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1发生在欧洲的难民恶性事件让欧洲人民对难民的收留问题产生强烈的反对与质疑

论点1发生在欧洲的难民恶性事件让欧洲人民对难民的收留问题产生强烈的反对与质疑。论据1发生在德国的难民对女性大规模性侵事件与抢劫事件，民众示威游行，反对难民的情绪日渐增长，人们对难民失去耐心与同情心。民众还担心，大量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分子会随难民潮进入欧洲，抑或难民因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在自身挫败感的驱动之下而变得极端化。论据2科隆发生反移民的示威抗议和冲突，警方使用高压水龙驱散示威者。德国右翼团体领导人克雷默认为，默克尔不负责任的难民政策，势必会带来这样的结果，将来会出现对社会资源的争夺，会出现比跨年夜更严重的犯罪行为。论据3人们是否真的愿意接受难民?民意是关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民调报告显示，63%的意大利人、50%的波兰人、53%的希腊人对穆斯林持负面看法。普通德国民众的“恐惧感”在上升，他们担心，向难民提供财政支持，将导致其养老金和社会福利被迫削减粮食不够还穿不暖，变卖家产来欧发现不受欢迎。很多难民为了来欧，东拼西凑路费在正常不过了，但是来了之后发现，听到的不全是同情的声音。自愿返回伊拉克的是34岁的出租车司机威斯阿姆，为了偷渡，他卖掉了自己唯一的经济来源——汽车，才凑足了一家人为期27天的旅费。然而，威斯阿姆在芬兰待了45天，却只接到了一次政治庇护面试，而在看到芬兰右派分子纷纷举行抗议示威后，他感受到自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论据4瑞典一处难民中心25日发生袭击事件，一名未成年难民刺死了一名22岁的工作人员。该事件迅速引起欧洲范围内的讨论和忧虑。一些媒体认为，儿童难民已成欧洲难民危机的新问题。警方表示，入境瑞典的难民不断增加，难民中心的庇护者违反公共秩序的举动也越来越多。瑞典移民署的信息显示，由于抵达瑞典的难民人数创新高，庇护设施传出的威胁与暴力案件，从2014年的148起增加到2015年的322起。事件发生后，瑞典首相勒文前往难民中心视察。他对媒体表示，这是“可怕的罪行”，现在“相当多的瑞典人肯定很担心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据称，去年，980万人口的瑞典接收了16.3万名难民，为欧洲接受难民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大量难民的到来，在瑞典引发很多讨论。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瑞典几乎每个学校都有移民孩子，受此影响，目前瑞典缺少很多教师。大量青少年难民的到来也引起很多关于性侵和暴力的担忧。论点2收留难民会让原本就低迷的经济状态雪上加霜。论据1目前涌向欧洲的难民中由相当数量来自叙利亚，因为这个国家遭遇战乱至今有四年半之久。一个人口2300多万的国家，却有将近800万人背井离乡，400多万人逃亡国外。如果欧盟国家拨款，向市民发放补助收留难民，那么这笔庞大的资金从哪里来？德国估计，安置1名难民的成本在1万2000至1万3000欧元之间，包括每月143欧元的零用金。而政府又没有适当的办法来解决财政支出增加、住房市场紧张、犯罪率上升等问题，舒缓民众的忧虑情绪，难民问题将成为默克尔执政路上的一枚“炸弹”。在这种背景下，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的难民流入，更使欧洲国家的失业问题雪上加霜。因为，尽管从理论上来看，难民不可能在接纳国家全部永久滞留，大部分难民需要在经过一段时间、国内恢复稳定以后，自愿回国。但问题是，在这些数量庞大的难民中，有更多的是本来就想移民欧洲的经济难民。因此，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回国的问题。即使是真正的难民，在到达欧洲的接纳国家以后，也不完全待在难民营中，特别是通过移民网络建立起的移民链条，更使大量的难民流入劳动力市场。而对于难民来讲，重要的是找到一份维持基本生计的工作，而至于工作报酬的高低并不过分给予考虑。因此，大量的难民流入劳动力市场，必然出现难民与本国国民争夺工作岗位的社会现象发生，从而加剧失业现象，这不仅使难民接纳国的政府感到担忧，也使接纳国的一般社会民众感到忧虑。论点3欧盟拨款让“难民入户”不能够真正的解决难民问题。有收入、有房子”，难民们揣着梦来欧洲找稳定生活来欧洲，很多难民期待在这片土地上过上富裕、自由与和平的新生活，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25岁的伊拉克青年费萨尔深有感触。据《华盛顿邮报》2016年1月3日报道，费萨尔表示，当他收拾行装准备前往欧洲的时候，心田满怀着憧憬和希望，“我从小就梦想去欧洲，因为在那里我可以有收入，有房子，有美好而稳定的生活。”为了过上梦想中的生活，费萨尔去年9月辞掉在伊拉克教育部的工作，前往土耳其加入那里准备移民欧洲的“百万大军”。经了一个月的长途跋涉，费萨尔终于抵达瑞典。然而瑞典并没有让这名伊拉克年轻人过上梦想中的生活，他不得不在瑞典收容中心住了两个月。费萨尔悲痛地发现，“我到了欧洲，才发现欧洲只是一个理想而已。”如今，他意气消沉打算返回伊拉克。学语言和找工作成老大难，渴望找一个懂自己的国家要扎根在欧洲，语言和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在难民看来并不容易，尤其像哈马迪希望短期内可以开始新生活的。虽然目前在瑞典境内，但摆在哈马迪面前的就是一个“等”字——等一年获得居留权；再等一年与家人重逢；再等若干年才能学会当地语言、找到工作……哈马迪说：“从现实角度来讲，在这里开始新生活至少需要7到8年时间，这是我等不起的。”眼下他的妻子和3个月大的女儿还在土耳其，期盼着与他团圆。22岁的哈姆扎·阿甘也困于语言和工作短期内难以解决。另外，生活方式和节奏，也让他找不到归属感，开始盘算离开瑞典。阿甘用“反社会、内向和缺乏交流技巧”来形容他所接触的本地人。来瑞典已经7个月，阿甘至今还没能和当地任何人建立起联系。阿甘还说，他不能适应这里的生活——下午6点以后街道空空如也；没有咖啡店；酒吧只在周末营业。“这里真的很沉闷，我要回到家人和朋友身边，在一个我懂和懂我的国家建立自己的未来，这里与我的老家太不一样了，”阿甘说。国际移民组织也注意到阿甘这一渴望回乡的群体，去年11月就协助安排了779名赴欧洲的伊拉克人返回自己的国家，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越来越多自行从欧洲回到伊拉克的灾黎。据伊拉克迁移与流离失所问题部发言人萨塔表示，“数以千计的伊拉克人已经回来，还有另外数千人打算这么做。”而伊拉克驻欧洲多国使馆也正加紧为有意回国的人发放临时出入境证件。很多难民为了来欧，东拼西凑路费在正常不过了，但是来了之后发现，听到的不全是同情的声音。自愿返回伊拉克的是34岁的出租车司机威斯阿姆，为了偷渡，他卖掉了自己唯一的经济来源——汽车，才凑足了一家人为期27天的旅费。然而，威斯阿姆在芬兰待了45天，却只接到了一次政治庇护面试，而在看到芬兰右派分子纷纷举行抗议示威后，他感受到自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从难民自身来说，到达难民接纳国家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在难民营只能接受最低的救助，往往不能满足难民、特别是年轻力壮的难民的生活基本需求。因此，在生存危机的压力之下，他们会寻找一切机会满足自己最低的生活需要。当合法的手段不能满足这种需要时，他们就更容易走向抢劫、贩毒、走私、偷盗等社会犯罪的道路。西欧国家难民的社会犯罪事件，随着难民的日益增多而持续升高，也就不难想象了。特别是，当难民流入当地的黑社会和民族分裂组织之手时，更是让人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