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宏海论汉字的始祖文字

邓宏海：论汉字的始祖文字——贾湖刻符及其记录和传播的世界最早阳历摘要：八千多年前贾湖人使用的刻符中，有迄今为止人类所知最早的数字符号和象形符号；其中不仅有些的构形相同或相似于相应的甲骨文字，而且有数字组合完全相同于甲骨文中的数字卦。本文以其中的4个刻符作示踪元素，跟踪了它们被史前各地先民使用的遗迹。这些遗迹所组成的实物证据链表明：（1）贾湖刻符在世界所知线形象形刻划符号中最古老；（2）它们记录了贾湖人发明的世界最早阳历，因而其传播的地域最广、时间最久；（3）它们以其所对应的数字卦，记录卦数语言，并通过八卦将其记录的民生实用技术跨时空传播；（4）它们的进化最连续不断而成为最经久耐变的线形象形符号进化谱系，在其通过进化而直接进入甲骨文字体系、并繁殖孳乳出其同源字群的同时，也为一切线形象形符号的创作和使用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原理、方法、样板和构件。因此，贾湖文化的这些线形刻符，不仅是汉字的始祖文字，而且也是一切线形象形文字的始祖，以致不仅在包括古汉文、古彝文在内的一切东方古文字中，而且在包括苏美尔原始线形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线形象形文字在内的西方古文字中，都可见到最早源自它们的遗孓。它们有充分的证据向世界宣告：中国在八千多年前年已开始发明并行用文字和阳历。正文：迄今所发现的最早卦象文字出土于距今9-7.8千年的贾湖遗址。八千多年前贾湖人使用的刻划符号中，有迄今为止人类所知最早的数字符号和线形象形符号，它们不仅是线形的、以方块的形制出现，而且有些的构形相同或相似于相应的甲骨文字、甚至有数字组合完全相同于甲骨文中的数字卦。它们是否属于文字？与汉字的起源有何关系？自这些符号出土以来，国内外学者一直在争论这些问题。一些学者以这些符号无法证明其读音和大多是单独刻划而没有上下文为由，否定它们的文字属性。而肯定论者，迄今也没拿出驳倒这两点的依据，以致这些问题的争论一直处于僵持局面。贾湖遗址发掘的主持者张居中教授，继与李学勤教授等（2003）在英国Antiquity杂志发表有关论文、将这些问题的讨论推到新阶段之后，又与蔡运章先生（2009）一起提出了研究其中一些刻符的“卦象文字”思路。从认识进化考古学的角度看来，这思路可趋近古代中国人以易学思维方式进行认识和实践的实际。下面就沿着这思路来探讨这些问题。一、贾湖刻符中的四个卦象文字尽管汉魏时期仍然存在的象数思维习惯表明了，史前先民不仅行用数字卦，而且开辟了由数字卦向卦象文字乃至成熟象形文字发展的道路；但汉魏之后这种习俗逐渐被主流学界所淡忘，以致一旦某个学者提到八卦同汉字之间的这种天然血缘关系便受到嘲笑。随数字卦和先秦文献的大量出土而复兴象数易学研究，呈现于人们面前的，不仅有早在商周时期及其以前就已存在之数字卦与卦象、卦名、变卦、互卦及卦象文字、图画文字乃至卦、爻辭的对应关系，而且有自距今8千多年前的贾湖文化“易卦是连结这些器物和文字的切合点”的事实（蔡运章2001）。在这类出土材料日趋富积的形势下，重新审视先秦诸子表述义理的文字皆本于象数的事实，已成为包括文字学在内的汉学研究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趋势。迄今积累的考古出土材料证明,伏羲卦数語言通过卦球、卦筮、卦珠、卦契和卦图等的表达成卦象再進而形成文字的过程,不只是在堯舜以前的中古才开始发生,也不只是在半坡时期才开始发生,而是在八千多年前与贾湖文化相当的伏羲时代就已开始发生了。贾湖遗址既出土有迄今所知的最早数字卦，也出土有迄今所知的最早卦象文字。该遺址出土器物上的刻划符号很多,仅從其同各地新石器早期文化直到商周时期各地流行之符号的類比來看,其報道的刻划符号中，除“一”至“八”八8个数字符号外，还有龟甲上的“大、日、目”形刻符；叉形器上的飞鸟形刻符；骨笛上的“ㄈ”形刻符；陶器上的“＋”字、光芒四射的“太阳纹图案”等；石器上的“ㄒ、工”形符号等。下面考察其中的头四个象形符号(图11.3.1)(HNWWK1999)。1.贾湖M387：4（HNWWK1999）贾湖M335：153.贾湖M344：18（HNWWK1999）4.贾湖M344：3（HNWWK1999）2.贾湖H190：2（HNWWK1999）北福地（HBWWY2007）跨湖桥（ZJSWW2004.）征溪口（HNSWW,2001）皂市（HNSBW1986）高庙（HNSWW2000）高庙（HNSWW2000）三星村（F127）高庙（HNSWW2000）半坡（F92）姜寨（F93）侯家寨（F74）双墩（F75）丁沙地（F137）河姆渡（F103）龙虬庄（F126）杨家湾（F185）北首岭（F61）朝天嘴（F71）杨家湾（F185）大禹渡村（饶宗颐1986）庙底沟（F141）杨家湾（F185）泉护村（F153）庙底沟（F141）庙底沟（F141）何家湾（F57）洪山庙（F144）大河村（F142）洪山庙（F144）泉护村（F153）泉护村（F153）老磨岗（F55）大汶口（F163）大汶口（F163）马家营（F57）马家营（F57）大汶口（F1643）西山坪（F59）王家岗（F187）石家河(F247)红山(F170)凌家滩(F199)良渚(Yang2000)柳湾(F191)良渚(Yang2000)柳湾(F191)良渚(Yang2000)良渚(同左)龙山文化（同左）柳湾（F191）东灰山（F411）老磨岗（F550鲍家堂(F55)台西(张光裕1981)南关外(同左)东灰山（F411）东灰山（F411）台西（同右）小屯（同右）辛店(张光裕1981)小屯（同右）吴城（李孝定1986）甲骨文字图1贾湖遗址出土的卦象文字“大、日、目”和“风”二、“大”形卦象文字刻划于龟甲上的“大”形刻符，出自距今8.6-8.2千年的的II5期的M387墓，与其同出的有八个龟甲、一只骨笛和一件叉形器及一件“骨矛”。该墓主的这些随葬品，经考证是当时贾湖氏族进行天文观测的全套重器（邓宏海2013）；这八个龟甲之一M387：4为下腹甲，其一侧刻有古数字“八”、另侧刻有古数字“一”，正好同伏羲八卦系统中代表冬至的第八卦与代表夏至的第一卦的对偶相吻合，表明其生前是负责校正四时观测并主管测定冬至的统掌天文者。此“大”形人手執圭表、上頂一“×”字紋的刻畫,正是这位掌天文者测日影、定冬至之意景的概括。由於冬至定歲首而在四时测定中为最重要，所以该墓主生前執掌了當时最完備的全套天文重器。这当是伏羲氏族在古史传说中称之为“大、大皞”的由来。如《左传·昭公17年》载：“陈，太皞之虚”。《山海经·海内经》载：“巴国，大皞生咸鸟始为巴人”。这些记载可对证于贾湖遗址出土材料：该遗址末期逐渐被洪水淹没，迫使贾湖氏族分支出来的四五个家族，各自沿淮河和汉水流域东逃西散，沿汉水流域西散的这一家族把贾湖文化带到了沿途以至泾渭流域各地（HNWWK1999）；这些以“大”为始祖的后人同巴地土著文化相适应而成为巴人，就是情理之中的了。这些新老材料的对证，为认定这个刻符为“大”字提供了确凿依据。更重要的是，如图1.1所示，这个最早的“大”字，本是由古数字“∧∣∧”组合成的一个数字卦，相当于先天八卦的“坤”。在先天八卦标定的时空系统中，坤卦位居正北方，与冬至相对应；正好同该墓主以“大”字所标志的统掌天文者的职责和地位相印证，也正好同其龟甲上所刻的代表冬至之卦的序数“八”相吻合。这表明，这个“大”当初是坤卦的卦象文字，象征的是为整个氏族测冬至、定岁首之统掌天文的职责。但是，蔡运章先生（2001）说：“《吕氏春秋·勿躬》：‘神合乎大一。’高诱注：‘大，通也。’大，通作泰。《广雅·释诂一》：‘泰，通也。’《易·说卦》：‘坎为通。’故这里的“大”字当是“坎”卦之象。”这显然是以后天八卦说“大”。在后天八卦标定的时空系统中，坎卦位居正北方，与冬至相对应；还是正好同该墓主以“大”字所标志的统掌天文者的职责和地位相印证。这表明，尽管八卦的实际应用系统在距今4千年前变更了（刘大钧2000），但“大”字的形、音、义仍一直贯穿一致。自贾湖“大”形刻符出世以来，世上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随着氏族联合成部落联盟以至形成国家，这类统掌天文职责的担当者由氏族首领转变到部落盟主以至国王，其职责和地位从氏族范围放大到整个部落联盟以至天下、甚至神化到天上；此“大”字也派生出“王、太、天”等字，直到其6千多年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学者们依然在这样解释“大”。如《墨子·節用上》載：“聖人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易传·文言》载：“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可見,那时人们仍以“大”代表执掌合四时之序的至高无上的职位,与其6千多年前贾湖人的这个“大”形刻符的含意完全一致。为何“大”字的形、音、义能在6千多年中一以贯之而直通甲骨文字体系？图1.1所列举的各地史前遗址出土的有关证据已回答了这个问题。原来，贾湖人的这个“大”字所概括的观日影、测冬至、定岁首的知识，生死攸关于每个靠天吃饭的氏族；各地氏族在生存竞争中力求以其成员所能接受的形式来学用这个“大”字，于是，其传播的形式多种多样，在随时随地适应各地氏族求知需要的过程中，成为各地居民世世代代喜闻乐见、广为转抄的文字。有一些地区直接沿用这个卦象文字，如与贾湖文化同期的磁山文化居民，就曾仿照贾湖人的这个“大”字之形，刻划在其面具型定向器上，以致在河北省易县北福地遗址的早期文化层中遗留了这样的器具；陕西西乡河家湾仰韶文化乃至甘肃东灰山四坝文化居民简直是照搬了贾湖人的这个刻划；青海乐都柳湾半山-马厂文化、河北蒿城台西和河南安阳小屯商代早期文化中都打下了这个卦象文字的烙印。而另一些地区，如湖北宜昌杨家湾大溪文化、陕西临潼姜寨和河南安阳老磨岗仰韶文化居民，就直接刻录其数字卦。还有更多的地区，用担当“大”字所概括之职责的掌天文者的艺术形象——羽冠人面紋来体现“大”字的含义，如7.4千年前的湖南黔阳高庙遗址下层出土陶器上刻画了这样的形象，距今7千年后淮河流域各地的龙虬庄文化和泾渭流域各地半坡文化中普遍出现了羽冠人面紋。在距今6千年前后庙底沟文化一统天下之后，这个“大”形刻符,除用羽冠人面紋表示外，还以人面纹下四肢大张的蜥蜴紋或蛙紋來模仿，如在河南陕县庙底沟和陕西华县泉护村庙底沟文化层中、在甘肃天水西山坪和青海乐都柳湾等地的马家窑文化至半山—马厂文化中,都流行这样的纹样；在太湖流域各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在中原各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在长江中游地区各地的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大都以神面像来模仿这个“大”形刻符。所有这些形式的“大”字，随文化多元一统的发展趋势在中原汇集起来，到在商代早期，这个“大”形刻符的卦象文字被规范化而最终成为甲骨文中的成熟象形文字“大”。二、“日”形卦象文字这龟甲上的“日”形刻符（图1.2）,出自距今8.6-8.2千年的的II5期的M335墓;与此刻符相辉映的是陶罐标本H190：2上“刻划形成的太阳图案”(图1.2）。经考证（邓宏海2013），M335墓的随葬品中，有3个含石子的龟甲用于龟算，有骨簇、骨針各4件用作策算器，又有骨锥、骨匕、鹿角、石珠各2件用于八方定點，还有一个牙削式定向器用来辩向。所有这些，显示此墓主生前是重点负责测定夏至的掌天文者,此“日”形刻符正是夏至日的日昼最長的標志。这光芒四射的“太阳图案”与这个“日”形刻符，都是象太阳之象。前者是太阳的图画文字；后者是太阳的卦象文字。二者按《易传·说卦》：“离为日”，都是后天八卦的离卦之象（蔡运章2001）。在后天八卦标定的时空系统中的离卦，也就是在先天八卦定位的时空系统中的乾卦，位居正南方，与夏至相对应；正好同该墓主以“日”字所标志的主测夏至之掌天文者的职责和地位相印证。与上述的“大”字刻符为无物可象的抽象字不同，这个“日”字刻符及其图画有物可象，因而很容易被原始人接受而遍布各地史前遗址，从东南沿海距今8千年前的跨湖桥文化，到西北边陲距今2千多年的辛店文化，一直都有这个卦象文字、图画文字或二者的结合世代传承的遗迹（图1.2）。这就证实这个“日”字也是由贾湖文化一直流传下来的文字。四、“目”形和飞鸟形卦象文字这个“目”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