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

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之魂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12月的江苏视察和20l5年2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首次提出“四个全面”重要战略思想，全面从严治党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一起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战略目标的重要战略举措。那么，怎样才能“全面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要大力推进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之魂。一、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造中国共产党成为先进政党不是与生俱来的，完全是建党以后不断探索如何改造自己，成为先进政党的结果。近代以来的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的现代产业工人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陈腐落后守旧的思想意识几乎迷漫全社会。这种情况下，怎样建设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是个异常艰巨的任务。党的早期领袖和老一辈革命家做了许多努力，但真正解决在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主要归功于毛泽东同志。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有完整的建党学说，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这“完整的一套”，就是将党的建设作为“伟大的工程”。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这一“伟大的工程”建设，进行了许多伟大的创造。其中，首要的伟大创造，就是强调从思想上建设党，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和党性教育，非常注重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高尚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党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凸显出来的。按照马克思主义传统观念，共产党主要吸收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加入，他们掌握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思想意识和品质较多。在城市里，现代产业工人的比例相对较大，因而成为发展党员的首选对象。但是,大革命失败后，党的重心逐渐由城市转向农村，党将长期处在农村斗争环境中的这种状况，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这种情况下，党要发展壮大，不能不吸收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优秀分子入党。由此，一方面，非无产阶级的成分会在党内占大多数；另一方面，要保证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质。那么，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在大城市上海的党中央没能解决，身处远离城市、远离中央，先是在湘赣边界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随后转战赣南闽西进行游击战争的毛泽东同志解决了这个矛盾。毛泽东同志读的马列主义本本并不多，但是，由于深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并在革命斗争最前线，根据马列主义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依据农村和红军中党组织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党建理论，率先提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并在工作中努力推动实现这一党建思想。1928年11月，毛泽东同志总结上井冈山一年多工农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问题，强调“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29年9月，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肯定了这一正确论断，指出：“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的破产农民，此种农民固然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但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由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决议分析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对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出身所产生的种种不正确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和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因而，“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决议还规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加入共产党的具体条件。这样，古田会议决议初步回答了在党员队伍以农民成分为主的情况下，如何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以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标志着党从政治建党转向思想建党，探索到了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党情的新路径，也标志着毛泽东同志建党学说初步形成。此后，为了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毛泽东同志不断强调教育党员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一方面：靠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提高广大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教育，包括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汲取营养，用先进的文化理念教育广大党员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实际核心领导地位，毛泽东同志倡导的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逐步成为全党共识。同年12月，瓦窑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适应新的形势，强调发展壮大党的力量，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在旧中国，由于我们的经济落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丝毫也不减弱中国共产党的布尔塞维克的地位。”在当前，“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塞维克的战士。”“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5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这里，根据中国国情做出的正确分析，批判了党的建设的唯成分论倾向，强调保持党的先进性关键是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把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熔炉。这些论述对毛泽东同志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思想做了十分精辟的阐发，也将思想建党的内涵提到了一个新高度。抗战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著中，进一步阐述了党的建设理论。针对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多数、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存在的状况，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我们的党“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那时的“整风运动”就是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开展的。“整风运动”不断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和党性教育，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成为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伟大实践。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强调了着重在思想上建党的思想，“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作为共产党先进性的根本要求，提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就使我们党对思想建党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境界。也是在“七大”，刘少奇同志在《论党》报告中阐述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的内容和意义，指出：由于党采取“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的“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即使工人成份还不占大多数，也能够建成并已经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这是对毛泽东同志党建思想的科学总结。毛泽东同志关于着重在思想上建设党的建党路线，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二、中国共产党必须抓铁有痕地加强思想建党“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本来是对共产党人应当具有的特殊品格，即其先进性、高尚性和优秀性的形象概括，也是对充分体现这样品格的那些令人无限敬佩的共产党员的一种褒奖。但是，近些年来，这句话却成为一些人吐槽的贬词。这里固然有那么些人对共产党的不善，但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应当反思，为什么这样的吐槽会流传开来?不能不说，这与这些年一些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存在的严重脱离群众的作风问题、特权问题和贪腐问题有密切关系。这些问题严重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感情，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因此，我们党必须加强思想建党，并且要抓铁有痕地加强思想建党，以重塑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可见，抓铁有痕地加强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刻不容缓的艰巨任务，具体来看，是由以下五个方面所决定的。第一，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伊始，就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共产党是所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的组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是工人的先锋，是工人的政党”。(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这里的表述，在用语上虽不那么标准，但基本表达了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意思。到1945年党的“七大”，新制定的党章对党的先锋队性质有了明确表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它“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更加明确地规范了党的先进性质，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直至“十八大”党章，我们始终如一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先锋队性质不变。而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这个先进性质，就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加强思想建党。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建党是由中国共产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这个本质特征决定的。第二，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政党，除了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任何私利。刘少奇同志讲到先锋队与它所代表的基础之间的关系说：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必须在各方面，首先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人民群众。否则，就可能脱离人民群众，“不能成其为人民的先锋队”(《刘少奇选集》上卷)我们党与所代表的中华民族利益的关系也是这样。周恩来在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时曾经说过：党的利益与民族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某个时候发生了矛盾，我们党会调整自己的政策。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捍卫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进一步明确表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如前述，要求把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既然如此，那种处心积虑谋私利的任何企图和行为都是背离党的根本宗旨的。强调思想建党，就是要克服和摒弃种种谋私利的任何企图。第三，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所担当的历史使命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担当的历史使命有一个逐渐明确和深化的历史过程。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大”，对共产党历史使命的认识不那么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可是，从党的“二大”始，就将党的奋斗目标区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个部分。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我们的最高纲领是要“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在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又将党的“二大”讲的两个纲领，作了规范表述，并提出了分“两步走”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总结党的历史时，又将其逐渐归纳为两大历史使命，即：在民主革命时期担当着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就要为实现彻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