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典型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的意义

论文学典型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的意义冯晖关键词:典型文化全球化本土文化文学摘要:典型理论曾经在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盛极一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其太过膨胀而遭到小说家与批评家的共同放逐。今天是一个文化全球化的时代,本土文化有着被覆盖的危机。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代言人,而“文学是人学”。故重提典型理论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承载民族文化性格,抵御文化全球化。一、“典型”在20世纪中国的命运在20世纪的中国生存的“典型”理论是正宗的“舶来品”,取的是来自西方的“典型经”,而非渊源于中国明清以来已相当成熟的金圣叹们的“性格论”。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初的半个多世纪里,塑造典型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首要任务。典型化程度遂成为评价作品艺术成就高低的一个主要尺度。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西方的典型理论就由鲁迅和成仿吾通过日文译介到国内,只是当时影响不大。到30年代情况就有所不同了。1932年,周起应(周扬)以《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为题,全面介绍了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点,导致典型及典型化的方法在中国受到重视。而茅盾1933年《子夜》的巨大成功又使得文学创作上开始独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又从1933年到1934年,“因苏联首次发表了马恩论文艺的几封信,中国得以全面介绍马克思论文艺的原著。瞿秋白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第一个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著(俄文),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文艺理论作了初步的阐发和运用。他在论述巴尔扎克、鲁迅、茅盾等人的作品时,提出了典型化的原则,这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①。不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塑造“典型”的要求:“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以及“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有着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的中国的30年代,却遭到了有意和无意的误读:着重强调典型理论所传达的普遍含义和所起的社会作用,要求典型人物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带有相当程度上的“提纯性”,用R·韦勒克的解释是“构成了联系现在和未来、真实与社会理想之间的桥梁”②。因为典型理论主要是在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中发挥作用,又由于一开始对其心仪的主要是瞿秋白、周扬、茅盾、胡风、冯雪峰等,这种误读就主要存在于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中,亦存在于其后的延安文学中。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倡导的写重大题材摒弃写家庭小事的“宏大叙事”文风下,这种误读后的典型理论更是大行其道,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几乎无一例外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拔高。如当时的红色经典“三红一创”中的梁生宝(《创业史》),朱老忠(《红旗谱》)等等。顺理成章的是,“中间人物”与“落后人物”无论塑造得怎样入木三分,总因为其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生活中”起不到带头作用而遭到批评,如赵树理的《锻炼锻炼》等作品中的人物。到了“文革”就更加走向极端了,塑造典型人物就是塑造“高、大、全”式的人物: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种极端化的“典型”只能是脱离生活失去血肉的虚张声势的傀儡。故已妖魔化的他们在“新时期”无可避免地遭到了作家与批评家的共同抛弃。也许是矫枉过正吧,就连经典意义上的“典型人物”与“典型情节”在小说中的重要性都受到了质疑,取而代之的是象征、意识流、变形、寓言等现代主义文学方法的热用。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具有先锋思想的新锐批评家都不屑于用是否成功地塑造了典型人物来衡量新鲜出炉的小说。“典型”的命运,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在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延安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中拥有奇高的出镜率,而自80年代中期始,地位却已沦落为边缘去也。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之特色:“无典型”鲁迅先生开创了“人物第一”的新文学传统,在他笔下出现了阿Q这个具有世界级水准的艺术典型形象。并且,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旅行”到中国来以后,由于特殊的国情,在阐释与接受中“变形”得厉害,还是出现了一批被读者所认可的典型人物,如吴荪甫、梁三老汉、许茂、陈奂生、白嘉轩等。但是,“人物第一”这个传统从80年代中期起就逐渐被一些年轻新锐作家消解了。“寻根小说”中还有人物,然而,丙崽、捞渣们已经不同于潘先生、高觉新这些以个性为基础的典型形象了,而是“化石性”的人格形象;现代派小说中,诸多人物形象(如老Q、孟野等)也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典型化的轨道逃离,表现出性格的平面化与符指化;新写实小说中,人物形象似乎还是文本叙事的中心,但是人物却是为表现问题才存在的,印家厚、小林们仅仅是连接问题的串线而已,不再拥有珠子的地位;到了先锋小说,不但疏离了典型性格,甚至连“人物第一”也被疏离,转而追求“叙述第一”,“马原的叙事圈套”式的“叙事革命”主宰着文本。这一“叙述第一”的直接后果是叙事谋杀了人物,“怎么写”成为作家们殚精竭虑追求的目标,人物形象则成为其放逐的对象。先锋作家代表余华甚至公开宣称:“我并不认为人物在作品中享有的地位,比河流、阳光、树叶、街道和房屋来得重要。我认为人物和河流、阳光可以一样,在作品中只是道具而已。”③人物已经形同于道具,遑论要“人物第一”,要塑造典型形象?新生代、新新人类的作品似乎吸取了先锋文学专注于叙述意味、叙述形式的误区,有向人物复归的倾向。然而,厌恶成为社会的良知,欲望化的写作和写作的欲望化,既追求市场效应,又追求快乐原则,如此这般的创作理念,又怎能在其轻飘飘的笔下打造出中国这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三、重提典型在当下的意义这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必然是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叶维廉曾提醒我们要去追问:“这一个大一统的全球化文化,如果有,是根据谁的模式的文化?”紧接着他在反问中给出了答案:“我们应该默许世界文化历史发展的蓝图完全依据西方跨国企业的游戏规则去刻写吗?”④文化全球化的对立物是文化本土化。全球化文化已经和正在肆无忌惮地吞噬各地文化的多元性和独特性,使其走向预谋着的单一与趋同。如何在文化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不丧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特色?这正是中外有识之士忧心忡忡的问题。而欧洲学者从事的文化身份研究,实际上是从(欧洲的)本土化立场对(文化)全球化进程的一种制约。在国内,张法、张颐武、王一川则提出要以“中华性”来对抗全球化大潮。⑤这些都表现出明确的坚守民族文化的动机。如何在文学范畴里坚守本土文化以抵御文化全球化?文学在一个民族文化中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形容都不过分,诚如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奈保尔所言:“文学之所以拥有重要意义是因为文学所改变的是文化,是人的思维方式。”⑥文学既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文本影像,又是该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进一步地,文学总是最深切地回应着当下的现实关怀。那么,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应该采取何种“文学对策”来保护本土文化的特质?毋庸置疑,这个世界上,“人”才是一切,再没有比“人”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了。在变幻着的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重提并且强调“文学是人学”以凸显本土文化的特质。鲁迅提出的“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虽已遭到诸多质疑,但就文学形象而言,实在颇具真理。想想看,那些征服过、震撼过我们心灵的人物:于连、安娜、冉·阿让、苔丝、葛朗台……哪一个不是因为“很法国”“很英国”“很俄罗斯”,才经由世界走进我们的心田呢?说到底,文学主要是靠人物形象体现价值,获得恒久的生命力。成功的艺术典型既没有国界更没有时限,一个时代过去,一个世纪流转,文学作品在普泛读者心中留下最深印象的,必然是那些鲜活的、独特的、极具民族特质的典型形象。至于创作手法、语言技巧、叙事方式等等,则由于其“术业有专攻”的独特性,只是保留在批评家文学史家的言说中。可以说,鲜活的人物形象才是一个民族的文学走遍世界的国际护照。而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典型形象因为最集中地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特质又获得了抵御文化全球化的意义。而当下的中国文学正处于疲软状态。其中的根本原因之一,恐怕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说的“无典型”有极大干系。从最近十多年的小说创作与批评来看,作家们所追求的,是思想的独特与叙事的革新;评论家们所看重的,是作品的社会内涵与文本形式的建构。结果,正如上文所说的,不仅导致“这一个”“中国人”的缺失,就连文学意义上的一般人物形象都在文本中渐渐隐退。可以再看几个实例。先从稍远处说起。1991年张承志的《心灵史》与1992年张炜的《九月寓言》获得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在读者中的影响不及他们的早期作品《黑骏马》与《古船》。从稍近处来看。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阿来的《尘埃落定》,其所蕴涵的藏族文化意蕴是丰厚的。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等,这一块块巨石在读者中却激不起千层浪,人物形象的散漫模糊恐怕是主要原因。上述列举的四部长篇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力作。可惜它们都没获得读者的爱不释手。没有“这一个”人物的作品连本土读者都抓不住,又遑论去抓住有着厚厚文化障壁的他国读者呢?中国文学进入21世纪已经五年多了。虽然在世纪末时文坛着实骚动了一番,诸多颇有实力的批评家理论家都对新世纪的中国文学怀着极美好的愿望进行了这样那样的预测,但当下的文学状况还是不尽如人意。小说涌现了不少,被人记住的依然不多。所以,曾经因为太膨胀而被我们放逐了的典型理论,在经过“清理”和“还原”以后,在文化全球化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有重新回到文学创作中的必要。作家们在追求叙述革新、表达哲理思索时,若能重拾典型理论,塑造出既反映了当下的中国现实,又积淀着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自身独特性格的典型形象,使读者们(无论哪国)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她)是一个“很中国”的人,这样,中国文学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中就不会轻易丧失其中国特色的身份了。事实上,1989年斩钉截铁地认为作品中的人物不过是道具的余华,到了90年代中期,已经孜孜于典型性格的塑造了,《许三观卖血记》的成功就是明证。具有顽强韧性的生命力的许三观,从容面对一切苦难的许三观,对家人无私奉献对旁人宽容忍让的许三观,有着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许三观……这样一个“很中国”的许三观,旅行到了法国、比利时等诸多国家,获得了世界的认同。不论在今天还是未来,许三观都是且永远是中国的许三观,不会被文化全球化“化”去。在商品崇拜的今天,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是社会的良知。在文化全球化正在吞噬本土文化的危机下,就请有良知的作家以笔为旗,塑造出既积淀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又反映了当下现实的典型形象吧。愈是具有民族特质的典型,愈有文学价值。而这种民族典型在文化全球化的新背景下,就不仅具有了文学价值,更具有一种抵御功能,而抵御也就是保护。(责任编辑:吕晓东)作者简介:冯晖,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①傅莹:《在文学本体与意识形态之间》,《多重视域中的文艺学》,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66页。《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第29页。②R·韦勒克:《文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概念》,《批评的概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233页。③余华:《虚伪的作品》,《余华作品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287页。《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页。④叶维廉:《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146页。⑤王宁:《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⑥转引自贾剑秋的《文化与中国现代小说》,巴蜀书社,2003年9月第1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