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与明初海外贸易

郑和下西洋与明初海外贸易郑和下西洋毫无疑问是中国和世界古代航海史上规模最大、活动范围最广的航海活动。郑和船队七次下西洋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扩大了明初的海外贸易。当时的海外贸易形式分成三种：朝贡贸易、官方贸易和民间互市贸易。在明太祖即位之时，对外实行“怀柔远人”的外交政策，多次遣使海外。结果，东南亚和印度半岛上的许多国家都先后遣使来华报聘，入贡方物。当时政府在江苏太仓黄渡、宁波、泉州和广州设立市舶司，对朝贡贸易实行严格管理，不许沿海豪民私自下海通番经商，而只许外国使节来华进行朝贡贸易。明朝廷以“厚往薄来可也”的原则对来华朝贡的诸番实行优厚的贸易政策。甚至还准许外国使臣携带私货与民间互市，且给予优惠。鉴于明政府实行优惠的朝贡贸易政策，有利可图，再者当时东南亚各国社会生产力已有相当发展，商业日趋繁荣，故海外诸国纷纷遣使来华,“假进贡之名，行贸易之实”。这种形式的“朝贡贸易”，在洪武初、中期一度形成高潮。但是其实洪武时期对贡朝、贡道、贡品和入贡使团人数有着种种限制。例如，除对“叛服不顺”的日本规定“十年一贡”和素来“恭顺”的琉球实行“任其时至入贡”外，对其余诸番频频入贡不堪其烦，由“岁一贡献”改为“三年一朝”。这些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朝贡贸易的发展。朝贡贸易的兴起滋生了流逋、海盗等问题，致“商旅阻遏，诸国之意不通”。再加上明廷的诸多禁忌，从洪武中期以后至洪武末年，原来与明朝建立朝贡的诸番多半停止入贡，朝贡贸易乃至中外关系走进低潮。此时段朝贡贸易由盛转衰表面原因如上。但从根本上看，可归结余下：由于明太祖在位期间，致力于恢复国内经济和巩固边海防，无暇顾及其他。从根本上来看，明廷受“重本抑末”思想影响，仅仅将朝贡贸易作为“怀柔远人”的一种经济手段，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还有闭关有余，开放不足，如罢废市舶司、实行严厉的海禁。到了永乐年间，明成祖吸取洪武朝教训，改变策略。除遵祖训继续坚持“防”的政策，如下令不许沿海军民私自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活动和政治活动，在对外关系上，“遣使四出”向海外诸番发起连年的强大攻势，积极营造和平宽松的环境，“宣德化而柔远人”，最大限度上实行开放，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在明成祖即位伊始，便谕礼部：“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谕，诚来贡者听尔。其谕之，使明朕意”。紧接着“遣使以即位诏谕安南、暹罗、爪哇、琉球、日本、西洋琐里﹑苏门答剌、占城诸国”宣布明成祖上述对外政策，欢迎这些国家派人来华进行朝贡，恢复“宗藩”关*系。据历史记载，仅在永乐元年就至少有十批次使节被派往东南亚各国。与此同时，明成祖还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是恢复了被明太祖罢去的浙、闽、粤三地的市舶司制度。还增设了来远、安远、怀远三驿馆以接待来华贸易的各国使者，并以热情、友好的款待。在京城设立“会同馆”，以接待入贡使臣。并且明成祖还放宽了洪武年间的对来朝贡的国家在贡期、贡品、入贡师团人数等方面的限制。明成祖的做法在客观上市符合经济法则的，的确推动了海外贸易。这种贸易刺激了交易双方国家的经济，为中国商品在海外的市场争得一席之地。正是永乐年间开放的外交贸易政策和由此形成的良好贸易环境，为郑和船队在东南亚打开了局面。在郑和下西洋中，各国派使臣前来进贡，郑和船队受皇帝委托携带皇帝的赏赐物品回赠前来进贡的国家国王或酋长。或者各国使臣带上贡品，搭乘郑和船队，直接向明成祖进贡。便出现了在郑和七下西洋期间，明朝的朝贡贸易到了鼎盛时期。我们可以说郑和下西洋是明朝朝贡贸易走向繁盛的强大作用力。官方贸易是郑和下西洋船队贸易活动的主要内容。它是在官方主持下进行国与国之间物货交换，是明王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在进行贸易过程中，为了解决运输货物不便等问题，郑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主要交通枢纽上建立交通贸易基地。郑和船队以占城、苏门答剌、锡兰山别罗里、古里为四大交通中心站。郑和船队以上述的四大交通中心站为海运的枢纽，在东南亚和印度洋那么广大的范围内发展起了与亚非各国、各地区之间纵横交错的海上交通，从而大大加强了船队发展远洋贸易的能力。以马来西亚和阿拉伯半岛为其在东西方的两个主要的贸易区内各建立有航海贸易基地。后从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后，每次与昂航都把西行的重点放在忽鲁谟斯，以此为航海基地，同来自亚、欧、非洲各国的商舶贾人进行贸易。缘其地理优势成为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由郑和下西洋的路线可观其海外贸易的繁盛。郑和船队为了实施期对海外各国的经济与贸易计划，除了利用个交通中心站和航海贸易基地外，还把位于满剌加、忽鲁谟斯中间的东西贸易辐之地古里国作为船队实施其对东西方贸易与经济计划的一个大本营。据马欢记载，在古里国有“二大头目，受中国朝廷升赏”，在明朝政府的委托下，专门负责郑和船队在古里的外贸事务，成为郑和船队在古里开展国际贸易的代理人。以古里为大本营，郑和船队既可以与东南亚和诸国频繁进行贸易活动，又可以加强和协调船队在东南亚和西亚、东非沿岸的贸易，起到东西方贸易纽带的作用。郑和船队建立的合理的海上交通运行机制，加强了船队发展远洋贸易的能力；也可看出当时海外贸易的繁盛。郑和船队与各国的贸易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的。例如，据郑和的随从人员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中详细的记载了在古里国进行议价贸易过程；每做一笔生意，在事先选择交易时间，然后古里国王派两位大臣来主持，船队人员把物品带到交易地点，双方当着面，一件件通过摸手来公平议价。价格议定后写进合同，双方各拿一份，互相握手，最后双方击掌，完成交易，“非一日能定，快则一月，缓则二三月”。由此也可看出，当时的这种官方贸易进行的是大宗货物交易，是有计划地与各国通过反复多次的谈判，寸利必争，为此可以花两三个月的时间。这种贸易过程中是注重经济效益的，与朝贡贸易的“厚往薄来”是不同的，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郑和船队聘请海外经贸专家协助制定并实施对海外各国的贸易与经济计划。郑和船队进行的官方贸易，进口了大量的五金、香料、大米、贵重木材、药品、布匹等日常用品和各国的土产品以及少数的奇珍异宝。进口的物品有9大类，169种，其中五金类、木料类、颜料类是明朝重要手工业原料，促进了明初手工业的发展。明廷出口的物品有丝绸、刺绣、色娟、印花布、漆器、玉器、青花瓷器、青铜器物。雨伞、草席、五金等手工业品和日用品，其中丝绸和瓷器非常受欢迎。这又大大刺激了国内官营工业和民间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为了满足海外市场的需要，以景德镇为中心的瓷器业，以苏州为中心的丝织业，以松江为中心的棉纺业，以芜湖为中心的漂染业等等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郑和下西洋开拓和扩大了海内外市场，不仅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力的保障了永乐年间财政状况的稳定。实际上，郑和船队进行的海外官方贸易业促进了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浩浩荡荡的海外官方贸易引发了民间互市贸易。明成祖永乐年间，驰海禁，所以民间互市贸易成合法。郑和使团并不禁止出洋官兵附带中国货物沿途出售谋利；或者有民间私自造船出海，福建、广东沿海，民间驾着私造的或者租借的海船出海到南洋各国经商贸易。当时东南亚诸国百姓对中国青花瓷器、丝绸、绫罗等物品十分喜爱，每当郑和船队到达时，他们都争先恐后走上船来以珠宝或金银与船队官兵交易。总之，郑和下西洋重新连接沟通并延伸了海上丝绸之路，使得明朝海外贸易得到巨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