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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速记在古罗马，大约从公元前200年就已经有速记的记载了。当时有一个诗人叫屈塔撕·安尼斯(QuintasEnnius)，他创制了一种包含有1100个符号的速记体系。古希腊也有这方面的类似发现。1883年在雅典卫城地下，曾出土一块残缺的大理石碑，上面雕刻着一种简单的符号。经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鉴定，确定内容是公元前普及希腊新文字的消息。这种新的文字比当时使用的普通文字简略得多，可以说是古希腊一种速记形式。速记在历史上有许多名字，比如称brachgraphy、tachgraphy、stenography等。速记(shorthand)这个名字第一次被发现是在一个修道院的一块墓碑上，它记载了墓主人威廉·劳伦斯(WilliamLaurence)曾使用过速记.一、中国手写速记的起源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字书写历史，为提高书写速录，早在记录帝王公卿大事的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里就有简笔和潦草的字迹，史籍中曾记录“屈原属草藁”、“董仲舒藁书未上”，这说明战国古文和西汉隶书在急速书写时也非正体。汉初所产生的草书就是为了适应快速书写的需要而产生的，完全可以算作一种古老的手写速记法。它用数量少而又简单的笔画代替笔画繁多的隶书、楷书，使其书写速度加快近两倍。只是后来草书走上了向书法艺术发展的道路，作为快速书写技能的要求反而逐渐被人们淡忘。手写速记，是用特别简单的记音符号和词语缩略方法快速记录语言的方法。中国最早出现速记是在清朝，清朝福建龙溪人蔡锡勇，清朝末年曾任外交官，出使日本、秘鲁和美国。他在美国居住了四年，看到美国议会，法庭及其他会议场合广泛使用速记，书写迅速、便捷，可以把人的讲话内容同步记录下来，深深感到这项技能有益于国家的文化事业。1896年研究出了中国的速记技术《传音快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速记的书，他的符号系统所依据的蓝本是西方几何式正圆体系的凌士礼速记法。戊戌维新时期，清廷设置资政院，需要速记人员担任会议记录，曾求助于日本未果。以后发现我国早已发明速记，乃召请蔡锡勇的儿子蔡璋，到北京创办京师速记学堂，为我国培训了第一批速记人才（约二百余人）。蔡璋在教学过程中，将其父的《传音快字》作了一些修改，改编为《中国速记学》，于1913年正式出版，这是中国的第一部速记专著。这以后清政府的资政院和民国初年的各类会议，都是由蔡璋和他的学生进行速记工作。他们记下大量的速记稿，迄今尚保存的国家档案馆里，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此后，中国陆续出现了一些速记系统，其符号大多渊源于前述欧美的几大速记派别。我国的速记，在“纪念中国速记诞生一百周年学术交流会”上，大家一致公认1896年蔡锡勇发表的《传音快字》、沈学发表的《盛世元音》（又名《天下公字》）和力捷三发表的《闽腔快字》为我国速记的纪元年。《传音快字》的部分声母符号：二、中国手写速记的应用速记在革命根据地延安和广大解放区曾起到重大的作用，自1938年夏天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先后举办了6届速记训练班，学员200多人。党中央办公厅设立速记科，一些重要单位设置速记员，许多重要的会议都有速记工作者参加记录，他们为革命事业记下了大量文献资料，就像大家所熟知的《老三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历史文献，都是当时在延安时期的速记工作者现场为毛泽东同志记录的，后期经过整理选入到《毛泽东选集》当中，当时在延安，会议非常多，速记记录的任务很重，而且记一个小时要花四个小时，稿子才能译出来，张闻天很关心速记员的健康，主动提出记一小时，要给两块钱，还要给速记员增加营养费，徐特立曾经诙谐地说：让我找一百个县委书记容易，让我找十个速记人员太难了。还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革命领袖的选集中不少文章是用速记记录下来，然后整理成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速记就已经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时他的稿子丢失了，速记员根据他的演讲稿重新发表了《三民主义》，现在《三民主义》的版本就是速记的版本。再如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沈安娜就是潜伏达十几年的红色间谍，将很多重要的情报及时传给中央，为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红色间谍速记员沈安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全国民办速记学校曾一度发展。1956年，由于陈毅的倡议，北京市工农教育局设立了北京速记学校，十几年间曾向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级单位输送了上千名的速记专职人员。当时重要的国事会晤，国家重要会议都要有手写速记员现场记录，据退休老干部讲，到中央开会，只要看到有速记员在场，就知道有重要国家领导出席会议。毛泽东身边的速记员-周昆玉速记工作者廉正保与周恩来总理合影毛主席身边的速记工作者速记工作者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所有速记学校被撤销，从此汉语速记几乎在社会上绝迹。1979年11月，全国政协教育组召开在北京的速记工作者座谈会，《光明日报》发表了《速记有用，应当重视》的报道，民办速记教学机构陆续恢复，一些地区的职业教育单位、文化部门和工会组织纷纷开展速记教学。有的高等院校的文秘系开设了速记课。国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八九种符号系统的速记教材。手写速记体系一手写速记体系二根据纪念中国速记百周年活动，由中国文献信息速记学会史志专业委员会编撰的《中国速记百年史》，把我国速记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１、中国速记的启蒙时期(1896－1911)：采用简单符号记录语言的中文速记，起源于十九世纪末期（1896年），中国最早按语音分析原理设计的速记法，是1896年福建龙溪人蔡锡勇撰写的《传音快字》。该书符号系统所依据的蓝本是西方几何式正圆体系的凌士礼速记法。２、中国速记的初创时期(1912－1937)：他的儿子蔡璋于1903年留学日本，研究了日文源纲纪、熊崎健一郎等诸式速记之后，将其父的《传音快字》改编为《中国速记学》，于1913年(民国2年)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以速记命名的专著。从清廷设置的资政院开会起，直到民国的历届国会，都是由蔡璋和他的学生担任速记工作，他们记下了大量的速记稿，有的至今还保留在国家的档案馆里，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３、中国速记的传播时期(1938－1949。9)：五四运动以后，许多爱国的学者群起研究，陆续发表了各种不同方案的速记，约有百余种。1919年，中国历史爆发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在这场提倡“科学”与“民主”的运动中，我国的手写速记得到进一步发展。著名的《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用速记法记录下来并整理成书的。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席台前曾特别设立了“速记席”并由专人记录其会议内容，可见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手写速记曾经有过重要的贡献。解放前的国立复旦大学新闻系、暨南大学新闻系和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都开设了速记课程，速记在我国的新闻界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４、中国速记的发展时期(1949.10-1966)：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种各样的中文手写速记法曾一度百花齐放：正圆体、椭圆体、双拼体、斜线体、音节速记体等层出不穷，全国民办速记学校曾一度发展。1955年，由陈毅副总理亲自批准，创建了我国解放后的第一所公办的“北京市速记学校”，用国家的力量继续推广速记，为中央、地方的机关、团体、部队培训了不少专兼职速记工作者。上海、北京、哈尔滨、温州、重庆、广州、沈阳等地的速记工作者纷纷在当地举办各种形式的速记学校和速记班，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大力推广速记学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批速记人才，速记开始为广大工、农、兵传播，为社会主义的祖国建设服务。５、中国速记的停滞时期(1966-1978)：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速记被看成是“密码”，速记的书籍被看成是“大毒草”送造纸厂销毁，速记的教师被看成是“间谍”强行改行、改造，速记学校停办，我国的速记事业遭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６、中国速记的创新时期(1979－1996)：1979年拨乱反正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速记学术和速记事业获得了新生、恢复与发展，速记界也迎来了明媚的春天。民办速记教学机构陆续恢复，一些地区的职业教育单位、文化部门和工会组织纷纷开展速记教学，有的高等院校的系科也开设了速记课，速记工作愈来愈受到国家的重视。中国手写速记植根于中国文化之内，成长于中国语言之中，经历了长期的记录语言历程，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三、中国速记机械化研究的前奏——唐亚伟的《打字速记法》在我国把手写速记与机械速记联系起来的是唐亚伟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就始了。这可以称作速记史上第二次飞跃：“速记的机械化”。早在1953年，唐亚伟在《中国语文》杂志（11月号）上发表了《从速记看拼音文字的优越性》一文，其中除了多方证明拼音文字的优越性以外，还论述了中国文字机械化问题，以苏联的“最新统一式俄文速记机”为例，说明拼音速记机的优越性。这时唐亚伟就已设计出最早的中文拼音速记机方案。采用21个键位的专用键盘，可以左手打声，右手打韵，一击打出一个音节，但这个方案未被开发出来。唐亚伟的以上论文，1954年被收入“中国语文丛书”《拼音文字和汉字的比较》由中华书局出版，流传到日本，被日本“速记打字研究会”的川口晃先生发现，感到很大兴趣，立即将他研究的20键位的“北京话速记机方案”（也是左手打声、右手打韵），寄到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请转唐亚伟先生提意见。当时的文改会领导人曹伯伟、陈文彬立即签署文件，并将其日文的文件译成汉字转给唐亚伟提意见。唐亚伟看了以后，根据中文语音频率与手指关系对川口晃先生的方案提出了意见，寄回给文改会请转给川口晃；并把自己设计的速记机方案附去，由于当时政治运动频发，可能未能转出去。1955年，陈越的《文化技术的发展和中国文字改革问题》一书出版，也充分研讨了汉语拼音打字法的问题，其中并引用了唐亚伟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文章，进行论述。陈氏的特点是用大写字母作结合声母，而唐氏则利用小写字母兼并结合韵母。即在不换挡的操作中，打出声母和结合韵母。这一改革对以后电子打字机中的四通中英文打字机、人大联想式计算机、夏普机——1000C中英文打字机的拼音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1979年11月，唐亚伟又发表了《汉语拼音打字速记法》，并改进了教学。唐氏的《打字速记法》是在他1959年《文字改革》半月刊上发表的《汉语拼音快速笔记法》的基础上发展创制出来的。他是根据现有的普通英文打字机的键盘设计的。《打字速记法》不同于“速记打字机”。“速记打字机”是特制的一种打字机，采用专用键盘，可以每次同时打几个字键，因而每次按键以后必须移纸一行，要使用大量的狭长的卷纸，阅读不便。只能供专业人员使用。运用国际通用键盘的《打字速记法》打出的字迹和普通文字一样，便于阅读。《打字速记法》又不同于一般打字机打字。《打字速记法》的目的在于“速记”。它根据《汉语拼音方案》的原理，采用缩略的方法，每一音节最多只打两下。如以每分钟200击计算，即可达到每分钟速度100字；再加上省略的方法，即可达到分速150字。倘若经过打字专门训练，每分钟最快可打到400击，则可达到一般手写速记的速度。返回顶端四、中文亚伟速录机的研究与开发国际上的“打字速记机”（简称“速记机”或“速录机”），和一般“电脑速记”不同。“电脑速记”是运用“通用键盘”进行操作的；而速记机是运用“专用键盘”进行操作的，对这种“专用键盘”来说，就称它为“速记机”或“速录机”。速记机的“专用键盘”，有21键、24键或32键等多种，操作时，可以同时按几个键位，是一种“多键并击”式的打字机。待计算机发明以后，速记机与计算机结合，便形成为“电脑速记机”，可以把文字直接输入电脑。一击可以打出多个汉字，其速度惊人，绝非一键一击的通用键盘所能比拟。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都已发明本国文字的速记机，为其政治、经济、司法、新闻、外交、企业服务，是语言文字机械化的一次重大飞跃，也是现代办公自动化的重要工具。唐亚伟先生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不必孤立地先去开发速记机，而是两步并成一步走，立即将速记机与电子计算机结合，马上开发“电脑速记机”。这就是要超越国际发展步伐，一步到位，真正实现“速记的电子化”，也就是用速记机代替人工翻译，自动地、迅速地把速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