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出版自由全文

论出版自由全文[英]约翰·弥尔顿位列议会审议厅的先生们可以向共和国的当轴诸公直接进言，但身居草野、没有这种机会的人，如果看到有什么可以促进公益的事情，便只能笔之于书了。我想他们在开始这一不平常的举动时，内心的变化和激动，自然是不小的：有些人怀疑它的结果，另一些人则顾虑将受到某种责难；有些人抱着希望，另一些人则对自己所说的深信不疑。至于我呢，过去由于论述的题目不同，这些心情中的每一种都可能在不同的时候对我发生过不同的影响；在目前这一篇前言中，也可能流露出某种心情对我影响最大；但我在写出这篇演税，同时又想起我所呼吁的人时，便使我内心的支配力量产生了热情。这股热情远比一篇序言所能引起的情感更令人欣喜，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一心情表白出来，但我的热情如果是每一个渴望自由并设法促进国家自由的人都有的欢乐和喜悦，那么，我也是无可非议的；下面所提出的演说全文，虽然不能说是这些感情的胜利，但可以说是这些感情的证明。因为我们想获得的自由，并不是要使我们共和国中怨怼从此绝迹，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指望获得这种自由；我们所希望的只是开明地听取人民的怨诉，并作深入的考虑和迅速的改革，这样便达到了贤哲们所希求的人权自由的最大限度。如果我能够在此冒昧陈辞，这一事情本身就证明我们己经在相当大的范国内，获得了那种人权自由，而且获得这一成就时是从以往彻底破坏我们原则的专制与迷信的深渊中，用超过罗马人在光复河山中所表现的英勇达成的；那末，毫无疑问，这首先应当赞美上帝我们的救主的大力庇祐；其次便要归功于英格兰诸位上议员和下议员的忠诚领导和不屈不挠的智慧，如果我们述说善良的人们和高贵的长官们的光荣事迹，上帝并不致于认为有损他的荣耀。你们的光荣事迹已经获得如此巨大的进展，你们不知倦怠的美德已经使全国如此长久受惠，如果我现在才开始述说这些事迹①，那么，我在称颂者中便可以公正地被认为是最迟缓和最不主动的一个。尽管如此，有三个主要条件如不具备，一切赞扬就将成为纯粹的谄媚和奉承；首先，被赞扬的事情必须是确实值得称赞的；其次，必须尽最大可能证明被称赞的人确确实实具有被称颂的优点；另外，赞扬人的人如果说明他对被赞扬者确实具有某种看法时，便必须能够证明他所说的并非阿谀。头两件事我已经尽力做过了；从前有人用浅薄无聊和暗藏恶意的颂扬来四处损害你们的功绩，我便把颂扬的工作从他手里接收过来。最后要说明的是我不曾谄媚我如此称颂的人；这主要应由我自己来做，我把它一直保留到今天这个适当的机会再做说明，如果一个人能对你们已经完成的高尚事业坦然地加以赞扬，同时又毫无顾忌地对于你们如何能够做得更好的问题同样坦然地表示意见，那么他便已经向你们最可靠地保证了自己的忠诚，并且用最诚挚的爱戴和希望，来拥护你们今后的行动，他最高的赞誉并不是谄媚，而他最平凡的忠言却是一种赞誉；一方面，我将力呈鄙见，说明某一项已公布的法令假如能够撤销，便将更符合于真理、学术和祖国的利益，而且撤销以后，民间就会因此而受到鼓舞、认为你们倾听舆论的劝告胜过以往其他政治家对于公开谄媚的喜悦；这就不能不为你们宽厚和公平的政府增辉。当人们看到，过去别的政府，除了浮华排扬以外，并没有任何值得记忆的事情，他们所发布的任何一条临时公告只要有人稍一表示不满，他们便不能容忍；而你们在胜利和成功之中，却能更宽宏地容许人们对于你们投票通过的法令用书面发表反对意见；这样他们就会认识到，三年一届的议会所表现的宽宏大度，和不久前窃权的主教以及内阁枢密大臣们所表现的猜忌与傲慢相去不啻霄壤。上议员和下议员先生们，我如果能够仰仗你们的温文仁厚、谦恭下人，而对于你们在已经发表的一项法令中硬性规定的条款提出反对的意见，那么如果有人说我标新立异、傲慢无礼，我就能极为容易地替自己辩白。只要他们知道我认为你们如何崇尚希腊古老高贵的人文主义文化，而鄙夷匈奴和挪威人那种骄横的野蛮作风，问题就自然清楚了。我们今天所以还没变成哥特族人和朱特族人②，就得感谢那些时代高雅的学识和文学。我可以从那些遥远的时代里，举出这样一个人③；他从自己的家里写了一篇文章给雅典议会，劝他们改变当时实行的民主政体。那时研究学问和雄辩术的人在国内外都受到极大的尊敬。如果他们公开地指摘国政，自由城邦和暴君城邦都会欣然地、非常恭敬地倾听他们的意见。例如，代昂·普鲁沙，本是一个外国人和平民雄辩家，他就曾劝说罗得岛人反对一条旧法令。这类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完全不必在这里一一罗列。我毕生研究学术，虽出生于北纬52度的寒带，幸而天赋并未因此而减色；如果这些都不能得到充分承认,而必须认为我不能和曾经享有特权、可以向当局进言的人相提并论，那么我就要争取使人相信我低于他们的程度并没有诸位议员高于当时接受意见的当轴者那样多。诸位上议员和下议员先生们，请相信吧，你们究竟高出他们多少，最大的证明就是你们以深谋远虑的精神，听取并服从来自任何方面的理智的声音，并因之而乐于把一切议案，不论是自己通过的还是前人通过的，一视同仁地予以取消。如果诸位已经作了这样的决定（谁要是认为诸位没有作这样的决定便是一种大不敬），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提供一个恰当的事例来证实诸位有目共睹的热爱真理的精神和审议事务时不偏不倚的正直精神。这事例就是重新审议诸位制定的《出版管制法》。该法规定：凡书籍、小册子或论文必须经主管机关或至少经主管者一人批准，否则不得印行。关于保护版权以及关于贫民的规定我不想多谈，只希望不要以这些作借日来侵害不曾触犯任何条款细节的人。但关于书籍出版许可的那一条，我满以为在主教们垮台以后就会随同四旬节和婚礼许可等条例一起废除的，现在事实并不如此。因此我要痛切陈词，首先向诸位说明，这法令的订立者是诸位不属于承认的。其次要说明不论哪类书籍，我们对阅读问题一般应持有的看法。同时也要说明，这法令虽然主要想禁止诽谤性的和煽动性的书籍，但达不到目的。最后，我要说明这一法令非但使我们的才能在已知的事物中无法发挥，因而日趋鲁纯；同时宗教与世俗界的学术中本来可以进一步求得的发现，也会因此而受到妨碍。这样一来，它的主要作用便只是破坏学术，窒息真理了。我不否认，教会与国家最关切的事项就是注意书籍与人的具体表现，然后对于作恶者加以拘留、监禁并严予制裁。因为书籍并不是绝对死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和作者一样活躍。不仅如此，它还象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菁华保存起来，我知道它们是非常活跃的，而且繁殖力也是极强的，就象神诸中的龙齿一样。当它们被撒在各处以后，就可能长出武士未。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不特别小心的话，误杀好人和误禁好书就会同样容易。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象；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象。许多人的生命可能只是土地的一个负担；但一本好书则等于把杰出人物的宝贵心血熏制珍藏了起来，目的是为着未来的生命。不错，任何时代都不能使死者复生，但是这种损失并不太大。而各个时代的革命也往往不能使已失去的真理恢复，这却使整个的世界都将受到影响。因此我们就必须万分小心，看看自己对于公正人物富于生命力的事物是不是进行了什么迫害；看看自己是怎样把人们保存在书籍中的生命糟蹋了。我们看到，有时象这样就会犯下杀人罪，甚至杀死的还是，一个殉道士；如果牵涉到整个出版界的话，就会形成一场大屠杀。在这种屠杀中，杀死的还不止是尘凡的生命，而是伤及了精英或第五种要素——理智本身的生气。这是杀害了一个永生不死的圣者，而不是一个尘凡的生命。当我在反对许可制的时候，不愿让人家说我又在偷运武断专横的许可制。我厌不厌其烦地从历史上引证古代著名的国家关于制止出版界紊乱情况的办法，然后追溯到这种许可制怎样从宗教法庭中产生出来，再说明它怎样被我们的主教们抓注，同时它本身又怎样抓住了许多长老会的长老。雅典的书籍和哲人比希腊任何其他部分都要多，我发现雅典的长官只注意两种文字，一种是渎神和无神论的文字，另一种是诽谤中伤的文字。因此，普罗塔哥拉由于在一篇讲演中开头就坦白说他不知道“有没有神存在”，于是他的书便被阿留坡阁下令焚烧了，人也被驱逐出境了。至于禁止诽谤方面，也有律令规定不能象“旧喜剧集”一样指名诽谤任何人，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可以猜想到他们是如何限制诽谤的。后来西塞罗写道，事实证明这种办法很快就禁绝了其他无神论者挺而走险的思想和公开的诽谤。至于其他的派别与看法，虽然也倾向于诲淫诲盗或否定天命，但他们都不予注意。因此，我们从没有看到伊壁鸠鲁的学说、昔勒尼学派的放纵无度、昔尼克学派厚颜无耻的说法受到法律的干涉。同时，他们虽禁止旧喜剧派作家的作品上演，但史料上却没有说禁止他们写剧。大家也都知道，柏拉图还介绍他那位君王学者代奥尼苏去读这些喜剧家中最放荡的一个——阿里斯托芬的作品。据说神圣的金口若望每夜都研读这个作家的作品，并且具有一种技巧，能把其中肮脏的激愤话清洗成一种动人心弦的说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希腊另一个领袖城邦——拉栖第梦的立法者莱喀古斯非常崇向高贵的学术，所以便首先在爱奥尼亚搜集了荷马的散篇作品，并从克里特把诗人泰利斯请了来，用他优美的诗歌来驯化斯巴达的乖戾习气，并请他为他们制定礼法。斯巴达人竟然依旧那样缺少诗书礼乐之风，那样没有书卷气，真是令人大惑莫解。他们不管其他的事情，一心只崇向征战，他们根本不需要书籍许可制，因为他们除开自己那种简短的警句以外，根本不喜欢任何其他东西。他们找一个很小的借口就把阿奇洛科斯赶出了城邦，原因可能就是他的写作风格离开他们那些军歌和小调太远了。假如说这是因为他那直言不纬的诗，那么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因此提高警惕，他们在男女混杂的谈话中仍然放荡不羁，欧里庇德斯在他的“安德罗慕奇”一剧中说，他们的妇女全都不贞洁。这些都可以提供线索，说明希腊所禁止的是哪一类的书。罗马人的情形也是一样，在许多年代中他们都习惯于惯营的粗野生活，成自然致和拉栖第梦人相同。他们所知道的学术只是十二铜表法、大祭司团、占卜师、弗拉门所教给他们的宗教和法律事宜，其他的事情一点也不知道，当卡尼底斯、克利托累阿斯、斯多葛派的代奥古尼出使罗马时，趁机使这个城尝试了他们的哲学，当时竟连监察官加图这样的人都怀疑他们是煽动者，于是便在元老院中提议把他们立即赶走，并把一切阿提喀的空谈者驱逐出意大利去。但西庇阿和其他高贵的元老制止了他和他那线旧萨宾的严酷作风，反倒对这些人大为优礼，这位监察官本人到老年时也终于学习超他以往口诛笔伐的东西来。同时，最早给两个拉丁文喜剧家涅维优斯和普劳图斯也使这个城市充满了从麦南德和菲勒门那里借来的场面。于是他们也开始考虑如何对付诽谤性的书籍与作家的问题了。不久之后，涅维优斯就因为笔锋过激而被捕入狱，直到他声明收回自己的作品才由护民官予以释放。我们在书上也看到奥古斯都焚烧毁谤性给书籍，惩治诽谤者。如果有人写出东西亵渎了他们所崇拜的神，无疑也要遭到严酷的惩罰。但除开这两点以外，书中到底说些什么，长官从不过问。因此卢克莱茨便能不受责难地把他的伊壁鸠鲁学说用诗的体裁写给执政官曼米阿斯。后来又光荣地被罗马的国父西塞罗重新编撰出来，虽然西塞罗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反对伊壁鸠鲁的看法。同时，刘西里阿斯、卡特卢斯和弗拉科斯（贸拉斯）等人虽然曾说过尖刻而露骨的讽刺言词，但也没有任何命令禁止他们。在国事方面，提图斯·李维虽然在他的史书中极力称颂庞培，但敌党的屋大维·愷撒（屋大维）并没有限制他的书。纳庄（奥维得）老年时曾因早年所作给某些淫荡诗句而被屋大维驱逐出境，但这不过是某些秘密原因的幌子，那本书既没随着被查禁也没被没收。从那时以后，罗马帝国除了暴政以外就很少有其他的东西了。如果我们看到坏书被禁给少而好书被禁的多，那是一点也不稀奇的。关于古人认为哪些作品应受限制的问题，我想以上已经说得十分详细了，其余给便是任何人都能随便议论的事。往后皇帝都变成了基督徒。我认为他们关于这一方面的限制并不比以前严，所有被认为是大异端邪说的书都经过检查、驳斥、并在大公会议上加以谴责，但直到这时，并没有被帝国当局禁止或焚烧：至于外教作家，除非他们象波非利阿斯和普罗克卢斯那样公开谩骂基督教，否则就没有禁令禁止他们。直到公元400年左右，在迦太基宗教会议上，才规定禁止主教阅读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