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士不遇赋”中士人心态的转变—以屈原董仲舒和陶渊明为例

论“士不遇赋”中士人心态的转变———以屈原、董仲舒和陶渊明为例2016-06-1211:11:52来源:作者:7天论文网【大中小】浏览:15次评论:0条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云:“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1］皇甫谧《三都赋序》亦云:“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浸顿，于是贤人失志，词赋作焉。”［2］而“贤人失志之赋”也就是指“悲士不遇赋”。“悲士不遇”这一恒久而普遍的主题贯穿着我国古代文学的始终。“士不遇赋”最早可追溯到屈原的《离骚》和《九章》，到贾谊的《吊屈原赋》，再到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和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还有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士不遇”已经成为辞赋创作的滥觞。春秋战国之际，随着“礼崩乐坏”，各国都积极网罗治理国家、出谋划策、能言善辩的各类人才，于是士阶层迅速崛起，自此以后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是他们生活的轴心，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是他们实现一生抱负的首选，但并不是每个士人都是一帆风顺的，于是在各个时期便产生了不遇之士，这时他们“便以手中的笔，真实地描写己之不遇的悲惨遭遇，宣泄内心的悲愤和不平，表达他们的困惑和迷茫”［3］，即悲士不遇赋。特定时期的悲士不遇赋，反映着特定时期的士人心态，并且有着差异，本文试对这一转变过程作一简单分析，以屈原、董仲舒和陶渊明为例。一、以死殉道的决绝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生活在剧变的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士阶层异常活跃。这一特定的环境使“虽楚有材，晋实用之”［4］成为先秦时代的一种普遍风气，而屈原作为士，却并没有受其影响，在郢都破时，怀沙自沉汨罗，留下一生的遗憾，给后人以深思。到底是什么促使忠直正士主动走向死亡?回顾屈原的一生，并且联系春秋战国之际志道固持的时代背景，我们发现正是“士志于道”构成了屈原的“精神困境”和“政治困境”，使得屈原以抒发幽愤的方式，写下了《离骚》和《九章》，而其所体现的精神品格、抒情模式也因此被后世称为“‘骚怨精神’，它的品质就是士人对自我和社会的双重固持的精神品性”［5］即“精神困境”和“政治困境”，也正是这种双重固持导致了屈原悲剧的一生。屈原是一个具有诗性气质的士人，他的一生都在执著地追求“美”，而这种“美”渗透在精神上，就是追求道德高尚和人格崇高;体现在政治上就是他的“美政”理想。屈原是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所以决定了在他的作品中精神生活的追求是自觉的选择。在《离骚》的开头就高唱:“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6］，说明其十分注重个人的品性修养。在先秦时期，“士人的个人品格几乎是他们维护和推行‘道’唯一的形式上的保障”［7］，而当时不乏博学多才的士人，为了得到认可，他们也必须重视修身。而屈原是一个对“美”有着执著追求的人，他把“美”视为自己的人生信仰，当然这种“美”是纯粹的美、完整的美、多样的美，自然包括自身人格，他也渴望建立修名，要求自己做到耿介、练要、坚持昭质。在《橘颂》中，他强调要有独立的人格，超越庸俗，也因此《橘颂》一般被当作是屈原的自誓之词。其“受命不迁”“独立不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等内在品格已经渗透到屈原的人格中，展现着屈原的人格理想。屈原强调要清廉自守，决不能为了物质利益而牺牲精神，所以在面对女媭之箴，巫咸、灵氛之占，郑詹尹的解释和渔父的批评时，屈原依然执著地追求“浩浩之白”，不愿以“自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他不断地“追求高洁，追求超越，超越凡俗，也超越自我。”［8］个体价值是通过社会价值体现的，因此屈原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美政”，所以他终其一生都在不倦地努力、不倦地追求中。“美政”是屈原的向往，也是他的政治原则。《史记·屈原列传》中记载:“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9］说明屈原是积极入世的士人，有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国家兴亡为己任，面对楚国弊政、外交失败这样内忧外患和生死存亡的时刻，爱国诗人屈原一方面积极改革楚国的内政，希求“及前王之蹈武”，赞扬古代圣贤明君:“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大声疾呼:“来吾导夫先路!”，希做楚国开明政治的急先锋，表现了无畏的热情和勇气;另一方面在外交上主张联齐抗秦，在当时“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的掎角之势中，屈原希望楚国强大，自觉地承担统一天下的重任。然而这位“天生丽质”的理想家注定失败。当时的楚国内部危机已经十分严重:大臣专横，排斥贤良;群臣相恶，互相倾轧;横征暴敛，百姓怨愤。而楚王穷奢极欲，听信谗言，疏远屈原，司马迁《史记》中记载:“上官大夫与之(屈原)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馋之:‘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原。”［9］即以为证，正如在《离骚》中的感慨:“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世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也因此他的改革寸步难行，自身遭贬，被迫流放。在这样的情况下，屈原依然同情人民的疾苦:“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担心楚国的命运:“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政绩”，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同时他自己也认为自己“美政”理想的破灭，发出“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的感慨，于是自沉汨罗。是故，当屈原既不能实现“美政”，也不能退守，而又不愿放弃“独立不迁”的个体价值时，他只能遵循先贤的持守，决绝地走向死亡。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说:“此章(《怀沙》)言己虽放逐，不以穷困易其行。小人蔽贤，群起而攻之，举世之人无知我者，思古人而不见，仗节死义而已!”［10］《怀沙》中:“进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暮。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表示其将从容镇定地面对死亡，而“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则真正实践了他九死无悔的誓言。“屈原的作品是血泪凝成的，是他生活、性格的忠实记录。”［8］他的人生是一出壮烈的悲剧，他留下了千古独绝的鸿篇巨制，却又带着永远的遗憾自沉汨罗而亡。“屈原将士人的人格理想付诸实践，用实际行动铸就了一座士人崇高精神的丰碑”［7］，他的选择昭示着那个时代士人的选择。二、悲愤自守的消解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人们通常都承认悲剧是崇高的最高、最深刻的一种。”［11］因此屈原的悲剧不但没有被历史消解，反而成为后世士人永恒的精神话题。两汉士人虽然“从自身的现实境遇出发，历史性地选择了屈原，但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却对屈原发出了种种责难或指斥”［12］。主要代表作有贾谊的《吊屈原赋》和杨雄的《反离骚》。汉代士人抒写不遇之情时都自觉地选择了对生死问题的回避，他们或等待或立言或退守，几乎没有人试图以放弃生命来捍卫理想，他们对自我价值的固持没有屈原那样强烈，但他们抒写不遇之感的小赋，却是继屈原开创之后，进一步为中国文学确立了“士不遇”主题，以其悲愤展示了有汉一代士人复杂、彷徨的内心世界。而“士不遇”一语最早见于董仲舒的《士不遇赋》，下面主要以董仲舒为例分析汉代士人在大一统的政权下是如何消解自己的幽愤和不遇之感。董仲舒是汉代的第一大儒，封建社会理论大厦的设计师和建筑师。他以治《公羊春秋》而闻名于世，综合先秦诸子，建构起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以自然神论为基础的天人感应的思想，以君权神授的形式，向人们宣布了汉王朝当兴的神圣性;又以独尊儒术和大一统的观点，维护了以刘氏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13］，在这种情况下，理应受到武帝的信任和重用，但却写下了撼动人心的《士不遇赋》。董仲舒生在皇权至上的专制时代，士人的地位大大地下降了，不再是“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士人能否被任用，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皇帝。《士不遇赋》开篇即说“正身俟时”即等待明主的赏识，东方朔也说:“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14］。并且在专制一统时代，士人除了入仕为官，没有别的选择，于是“天下之士，雷动云合，鱼鳞杂袭，咸营于八区”［15］，在士人如此多的情况下，大部分士人注定是不遇的，只有极力巴结奉承皇帝的人才能“遇”。汉武帝曾说:“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16］，反映了士人已经成为政治的附属。所以董仲舒抒发了自己生不逢时的苦闷，“生不丁三代之盛隆，而丁三季之末俗”，“俗以辩诈而期通兮，贞士以耿介而自束”。董仲舒作为一代儒学宗师，恪守儒家准则“学而优则仕”，把安社稷、济苍生、建立功业作为人生目标，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极力保持本性，面对“彼寔繁之有徒兮，指其白以为黑，目信嫮而言眇兮，口信辩而言讷”的世风，他选择了“返身于素业兮，莫随世而轮转”，维持了士人的人格尊严。年逾古稀，辞官归隐，不忘著书立说，依旧关心国家大事，朝廷每有大议，即派使者征询其意见，其都能微言大义，正如其所说“正身俟时”“正心归善”。正是在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著中体现了儒士其对世运的担当。董仲舒个人不遇的生存困境，也代表了一代士人在大一统专制政治下普遍化的不遇境况，如司马迁《悲士不遇赋》、东方朔《答客难》、杨雄《解嘲》、张衡《归田赋》等都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己之不遇的悲愤以及在这样的怨愤下自己做出的选择。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消解，而不是死亡。董仲舒将不遇之感消解于“正身俟时、正心归善”;东方朔消解于“滑稽玩世”中;司马迁消解于“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17］的道家哲学中;张衡消解于恬淡闲适的田园生活中等等。在面对专制政体时，他们有意识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他们或朝隐或退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的“儒道互补的精神变通”［12］，在这一调整和变通的过程中，也使得中国士人渐渐丧失了屈原以身殉道的品质，转而走向一种平和的自守和释然。三、固穷济意的归隐魏晋南北朝迎来了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儒释道并存，而正是在这多种思想激烈碰撞下，诞生了一位自由出入儒道的典范诗人陶渊明，堪称“东晋史上最后一抹亮色”［18］。都说乱世出英雄，而魏晋南北朝是典型的乱世。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历经约四百年，而作为士人的陶渊明，他同大多数士人一样，人生的最高目标是安社稷、济苍生，但事与愿违，最终却以隐士身份为天下人和后人所知。他也曾有过努力、迷惘、苦闷甚至妥协，而《感士不遇赋》正是他用来抒解自己内心的苦闷，同时也诠释了他固穷济意的隐居生活。陶渊明生活在东晋后期至刘宋初期的动荡时代，他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当时的朝廷面临着内忧外患，各种矛盾冲突紧紧交织，尤其是晋朝的门阀制度，可以说达到空前的兴盛，统治阶层多为高门士族所垄断，一般士人根本没有出路，正如左思在《咏史》中云:“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19］。虽然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因军功被封为长沙郡公，但到他这一辈，也已经没落，依然会受到名门望族的歧视和鄙视，以致发出“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的感慨，而掌握权力的世家豪族延续了西晋统治的陋习，荒淫奢侈和以暴力统治，排除异己，士人中如有不满表示的，即招来杀身之祸，“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形容的正是当时士人的境遇。而陶潜感慨“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也就可以理解了。魏晋时期，国家处于动乱中，主张三纲五常、愚忠顺受的儒学思想失去了统治地位，士人们开始鄙弃儒学道德，张扬个性，更多的关注士人的独立价值和个体地位，“玄学的兴盛使士人进一步挣脱儒家伦理道德的约束”［20］，他们开始追求自由精神，而只有陶潜等少数诗人依然不忘关心国运，“对国家积弱、朝政腐败、生民疾苦、用人不当、社会动乱、权臣篡夺以致晋宋易代，往往有悲愤的抒怀”［21］。在《感士不遇赋》中，列举王商、董仲舒、李广、张季等多个有才德之士都没有被重用，极尽影射了对当权者不会用人的讽刺和悲愤，指出“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的现实。面对士难遇这样的现实，“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也曾矛盾过，但道家的自由精神和骨子里坚持的儒家节操，最终使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