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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这一章共有三节，主要介绍了辛亥革命的有关情况，包括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及其经过，重点介绍了三民主义学说、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以及辛亥革命的意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本章学习的重点有三个：中国进行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一、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1995年，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名为《告别革命》的书，该书的作者都是中国知识界的名人，一个叫李泽厚，一个叫刘再复，（1989年之后长期生活在美国）。该书认为，我国二十世纪是革命和政治压倒一切、排斥一切、渗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的世纪。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给中国带来很深的灾难。革命“激情有余，理性不足”。“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有很多弊病，产生很多后遗症，“包括它给社会带来的各种破坏”；在革命扫荡下“社会变得空疏、空洞，理想重新化为空想”；“革命后一定会留下一种政治真空，除了再次专制，别无选择”。“老是革命，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就在革命中耗尽了”。因此要改良，要进化，不要革命。李泽厚在其发表的文章（1994年）中明确否定辛亥革命，他说，“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走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是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总之，他们否定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指责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想的产物，是近代社会动荡不宁的根源，主张要告别革命。这种观点是完全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告别革命论”的理论基础是“如果”。他们完全没有考虑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格局。近代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且发生如此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呢？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基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要矛盾斗争及其尖锐化的结果。一场历史性巨变的到来，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大浪潮的到来，如果不具备客观的历史需要，没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任何人都无法凭自己的主观意志把它制造出来。从根本上说，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丧失了独立地位，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大大加快了这种沉沦的步伐。外国列强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中华民族在世界上遭人鄙视，被看作劣等民族。亡国灭种的阴影，沉重地压在几代中国人的心头。戊戌维新运动的志士谭嗣同悲愤地写下这样的诗句：“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中华民族面对的现实更加严峻。《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在华权益，竟然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战争，列强还在中国强行划分势力范围，攫取种种特权。中国人痛切地感到国家已面临被瓜分和灭亡的直接威胁。正如陈天华在《警世钟》中所说：“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邹容也说过这样一段充满激情的话：“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不管这句话是否有不合适的表述）这样的呼喊，可以说代表了二十世纪之初一代社会英才的共同心声。只有革命，才能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使中国“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这就是那个时代先进的人们对国家命运作出的明确回答。再看二十世纪初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百业凋敝，民不聊生。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众无法生活下去，抗捐抗税、抢米风潮、会党与农民起义等遍布全国城乡，连绵不断。据不完全统计，1902年到1911年，全国各地彼伏此起的民变多达1300余起。它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当时有人指出：“是故革命之主义，非党人所能造也，由于平民所身受之疾苦而发生者也。……使平民之疾苦日深一日，则革命之主义日炽一日，而革命党之实力亦日盛一日。”（汪精卫《论革命之趋势》）中国人已实在没有其他路可走，只能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中去。这是现实迫使他们作出的选择。谁都知道，革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对革命志士来说必须准备抛头颅、洒热血。下这个决心，自然极不容易。如果那时的清王朝真是一心为中国谋出路，甚至只是民众还对它抱有一点儿希望，大多数人总是宁可采取温和的态度推动它进行改革，而不会断然采取革命行动的。孙中山和革命派中的不少骨干分子，一开始也曾试图通过和平手段来促使清政府改革。1894年孙中山从广州到天津向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提出一整套改良方案，希望李能接纳他的主张，效法西方，变法自强。孙中山的好友陈少白说：“孙先生所以要上李鸿章书，就因为李鸿章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如果能够听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然而李鸿章对孙中山的建议根本不予理睬，连见都没见他。随后，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军节节溃退，这使孙中山认识到清政府已不可救药，必须推翻它，从此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对于在中国是否应当进行革命，上个世纪初在中国的知识界中曾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论战的时间是1905－1907间，论战的一方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另一方则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革命派和改良派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第49－50页）论战的问题有三个：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要不要社会革命。其中论战的焦点就是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改良派说，革命会引起下层社会暴乱，招致外国的干涉、瓜分，使中国“流血成河”、“亡国灭种”，所以要爱国就不能革命，只能改良、立宪。康有为声称：“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革命派针锋相对地指出，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鹰犬”，因此爱国必须革命。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免瓜分之祸”，获得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他们指出，进行革命，固然会有牺牲，但是不进行革命，而容忍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中国人民就有可能免除痛苦和牺牲吗？革命虽不可避免流血，但可“救世救人”，是疗治社会的捷径。人们在革命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乃至作出的牺牲，是以换取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革命本身正是为了建设，破坏与建设是革命的两个方面。通过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二十世纪初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奋不顾身地走上革命道路，都是他们对清王朝进行长期观察后作出的抉择。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的腐败祸国更加暴露无遗。1901年起，他们标榜实行新政，他们采取的奖励设厂和废科举、兴学堂等措施，虽然多少也起过积极作用，但始终拒绝实行任何根本的变革。人们的失望、不满和愤怒越来越强烈，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不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这个专制、腐朽的祸国政府，中国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连温和的曾反对革命的君主立宪派最后都感到绝望了。清王朝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时，立宪派曾大喜过望。但清政府1908年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实行”；用人、军事、外交等大事，议院都不得干预。这个《大纲》无非是把君主专制制度以成文的法律形式肯定下来，并加以强化。立宪派发动了颇具规模的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尽快转入君主立宪的轨道。但清王朝不能容忍自己专制权力的任何削弱和丧失，一次又一次拒绝了这种请愿要求。到立宪派准备进行第四次请愿时，清政府竟严令禁止，并变本加厉地加强集权统治，成立“皇族内阁”（13名大臣中，满族占了9名，其中皇族占5人，汉族仅4人）。这使立宪派大为愤怒，梁启超在报刊上撰文痛斥清政府是“祸国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将越来越多的立宪派人士推向革命方面，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速度。人心向背决定一切。到辛亥革命前夕，人们对清王朝的这种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不加掩饰的地步。这连外国人也看出来了。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现在已是公开鼓吹革命，并且获得普遍的同情，而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却尽在瞎胡闹。”这是当年中国历史画卷中最鲜明最突出的内容，其他什么都无法同它相比。不充分地看到这一点，便谈不上历史的真实。由此可见，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客观形势使然。当时的清政府，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起而推翻清政府，走向共和，正是代表广大民众的意愿，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视频：辛亥革命爆发的必然性二、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一）同盟会的建立和三民主义学说的提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是留日青年学生以及少数留欧美的青年学生，他们在国外更多地接触到西方的政治思想，成为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1894年秋，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成立了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把暴力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作为奋斗目标，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与陈少白、郑士良三人从广州出走，经澳门、香港逃往日本神户。时日本报纸登出“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孙中山看了报纸，对陈、郑二人道：“日人称我们为革命党，我们就叫革命党好了，‘革命’二字，出于《易经》，其语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日人如此称呼我们，其意甚佳。”陈少白、郑士良也点头称是，现代史上的“革命”一词便由此而生了。自此以后，孙中山成为清廷以重金悬赏通缉的“要犯”，长期流亡海外，在海外继续组织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1905年8月，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在日本东京组建了中国同盟会，缔造了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以《民报》为机关报，并提出了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概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民主义的内容见教材第48页，重要，自己看）美国总统林肯曾说过：“Thegovernmentofthepeoplebythepeopleforthepeople.”孙中山将其译为“民有、民治、民享”，以后进一步阐释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内容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是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改变它一贯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二是追求独立，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孙中山认为这是“种族革命”。它突破了狭隘的种族复仇主义和笼统排满思想，即反满但不是简单的排满，不是针对一切满人，而是反对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反对卖国媚外，主张建立一个民族平等独立的国家。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创立民国”，即推翻封建专制政体，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共和国，每一个国民都由平等参政的权利。孙中山认为这是“政治革命”。他认为，世界上之所以有革命，就在于有不平等存在，而君主专制是人类最大的不平等，人们欲图平等自由，就应进行政治革命，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民生主义的内容是“平均地权”，基本思想是土地国有，解决土地问题，防止社会贫富分化。具体作法是：国家对土地核定地价，把革命后因社会经济发展的增长的地价归国家所有，并逐步由国家向地主收买土地。孙中山认为这是“社会革命”。他认为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