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执政思想初探

1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执政思想初探摘要: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高度重视由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过程中执政思想，主要从着重发展经济工作，坚决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切实完善执政主体自身的建设，大力加强执政党的宣传和监督工作几个方面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积累党的执政经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关键词:邓小平主政西南执政思想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重大历史转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党的执政思想的艰难探索。就在这一时期，邓小平主政西南，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在1949年11月到1952年7月短短的二年零八个月时间里，邓小平从理论上和实践中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积累党的执政经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这个时期邓小平的执政思想，对于当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着重发展经济工作是执政的基本前提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2]P1428本着这样的思路，在进城之初，面对大西南极为复杂的情况，邓小平把执政后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恢复和发展经济上。邓小平分析西南的经济形势，向中央提出：“西南——主要是四川、重庆工业规模很大，过去主要造军火，原料主要来自外国。这些工业今后干什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3]P44西南工业确实有相当的基础，但这些工业建立的目的是服务于战争，要把它们变成和平工业，并非易事。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学会管理城市。“学会管理城市，是西南党的一个重要任务。”[3]P93城市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主要标志。共同纲领中关于经济政策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西南地区解放后，在西南局及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没收了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在西南地区的企业并接管了原国民政府的一些企业，在此基础上迅速建立起西南地区的国营经济。公私兼顾，不能只顾公而不顾私，而是要推动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的共同发展。“如果做到了兼顾，就可以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发挥整个社会经济的力量，获得共同的发展”。[3]P80为恢复西南的私营工商业经济，邓小平在公私兼顾的基础上采取了适时的恢复和发展措施：“人民政府在考虑国营经济事业的时候，必须兼顾到私营经济事业，但所鼓励和扶助的只能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3]P80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西南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同时得到了恢复。因此，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要求：“调整工商业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资、二劳、三公，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3]P154这不仅表明了邓小平从西南执政时候就开始了对“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探索，也表明邓小平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一切为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服务。在城市工商业情况已基本好转的基础上，1950年12月，西南局在各中央局率先召开了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集中解决了城市工作中最中心而又是过去最薄弱问题，即工厂管理问题。“我们城市工作今天最薄弱的环节，则正是最中心的生产管理问题。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加以努力。因为不搞好生产事业，特别是不搞好工厂管理，就不可能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1]P174并且邓小平通过对城市工作的五个方面的归纳着重2强调，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P175邓小平通过对城市工作的相关论述，突出了“工厂管理”问题与经济发展的紧密相关，也突出了着重发展经济工作在西南建设中的重要地位。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还领导了成渝铁路的修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建设好西南，先从交通开始。1950年1月2日，邓小平在向中央回报重庆解放一个月西南的情况和建设新西南的计划时，特别提出“着重于修筑成渝铁路”。[4]P2182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做出一个重大决策：“以修筑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经济恢复。”[4]P219这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最好证明。尽管条件艰苦，困难重重，在邓小平领导下，仅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成渝铁路全线贯通。重庆作为西南政治经济中心，又是重工业城市，成都则文化发达，手工业繁荣，成渝线通车后，渝端东接长江航运，南连川黔公路及繤江铁路，对西南重工业的发展给予了有力的支援。蓉端北衔川陕公路，西通康藏边疆，且与继续兴建的宝成铁路及成昆铁路构成铁路网，不仅使沿线丰富的物产经长江航运与外地时常密切联系，大大增加人民的收入，并且在政治、经济及国防上都有着重大的作用。总之，成渝铁路作为西南基本工业建设的起点，凝聚了邓小平对西南经济恢复的历史贡献，也凸现了邓小平将着重发展经济工作作为党执政的基本前提的思想。二、坚决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是执政的本质要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组成了四大基本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要巩固政权，建设国家，同样需要以工农两个基本依靠力量为阶级基础。邓小平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遵循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2]P1427-1428的指示精神，坚决巩固西南地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论是在农村进行土改还是在城市生产发展，邓小平始终把工农的权益和政权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农村，“适当满足贫雇农要求，改造农会和乡村政权的领导成分”；[1]P191在城市，强调“用高度的热忱去关怀工人阶级的各方面，从政治上、文化上、生活和物质福利上去关心他们，不要忽略有利于工人的‘小事’。”[1]P175工农联合的力量是巨大的，再加上执政党的领导，西南地区的阶级基础很快得到巩固和发展。这不单纯是维护了工农的物质利益，更在于彰显了党维护执政基础的政治本色。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必须努力争取的群众基础，并且必须进一步团结和扩大。邓小平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朋友“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对于人民的朋友，我们的任务就是必须坚决地团结。”[3]P216而联系广大人民群众和执政党之间最合适的纽带莫过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刚获解放的西南新区，百废待兴，剿匪征粮、减租退押、抑制物价、调整工商业等各项工作刻不容缓。“解决以上这些问题，主要是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是联系群众最好的、最主要的办法。”[3]P155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各界代表会议有助于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政的群众基础。邓小平认为通过“召开代表会议来解决这些问题，不但比在党内解决好，而且比座谈会的方式好。”[3]P32同时，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也是统战工作的重要组织形式。邓小平要求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全部限时召开各代会，并强调其重要性在于把党的东西变成各党派的决定与主张，以达到巩固人民统一战线的目的，也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代表的不仅仅是工农两个解决，而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执政的本质要求。西南地区比较特殊的一点是少数民族众多。在西南地区要巩固执政基础，扩大群众基础，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处理好民族关系。邓小平指出：“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1]P162“只要我们真正按照共同纲领去做，只要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好。”[1]P163在政3治上，邓小平认为，大汉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狭隘民族主义都是在民族工作中必须克服的，但是大汉族主义是造成民族隔阂的根源，是其中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只有我们抛弃了大汉族主义，才能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民族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1]P163而且，在条件还不成熟的地方，不应急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暂时只适宜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1]P166-167在经济上，要确定一个原则“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在文化上，“要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应在少数民族地区举办一些教育事业，动员一些人到那里去办学校。”[1]P168三、切实完善执政主体自身建设是执政的内在动力中国共产党是执政的主体。切实完善执政主体自身建设，是一个党更好地执掌政权、为民谋利的内在动力。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对党的自身建设倾注了很大的心力。邓小平注重执政主体的思想建设。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革命中发挥先锋队作用，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革命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一旦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要遭受挫折。在中国共产党担当起执政党这一长期重任的时刻，邓小平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党员。“毛主席从来都是重视理论的，我们要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要把工作做得更好，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就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3]P397因此，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完善党自身建设的首要条件。邓小平注重执政主体的组织建设。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因为长期在农村中从事革命活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的比重大。执政后，党大量吸收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成为可能。因此，邓小平首先抓的是“增加工人党员的比重，在工人中稳步地大量发展”，要求“实现党中央提出的百分之三十的工人成分”，[3]P249并通过加强工会工作，依靠工会来组织工人，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工人，使先进的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更多更好地融合到执政党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执掌着全国政权的大党，“党建必须有专门的人来搞。少奇同志多年前就提出建党要靠组织员、组织家。”[3]P250邓小平领导西南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如开办大量的党员训练班，有系统地办党校，专门培养一批工作专业化的组织人才等等。这些加强组织建设的重大举措，在恢复西南经济，巩固政权建设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邓小平还强调对党的组织要严格。“一个胜利了的党对于党员的要求应该更严格些。我们有一批党员的觉悟确实太低了，这只能逐渐地而且主要从教育中加以提高。”[3]P240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在党的组织上采取严肃的态度，就不可能使党员水准即共产主义水准逐渐地获得提高。”[3]P241在邓小平的严格要求下，西南区党的组织建设进行得谨慎细致，有条不紊。邓小平注重执政主体的作风建设。早在湖南常德，邓小平就对进军大西南的部队和地方县团以上干部先打预防针，上了入城之前的党风建设第一课。他告诫同志们，不要进城了，当官了，就不上进了，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了。要万分警惕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的享乐思想，绝不可以居功自傲，认为江山是自己打出来的，只能自己来坐，李自成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4]P167然而，尽管邓小平告诫在先，西南党的一些同志还是滋生了骄傲自满、享乐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在西南九十万国民党部队尚待改造，六千万基本群众尚待发动，数十万土匪尚待清剿，广大农村的政权还没有建立，破坏的城乡生产还没有恢复的严峻的情况下，邓小平严厉地批评党内存在的享乐主义和官僚主义：“产生这些倾向的根源，是这些同志认为革命胜利了，可以睡觉了，可以骄傲了，应该享福了，不必努力了。这是非常危险的。”[1]P159同时，他严格要求同志们“作为一个党员，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不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