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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前言1992年版前育第一部分集中营的经历第二部分意义疗法概观意义的意志存在的挫护心灵性神经症精神动力存在的虚空生命的意义存在的实质爱的意义受难的意义次临床性问题意义治疗的心理剧超级意义生命的短暂性作为技术的意义疗法集体性神经症泛决定论的批判精神病学信条回归人性化的精神病学附言1984:悲剧乐观主义的案例第一部分集中营的经历本书声称，这并不是一本大事记，而是有关个人经历的记录，数以百万的囚徒反复经历过的事件的记录。它是由一位幸存者讲述的、有关集中营的内幕故事。这个故事关注的不是已经得到经常描述的大恐怖(尽管并不经常为人们所相信)，而是数量众多的小折磨。换言之，它将试图回答一个问题:集中营的日常生活如何反映在普通囚徒的意识中?这里所描述的多数事件并不发生于著名的大集中营中，而是发生于真正死去了多数人的小集中营中。这个故事既不讲述伟大的英雄、烈士的受难或死亡，也不讲述身名显赫的大头领—享有特权的囚徒—或众所周知的囚徒。它并不十分关注大人物的受难，而是关注众多不为人所知、没有记录在案的受害者的牺牲、磨难和死亡。它所讲述的正是这些普通的囚徒，他们的袖子上没有戴区别性的标志，常常为大头领所鄙视。当这些普通囚徒忍饥挨饿时，大头领却衣食无优;事实上，许多大头领在集中营的生活比其一生中任何时期都要幸福。他们对待囚徒常常比看守更凶恶，鞭打囚徒比党卫军更残忍。当然，集中营只从证明其性格适合于这一工作的囚徒中挑选大头领，而且，如果他们没有遵照执行他所应做的事情，他们将立即被免职。不久，他们就会变得与党卫军和看守十分相似。人们可以根据同样的心理基础来评价这些大头领。对于集中营的生活，局外人很容易抱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一种混杂着同情和怜悯的观念。对于发生于囚徒中间的残酷的生存斗争，他们知之甚少。这是一场为了生计，为了生命，为了他自已，或者为了他的朋友而展开的无情的斗争。首先让我们举一个转移的例子。有时，集中营当局会宣布将某一数量的囚徒转移到另一集中营;但是，较为可靠的推测是，转移的终点是毒气室。挑选的对象是不能干活的体弱多病者，他们将被送到配备着毒气室和焚烧炉的中心集中营去:挑选的过程将意味着一场每个囚徒之间，或一群人与另一群人之间为自由而展开的斗争。事关紧要的是，自己或朋友的名字能够从牺牲者的名单上勾去，尽管每个人都明白，每个人的获救将意味着另一个人的牺牲。每次转移都将会带走某一数量的囚徒。实际上，这井不算什么，因为每个人只是一个号码。在进入集中营后(至少这是奥斯维辛的做法)，囚徒的所有情况都由自己串报。因此，每个囚徒都有机会申报一个虚假的姓名或职业;并且，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许多人也是这样做的。当局只对囚徒的号码感兴趣。这些号码通常刺在他们的皮肤上，而且必须缝在裤子、茄克或上衣的某一部位。看守如果想要控告某一囚徒，他只需要漂一眼他的号码(我们对于这一漂是多么地惧怕!);他们从不询问囚徒的名字。人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欲望去考虑道德和伦理间题。每个人都为一种想法所控制:为正在家中等待自己归来的家庭而活着，并使朋友活着。因此，他将毫无犹豫地尽力安排另一个囚徒，另一个“号码”去替代他在转移名单中的位置。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挑选大头领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只有最残忍的囚徒才会被挑选从事这一工作(尽管有些令人愉快的例外)。但是，除了这一由党卫军操持的选择之外，在所有囚徒中还一直进行着某种形式的自我选择。一般来说，只有那些多年来从一个集中营转到另一个集中营、并在生存斗争中失去所有顾忌的囚徒才能存活下来;为了生存，他们准备运用任何手段，包括诚实的或不诚实的手段，甚至暴力、偷窃和出卖朋友。那些活下来的人得到了幸运的机会或奇迹的护佑—不管你称之为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中最优秀的人没有活下来。许多有关集中营的事实早已记录在案。在这里，事实只有成为一个人的部分经历时才是重要的。正是这些经历的性质才是本文将要加以描述的。对于曾经作为某一集中营囚徒的人来说，本文将试图根据今天的知识来解释他们的过去经历。对于从未有过集中营生活体验的人来说，本文将有助于他们全面地理解、而且最重要的是理解那些极少数的幸存者的经历，并进而认识到他们今天所处的艰难状况。那些曾经做过囚徒的人常说，“我们不喜欢谈论我们的经历。对于曾经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所有的解释都是不需要的。而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既不理解我们当时的感受，也不理解我们现在的感受。”鉴于心理学要求保持某种程度的科学中立，提出一种解释这一主题的方法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当观察者本人就是囚徒时，这一中立还是必不可少的吗?旁观者拥有这样一种中立，但他远远不能作出有价值的陈述。只有亲身经历者才能知道。他们的判断可能不够客观:他们的评价可能有失公允。这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尽量避免任何个人偏见，而这正是此类著作的困难之处。有时，在提到个人经历时，拥有勇气是必不可少的。在撰写此书时，我曾倾向于匿名发表，只使用我的监狱号码。但在草稿完成时，我意识到，作为匿名出版物，本书将失去一半的价值;并且，我必须拥有勇气公开表达我的信念。因此，我没有删除任何段落，尽管我并不喜欢暴露主义。我将有关从本书内容中提炼出纯粹理论的工作留给他人。这一工作可能会大大促进囚徒生活心理学的发展。这一开始于一战之后的研究，使得我们熟悉了“带刺铁丝网疾病”的症状。我们应当感谢二战，它丰富了我们的“大众精神病学”知识，(如果需要，我可以引用由勒庞撰写的一本书中的众所周知的词语和题目)因为战争给了我神经之战，战争给了我集中营。由于这一故事涉及我作为一名普通囚徒的经历，十分重要的是，我必须提到，并非没有任何自豪地，除了最后几周之外，我在集中营中并没有被雇佣为精神病医生，或者甚至是医生。我的一些同行十分幸运地受雇于毫无紧张气氛的急救站，使用碎纸片打绷带。我的号码是119104，在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在铁路线上挖橱和铺设轨道。有一次，我的工作是独自一人为路面下的水管开挖一条壕沟。这一工作并非毫无报酬;正好在1944年圣诞节之前，我得到了一种所谓的“奖偿券”的礼物。它是由建筑公司向我们这些实际被卖作奴隶的人发行的:公司向集中营当局支付每人每天多少钱的固定价格。这些奖偿券每张实际用去了公司50芬尼(德国货币单位，相当于一马克的百分之一—译者注)，通常在一周之后，每张可以换取6支香烟，尽管有时它们也可能失去效用。成为价值12支香烟的符号的拥有者，我非常自豪。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香烟可以换取12份汤。而12份汤有时可以暂时免除非常真实的饿死惩罚。实际的吸烟特权是为那些能够获得每周定额奖偿券的大头领们所保留的;或者是为作为仓库或车间的工头的囚徒而保留的，因为他们可以收到一些为调换危险工作而贿赂的香烟。这一情况的惟一例外是那些失去生活愿望并想“享受”最后几天的囚徒。每当我们看到一位难友吸着自己的香烟时，我们就知道他放弃了坚持下去的勇气，并且一旦失去，这一愿望就几乎不可能重返。当我们考察这些作为许多囚徒观察和经历的结果而收集的大量材料时，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囚徒对于集中营生活的精神反应可分为三个阶段:初人集中营阶段;适应集中营生活之后阶段;释放和解放之后阶段。第一阶段所特有的症状是惊恐。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在囚徒正式进人集中营之前，惊恐就已产生。我将把我自己刚进人集中营时的情况作为一个例子。人由火车运送了几天几夜:每个车厢有80人。所有的人都不得不躺在作为仅剩的少量个人财产的行李上。车厢十分拥挤，以至于只有车窗的顶部才能透进少许灰暗的黎明光线。每个入都期待火车开往某一军工厂，因为，在那里，我们就可以成为强迫劳工。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还在西里西亚或者已经到了波兰。火车的鸣叫带着一种离奇的声音，就像是为怜悯那些注定走向地狱的不幸的人而发出的求助呼喊。这时，火车进了又道，很明显，它正接近一个大站。突然，从焦急的乘客中发出了一声呼喊，“站牌!奥斯维辛!”在那一时刻，每个人的心脏都猛地停止了跳动。奥斯维辛—这一代表所有恐怖的名字:毒气室、焚烧炉、大屠杀。慢慢地，几乎是犹犹豫豫地，火车继续行进着，似乎它也在尽可能地拖延时间，不让乘客们产生可怕的意识:奥斯维辛!随着黎明的到来，庞大的集中营的轮廓慢慢地变得清晰起来:很长的几层带刺带电的铁丝网，探照灯，在灰暗的黎明中，长长的几队衣衫槛楼的人沿着笔直的荒凉道路，向谁也不知道的目的地移动着。偶尔传来孤零零的命令的喊声和哨音。我们不知道它们代表着什么意思。我的想象力引导着我看到了悬吊着人的绞刑架。我极度惊恐，但也不过如此，因为我们不得不逐渐习惯这一极度的恐怖。最终，我们进人了站台。最初的寂静被高声命令所打破。从那时起，我们将在所有的集中营中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这些粗暴、尖利的声音。他们的声音就像是垂死者的最后呼喊，而且，毫无例外地都是如此。它带着一种焦急的嘶哑声，似乎来自于一位不得不一直这样喊叫的人，一个被人用刀反复砍杀的人从喉咙里发出的声音。车门被推开，一队囚徒蜂拥而人。他们穿着破烂的囚服，头发被剃得精光，但是，他们看起来似乎营养不错。他们说着各种各样的欧洲语言，并且都带着一种在这一环境中听起来十分怪异的幽默感。就像一个行将淹死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我的天生的乐观情绪(它常常控制我的感情，甚至在最绝望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产生了一种想法:这些囚徒看起来相当不错，他们似乎情绪很好，甚至还在笑。谁知道?我也许能够获得他们所享有的相当不错的地位。在精神病学中有一种所谓的“暂缓性迷惑”的症状。行将被处决的人在被执行之前有时会获得一种可能在最后一刻暂缓执行的幻觉。我们也抱有这种希望，直到最后一刻还认为情况可能不至于太糟。那些囚徒红润的脸膛和胖乎乎的圆脸就是一大鼓励。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一群精英，日复一日地跑到车站，充当着接待新来者的专门队伍。他们负责管理新来的人及其行李，包括稀有物品和被抢劫的珠宝。在战争最后几年的欧洲，奥斯维辛曾经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金、银、白金和钻石等罕见珍宝随处可见，不仅存在于大仓库中，而且还存在子党卫军的手中。3个囚徒被关进了至多可容纳200人的棚屋里。我们又冷又饿，而且非常拥挤，我们几乎无法蹲下，更不用说躺着了。一块五盎司重的面包是我们四天中的惟一食物。就是这样，我还听见一位负责栩屋的高级囚徒与一名接待队的成员就一个由白金和钻石制成的领带夹讨价还价。利润的大部分将最终用来购买一种饮料—杜松子酒。我不记得需要几千马克才能买到足够度过一个“快乐夜晚”的杜松子酒。但我知道，那些长期囚徒确实需要杜松子酒。在这一情况下，谁能责怪他们用酒精麻醉自己呢?还有一群囚徒可以得到由党卫军无限量提供的饮料:这些人受雇于毒气室或焚烧室，十分清楚终有一天他们将被另一批新来者所超度。届时，他们将不得不丢下作为行刑者的角色，并成为他们本人的牺牲品。我们这批人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怀着一种幻想，认为自己将被缓期执行，认为所有一切都将不错。对于即将来临的场景背后的意义，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得到通知，所有的行李都将留在车上，所有的人将分成两行—男女各排一行—列队经过一名党卫军高级军官的面前。令人惊奇的是，我居然还有勇气将帆布背包藏在上衣里而。我的队伍在这位军官的面前行进着，一个接一个地。我知道，如果这名军官看到了我的背包，我将面临危险。他至少将会把我打倒;我从过去的经历中得知了这一点。我本能地挺直腰板走向军官，以防他看出我的沉重负载。然后，我面对着他。他是个精瘦结实的高个男人，穿着一身干净整齐的制服。与我们这些经过长途旅行之后又脏又乱的人相比，这一区别是多么的明显!他做出一种漫不经心的姿势，左手撑着右肘。他的右手举着，懒散地用这只手的食指指向左边或右边。对于这人手指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更多向左的动作背后所蕴涵的险恶用意，我们全都没有领会到。轮到我了。一个人轻声告诉我，分到右边的人将意味着干活，分到左边的是患病的和不能干活的，将被送到另外一个特殊营地。我静静地等着事情的发生，将要来临的许多次中的第一次。帆布背包把我压得稍微向左倾斜，但我用力挺直了身体。党卫军军官看着我，似乎有些犹豫，把双手放到我的肩上。我尽量表现得精干，然后，他慢慢地转动我的肩膀，直到我面向右边。于是，我转到了那一边。晚上，我们获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