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

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王屏内容提要:在两千年的中日关系中,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3次大的变迁。目前,正处于第4次大变迁的初始阶段。这种变迁以其内部社会结构的动荡与重组以及外部国际秩序的调整与重建为其实现前提,以“实力主义”、“现实主义”、“国家利益优先”原则为其价值取向。纵观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史,发现其规律性为:每当中国处于鼎盛之时,日本人的中国观就向认同中国的方向发展;每当中国处于衰落之时,日本人的中国观就向蔑视中国的方向发展,显示出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关键词:中国观东洋史学实力主义现实主义日本人的“中国观”在漫长的中日关系史上几经变迁。并且,这种变迁往往都伴随着彼此社会内部结构的动荡与重组以及周边国际关系格局的调整与秩序的重建。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认识就建筑在这种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基础之上。它以历史、文化为其出发点并最终归结为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认同与追求上。日本人的中国观在其变迁的各个阶段尤其表现为“实力主义”、“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以及对“国家利益优先”原则的追求。一、近代以前日本人的中国观古代日本人有关中国的正式记载体现在《日本书纪》(公元720年)当中。《日本书纪》所提到的中国王朝的名字有:周(2次)、汉(2次)、魏(3次)、晋(2次)、隋(1次)、唐(96次)、吴(31次)①。日本对中国的正式外交始于607年,即从小野臣妹子派遣“大唐”(实际上是我国的隋朝时代)开始。《日本书纪》中所记载的与日本有正式外交的中国王朝只有唐王朝,唐朝以前的隋也被改成了唐朝。《日本书纪》对唐朝国名的记载至公元696年止。日本直接参与东亚国际关系是从日本初次派大军赴朝鲜半岛参加白春江战役(公元663年)开始。本来,从魏朝到隋朝日本基本被纳入到朝贡体系之中。但到了隋朝时代,日本人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对隋唐视其为东夷小国产生了一种抗拒心理。据《隋书》记载,大业3年(607)日本国王遣使来华,其所献的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表述,令皇帝极为不悦。不过,从国书的用语可以看出日本想与中国平起平坐意识的产生。另外,日本在挑战“华夷秩序”的同时也试图构筑自己的小“华夷秩序”。如,日本称朝鲜为“西藩”,就表现出其优越感。后来随着大唐的衰落,日本对中国的称谓也由“邻国”变成“藩国”。另据《旧唐书》(199上倭国日本传p5340)记载,“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因此,我们可以将隋唐时期日本人对华认识的这种变化视为日本人中国观的第1次变迁。唐朝衰落后,日本遣唐使的派遣也于894年终止。进入10世纪后,中日之间的正式外交基本中断。在日本民族文化——“国风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平安贵族产生了强烈的排外意识并力图超越“大唐文明”。9～13世纪,以中国长江中下游为中心,民间通商活动迅速展开,人员、物品的交流及金融业的发展已超出国家的范围,导致东亚国际关系格局重组。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国观“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对外闭锁政策与排外意识还在持续”②。到了平清盛时代(1118～1181年),以博多港为中心,日宋贸易得到积极推动。宋朝货币大量流入日本,取代了日本平安时代的实物货币。“镰仓时代(1192～1333年),宋钱(即宋朝的铜钱)占居主导地位。清盛所开拓的中世流通经济为日本纳入东亚铜钱经济圈创造了契机,其历史意义不可小视”③。不过,此时的日本虽然作为“东亚铜钱经济圈”的一员,但其政治上孤立的局面并未打开。进入室町时代(1333～1573年),特别是到了足利义满时期,日本对亚洲以及中国的认识才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日中、日朝外交重开,1373年明朝使节团派往京都,足利幕府与中国的明朝开始了正式的外交往来。明永乐皇帝授予足利义满“日本国王”称号,足利义满从明朝领取冠服并臣服明朝。这样,日本又被重新编入东亚国际秩序之中,返回了“中华文明圈”。义满、义持、义教三位将军都曾接受中国皇帝所派册封使的正式册封。义政、义澄、义晴也都使用过“日本国王”这一封号。幕府将军受到册封“意味着属于天皇的外交权被武家政权所夺取”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国内的权力结构。不过,这个国王称号在日本国内的正式场合并不使用。作者：tatsuya_2005-11-1319:51回复此发言2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进入15～16世纪后,随着以葡萄牙为首的西方势力向东方的渗透,日本的对外认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当日本人知道印度以西还存在着一个西方世界时,以往的三元国际观“本朝(日本)、震旦(中国)、天竺(印度)”开始向“本朝、唐、西洋”新三元国际观转化。这一时期,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以及德川家康3人不同的对外认识比较有代表性。织田信长为了获取武器实现国内统一而对“南蛮”文化表示出强烈的关心,对西方基督教也能够容忍,因此,他采取的是开放式的外交方针。丰臣秀吉实行的是闭锁式的外交方针。但同时他又对台湾的鹿皮、东南亚的丰富物产垂涎三尺。16世纪末,丰臣秀吉率军侵略朝鲜、觊觎大明,并在对女真族钳制的过程中形成了日本“大陆政策”的雏形。德川家康改变了秀吉的锁国外交路线,实行了比较积极的对外政策。但他拒绝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德川家康废除了自足利义满以来的“日本国王”封号,自称“日本国大君”。“这个新称呼具有德川家康在以自我为中心设定国际秩序的过程中,把自己作为日本国统治权与外交权的总揽者而定位的含义”⑸。1616年是日本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村山等安率军攻打台湾,惨败后被满门抄斩;中日勘合贸易终结;长崎发生基督徒惨案。16世纪30年代,日本通过了5次“锁国令”,终于在1641年正式进入锁国状态,直至近代。在“锁国”期间日本留出4个对外“窗口”,即对中国、荷兰的长崎;对朝鲜的对马;对琉球的萨摩;对阿伊奴的松前。16～17世纪,东亚国际关系在动荡中重组。明朝政府的朝贡贸易受到来自亚洲各国不断扩大的民间贸易的挑战,但为了维护华夷秩序并防范西方的入侵,明朝政府始终垄断着对外贸易。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统治中国,并于1717年开始实行海禁。日本的江户幕府也出于对西方基督教的防范以及对贸易的垄断而脱离国际社会进入锁国状态。“锁国”既是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应,也是因应东亚国际秩序变动所采取的对策。在17世纪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动中,中国完成了明清的交替,日本的幕藩体制国家也业已形成。经过东亚各国内部的整合,至18世纪初,东亚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基本形成。新秩序仍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西方势力向东方的渗透在这一时期还无法触动东亚固有的国际秩序的根基。此时的“西力东渐”还主要表现为俄罗斯对北亚以及荷、英对东亚的渗透上。西方势力在南北两方基本处于均衡状态。也就是说,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亚洲的“主体性”还没有从根本上遭到西方的破坏。华夷秩序仍是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日本在政治与外交上基本游离于华夷秩序之外,但在文化上与中华文明仍有共识。19世纪中叶,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受到西方列强的挑战。东亚各国的民族危机感同时增加。东亚原有的国际秩序又面临着新的整合。1871年“日清友好条约”的签订终于使日本天皇与大清皇帝处于平等的地位。这是日本“开国”以来所签订的唯一的一个平等条约。但日本并未照此与周边的国家、民族建立起对等的关系,而是选择了扩张国权=对外侵略的道路。日本的攘夷与扩展国权是同时进行的。攘夷需要联合亚洲,扩展国权又导致对亚洲的侵略。近代日本就是在这种自相矛盾中构筑着他的亚洲观与中国观。日本为何会形成这种分裂式的亚洲认识与对华认识,恐怕要从以下2点考虑:“第一,在幕藩权力所培育的国际秩序意识中不存在连带=对等联合的观点。第二,日本是通过屈服于有军事力量=‘武威’的西方列强的方式而被编入资本主义世界的。这对传统上习惯于以‘武威’为轴来考虑国际秩序的幕藩权力及维新政府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和谐的感觉”⑹。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不平等的国际秩序意识以及“尚武”精神,才使近代日本的亚洲观与中国观在经过了甲午战争后发生了质的转变。二、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与“东洋”概念的重新界定有着直接的关系。所谓“东洋”(Orient),其地理范围并不十分明确。在古代西方社会,它主要指现在的近东(西亚)而言，即小亚细亚、波斯、埃及。而印度、中国则另外称呼。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在内的“远东”一词是后来才有的。随着西方人地理知识的扩展，东洋所指范围也在扩大。东洋一词最早散见于宋书之中。在中国人眼中，东洋除作为地理概念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最初,在利马窦与中国人编制的世界地图上,“大东洋”与“大西洋”同指单纯的地理位置。明朝人张燮著有《东西洋考》,其中有“东洋航线”与“西洋航线”的记载。东洋航线的起点在金门,终点在文莱。文莱既是东洋的终点,又是西洋的起点。东洋航线指出金门——取彭湖——达吕宋岛——再南下到爪哇群岛或文莱北岸的航线;西洋航线指从文莱出发——向爪哇或苏门达腊方向行驶——沿印度支那东岸返回到彭湖——金门的航线。后来,东洋航线沿岸就被称作东洋,西洋航线沿岸就被称作西洋。其中,东洋的地理位置虽然包括在后来的东洋概念之中,但是,西洋的地理位置与现在的西洋概念截然不同。因为,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根本就没有与东方平起平坐的西方,甚至也没有东方的概念,“自古帝王居中国而治四夷”(洪武3年《谕日本国王良怀》)。到了近代,中国人多称日本、菲律宾、文莱北部为东洋,尤其视日本为东洋。作者：tatsuya_2005-11-1319:51回复此发言3论日本人“中国观”的历史变迁总之,东洋的方位大体“指广东东南部的菲律宾、马来群岛及文莱东部,后来其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东北部,包括台湾、日本,尤其日本常被称作小东洋。但在日本情况却与此相反,东洋与西洋这两个单词分别是从Orient与Occident翻译过来的。西洋大体指欧洲,而东洋的范围不甚明了,有时指全亚洲,有时指远东。所谓东洋史,是日本学者定位的体系、命名的学问,一般来讲不包括日本,但也存在一会包括西亚、一会又不包括西亚的不妥之处”⑺。由此可见,历史上的“东洋”与“西洋”概念属于地理范畴,而并非历史、文化范畴。近代日本之所以赋予“东洋”一词以特殊的含意是有其目的的。日本的“东洋”概念有两层含意。首先,作为地理方位的表记,在狭义上指包括中国、朝鲜、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即远东地区;广义上指整个亚洲。其次,作为日本在世界史或国际关系格局中的自我定位,“东洋”概念有了特殊的指向性。而且,在这一层面上又分别具有普遍与特殊两种性质。当面对西方对东方的侵略时,即“东洋”外指时,日本是被包括在东洋之内的。这是“东洋”概念的普遍性质。但当“东洋”内指时,即在东洋内部,日本却把自己排除在外,表现出“东洋”概念的特殊性质。在日本,广泛地使用“东洋”一词是进入明治时代(1868～1912年)以后。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完成,在19世纪初,西方就将自己定位在“文明”的层次上。这种“西洋／东洋”模式无形中就被规定在“文明／野蛮”的框架中。这时的“东洋”与“西洋”已超出了地理概念的范围,具有了历史与文化的限定性。日本之所以要创造出一个新的东洋概念,其原因所在是由于日本经过“文明开化”后,自觉与“文明”的欧洲属于一类,并刻意与“落后”的亚洲保持一定的距离。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失败导致日本在亚洲产生了优越感。于是,“文明=西洋、野蛮=东洋”的模式就被简单地套为“日本=文明=西洋、中国=野蛮=东洋”。这时的“东洋”专指中国。“汉学”研究也变成了“东洋史”研究,日本从“远东”一员变成了“远西”一员,即所谓西方“文明世界”的一员。这样,日本对中国、朝鲜的扩张与干涉就可以在“文明”的名义下进行并在理论上得以正当化。在谈到日本创造“东洋”概念的由来时,丸山真男指出:“它反应了明治以后的日本迅速westernization的过程,因为由(江户中期以来形成的‘国学的’)国家主义与明治以后的westernization合流而产生的文化、政治路线与亚洲各国明显不同”⑻。从近代日本精心构筑“东洋”概念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