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音乐属于每一个中国人——写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成立10周年2009年12月2日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演奏厅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国传统音乐的合唱、重唱汇报音乐会,它是该院音乐教育系建立10周年系列演出活动之一。首先是女声合唱的《绣荷包组曲》,她们通过歌唱风格的处理把一首同宗民歌的不同地域特色恰到好处地展现出来。接着在一个头缠羊肚毛巾、穿着开襟背心的男生领唱下,一群身着白底蓝花小袄的女生,合唱了由12首民歌组成的、具有浓郁西北风情的《高原情歌》。这些学生的声音单纯,没有专业的斧凿痕迹,然而她们的演唱一方面给人带来了民间音乐的质朴清新,另一方面多声化的处理又使这些西北民歌显得格外和谐温馨,并且增加了时代的光彩。这场音乐会的另外两个节目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个是女声三重唱的苏州弹词《黛玉焚稿》,另一个是女声三声部合唱的豫剧《花木兰》选段“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男”。二者都是以原曲调为基础编配,用方言演唱的,保留了原曲种和剧种的特色,同时以合唱、重唱的方式表演又增加了音乐的新鲜感和戏剧性。这场音乐会没有强大的明星阵容、没有豪华的设备、炫目的灯光和高难度的技能展示,然而却给听众以音乐本真美的享受,而且演出的学生自己也陶醉在这种美的展示之中。一群本科生(2-5年级)的演唱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如此天籁般的感人声音,原因之一是这些曲目都扎根于我们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土壤,正如科达伊所说的,“如果我们选得好,民歌将成为最合适的材料,通过他们我们可以提供和制作新的音乐元素”;另一个原因则是系统地引进了优秀的音乐教学理念和方法,并使之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建国60年来我们的音乐院校的确培养了不少驰名世界、活跃在国际乐坛的音乐家,最近20年来上千万琴童的出现也成为了中国音乐教育的一种别样的景观,这些似乎是值得炫耀的成果。但是这种以举国体制培养音乐家、倾举家之力进行音乐教育的模式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其投入产出是不成比例的,其效果是让人怀疑的。这些年间我们全体国民,特别是全国孩子们的音乐素质到底有多少提高,他们能否公平地享有音乐教育资源,这是值得每一个音乐教育工作者深刻反思的大问题。早在70多年前,率先在我国农村开办平民学校的教育家晏阳初先生就深刻地指出:“‘无教’与‘误教’都同时从不同的程度上制约着受教者们潜力的真正发挥”。今天我们在国民教育中“无教”和“误教”这两种现象依然并不鲜见。最近教育部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纲要》的这些提法恐怕也是政府针对当前教育失衡而计划采取的措施。音乐作为美育的一项重要的内容理应是全民享有的一种基本权利,而不是少部分人的特权。以举国体制培养音乐家、成千上万个家庭倾全家之力培养孩子的音乐技能,这不应该成为未来中国音乐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如何探索一条让全体国民公平享有音乐的道路,这是有远见、有魄力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必须深刻思考的战略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很强实践性的问题。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陶行知先生指出:“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总起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要激活中国国民音乐教育近百年波澜不兴的一潭死水,就必须要有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大胆地引进现代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并将其本土化,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从中受益,即使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也能够公平享有优质的音乐教育。这不仅是理想,也应该是实践的方向。中央音乐学院历来是培养音乐高级专门人才的学府,但是它的音乐教育专业自建立之初却没有遵循精英教育的思路,而是打破了专才教育的模式,力求办出特色,使其培养的学生能够适应国民教育的需要,为音乐教育走向大众闯出一条新路。从本文开始谈到的这场音乐会人们也可以大略窥知该系十年教学改革的基本方向、手段和所走过的历程,即:扬弃几十年来我国高等师范音乐专业实际上是以培养专业音乐人才,偏重音乐专长训练的模式,转变为培养适应新时代提高国民音乐素质需要的复合型音乐教育人才。在国内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它引进了达尔克罗兹、奥尔夫和科达伊等国际通行的、并且在许多国家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教学体系,吸取其核心的教育观念和方法,同时又立足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根基,将这些外来的体系本土化,自下而上初步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学校音乐教学体系。为培养适应中国国情的复合型(相对于以声乐或钢琴单一专长而言)音乐教师,该系特别注重训练学生的唱、奏、动、创及组织各种音乐活动的能力。以科达伊体系为基础开设了独具特色的视唱和合唱系列课程(含合唱—重唱训练、合唱指挥、合唱文献阅读);以奥尔夫和达尔克罗兹体系为基础开设“音乐与动作”课程;综合和声、复调、曲式、配器四门技术理论课,并与键盘和声、小乐队编配相结合,开设“作曲技术理论与实践”课程。除了观念和手段创新之外,该系尤其注重课堂教学与实践的结合,早在2001年就在匈牙利专家的主导下建立了合唱团,所演唱的曲目相当一部分是以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为素材,按照科达伊教学理念进行多声化编配和严格系统的训练,形成了有别于职业团体,同时在艺术上又处理得十分精致的独特演唱风格。为了检验这种新的教学体系是否适应我国国民教育环境的水土,该系还在北京和南京的多所小学、中学、大学乃至幼儿园建立了实验基地,让学生将学校学到的教育理论与技能经受实践的检验。以我本人在一所小学观摩到的教学汇报来看,实验班的学生们已具备了一定的音乐把握和感知能力,由此看出这种探索已经开始吐出初春的蓓蕾。该系还编了适合于幼儿教育的《娃娃的歌》、小学1-6年级用的《把古体诗词唱起来》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歌唱教材系列》(共8册)以扩大这种教学改革实验的影响。根据音乐教育的规律,该系把合唱和重唱作为重点课程和实践的主要内容是很有道理的。嗓子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发声器官,歌唱是人类近乎本能的一种内在需求,在基础教育阶段让学生通过歌唱教学掌握音乐基础,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音乐基础教育的途径。歌唱教学不要求投入太多财力和硬件,它只需要选择学生喜闻乐见的、有美育价值的优秀歌曲和受过这方面训练的合格教师。20世纪初始,沈心工、李叔同等新音乐的先驱者正是以学堂乐歌这种形式开启了上个世纪中国音乐发展大门的。100年前由于中国的新式学堂是一种舶来品,当时的学堂乐歌只能摈弃传统音乐,而采取选用西方现成的曲调,由中国人填上新词这种创作方式。经过一个世纪发展,当今的中国学校完全有条件从本土音乐文化中汲取营养,再借鉴西方的技法,编创出既具有民族特色,又闪耀着时代光彩的新学堂音乐。作为音乐教育家同时又是民族音乐学家和作曲家的科达伊曾经很有远见地指出,民歌是孩子的音乐母语,幼儿音乐教育应该以民歌为基础。“每个民族有大量的歌曲,特别适用于教学。”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的这场汇报音乐会正体现了科达伊的这一教育思想,从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了21世纪中国音乐教育改革的未来。如果全国的音乐教育专业能够借鉴他们的经验,使之真正成为培养大批复合型的、从事国民音乐教育的教师的场所,编写出更多适合的教材,我国的初中或高中音乐课堂是完全可以进行这类曲目的教学,举办这样的合唱、重唱音乐会的,而且这也正是我们国民音乐教育所需要的、可以被每一个学生享有的美育。“让音乐属于每一个中国人”,这是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在建系10周年喊出的一句既普通又响亮的话,我认为它也应该是中国全体音乐教育工作者为之奋斗的远大目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该系音乐教育的实验正是从每一个环节点点滴滴做起来的,如若有朝一日他们经过十年耕耘辛勤播下的种子能够在全国城乡结出丰硕的果实,让所有的孩子在课堂上就能够接受优质的音乐教育,这无疑将是我们儿孙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