己有一批在国外学习回国的顶尖级专家,并且在苏援中断前就掌握了核心技术和全面配套的设备。中国于1960年研制成国产地对地导弹,1964年首次爆炸原子弹成功,1966年实现了原子弹和导弹的“两弹”结合发射成功,1967年空投氢弹爆炸试验成功,1970年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中国在尖端武器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威慑能力,成为在世界上奠定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柱之一。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的常规武器研制进入了一个漫长的消化苏联技术的时期,虽有部分自主创新,却因原有技术基础薄弱而未能实现跨代突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又造成许多科研、生产单位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当时许多武器项目的科研指导又出现急躁冒进思想,违反科学规律而按“大会战”方式搞突击。无数事实证明,国防现代化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应该靠提高全民全军的科学素质来解决,不能依照小农经济的单向思维以短期努力希望一蹴而就。从1964年起,我国半数左右的基本建设费投入了三线建设,在西部原来的偏远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独立的军工体系,对改善我国国防工业的布局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由于国防企业只生产军品而不生产民用品,军品援外还以“不当军火商”的精神免费赠送,国防企业日益成为一种沉重的包袱。1979-九十年代后期技术储备、战略调整形成升级跨代的实力1978年末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的武器装备发展也迎来了一个全新局面。通过拨乱反正,全军部队和国防科研部门确立了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正确发展方向,清算了“左”的错误,我国的军队和国防科研、军工部门通过面向世界,走出国门,开阔了眼界,也迎来了技术上的全面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一些军工部门领导人走出国门,与西欧军工科研机构开展了交流,由此他们痛感自身的差距并增强了追赶的紧迫性。当时我国的有关部门曾设想过成批购买西欧的先进装备为部队实行换装,不过西方讲求实利的军工企业家只热衷推销武器成品,不肯转让核心技术,要价之高又令人咋舌。当时有人计算,如果购买西欧的装备为解放军全面换装需要数百亿美元,若使国内的军工体系再由仿苏式更换为欧美系列花费更要加倍。中国领导人通过分析本国情况,认为提高本国军队装备的出路还在于自研,对外交流主要是学习引进技术。由于立足于自研为主,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当时国内军工科研在经费大幅压缩的情况下仍有重大进步。国内军工企业对国外先进武器只少量购买样品,再努力吃透其技术,并以引进的技术改造旧装备。80年代以后军队长期实行了“忍耐”方针,国防费用一再压缩,中国的国防企业对武器则采取多研制、少生产的方式,虽然相当长时间内军队装备没有太大改善,军事科技水平却有了不小的提升。这些武器的技术标准虽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至少有着20年差距,却显示了我国常规兵器研制突破了长期相对停滞的局面而有了质的跨越。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军工技术同时,中国军工企业也打开了国外军售市场。在1979年,中国以向埃及出售歼-6战机为开端,将武器也作为外销商品推向国际军贸市场,当时取得了不小的销售量。出口创汇获得的收益不仅解决了军工企业的经费来源困难,又为下一步的武器研制提供了重要资金,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从9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军队将信息化作为军队建设方向,装备信息化也被列为武器发展的重中之重。由于国家863高科技发展计划的实行,整个国家科技水平的提升又为向军品研制转化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国内电子、信息工业的发展,也使国防科研和军工生产迈上一个台阶。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天安门阅兵,新型坦克、装甲车和各类导弹都大批亮相,这些作战平台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已大幅缩小。与此同时,中国各军工企业也都按行业组成各集团公司,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技术创新、跨越发展推动武器进步进入第二个黄金期。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现代武器装备的研制是国家科技水平的结晶,同时也靠经济实力支撑。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大大增强了经济实力,迈向新世纪后终于结束了“忍耐”期,对国防的投资逐年增长。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每年都有一些重大的军工科研突破,尤其是弥补了过去基础研究的众多弱项,在航空、航天、船舶、兵器、军用电子、工程物理等高技术领域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中国军队建设带来的装备更新换代,已经逐步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机械化与信息化复合发展的武器体系,在某些领域里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中国国防科研水平的跃升,使国产武器在国际军贸市场上也走向高端,改变了过去以低档廉价为主的外销方式。武器外销不断增加,武器外购不断减少。2011年1月11日,中国新研制的第四代战斗机歼-20在成都进行了试飞,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能研制出这一代新战机的国家。中国航空业能异军突起,标志着基础工业、装备制造业、材料科学、电子科学等各个相关领域都有了重大突破,并将改变未来空军强国的格局。新中国一代代军工人员和广大指战员在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不过国人也应清醒地看到,由于国家的技术底子薄、目前产业规模虽大却在总体上档次较低,在多数高端产业上与最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差距,要达到赶超的目标还需要走漫长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