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必然性

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必然性摘要：北宋帝国在国家设计上的保守性和反动性是其积贫积弱的总根源。由于北宋政权固有矛盾的难以克服性，王安石避重就轻，自觉回避了社会主要矛盾，试图另辟蹊径，变法指导思想出现了重大偏差，导致变法运动从一开始就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因而变法的失败具有必然性。引言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一直是王安石变法研究的热点问题。历代的研究者对变法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著述颇丰。概而言之，有变法策略的失误、新法本身的弊端、王安石个人性格的偏执、保守派反对、人民群众不支持、变法派内部不和、执法官吏歪曲新法、皇帝的动摇等等。“五六十年代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把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变法派缺乏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二是大地主集团反动势力的强大。进入80年代以后，讨论变法失败的原因大都转向从变法措施自身存在的弊端、变法过程中出现的蜕变以及王安石的个人品质中去寻找。”[1]前人之述备矣。然而绝大多数研究者，其所依据的材料和研究的对象都集中于熙丰之际，侧重于从技术层面研究问题，横向的探讨比较多，纵向的观察比较少。这就使得对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起因研究不够，对北宋社会深刻的社会矛盾剖析不充分，因而对变法失败原因的研究往往失之于表象化和片面化。一切改革都是矛盾发展的产物。王安石变法这一事件本身，甚至包括它失败的结局，是北宋社会固有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找寻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应仅仅着眼于熙丰之际，而应当在更深远的历史背景下来进行。变法之时北宋帝国所面临的的诸多社会矛盾，其产生的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北宋立国之初的“先王之政”。这种矛盾是一种内源性的、基因式的矛盾。北宋政权从真宗以后，就没有表现出过克服这种矛盾的能力和决心——既然问题出在“先王之政”上，那么对“先王之政”的否定就不仅是改革的要求，还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实际上他们几乎不可能克服这种矛盾。除了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矛盾的一个组成部分外，还因为当时尚未具备使他们超越“先王”历史总结能力的历史条件。对任何改革而言，成功的必要条件起码有三条：方向正确，方法正确，细节正确。然而，王安石变法从一开始就发生了方向上的偏差，这使得方法和细节失误的意义显得有些“无足轻重”了。更为严重的是，方向的偏差导致了改革主体角色的错位。青苗法中的“官谷”就在这种错位中完成了从公共产品到高利贷资本的异化。王安石变法是各种社会矛盾运动变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必然隐藏在北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之中，隐藏在北宋社会改革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中。但同时由于北宋社会固有矛盾的难以克服性，变法的失败就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一、北宋社会问题的总根源“内忧外患交炽、财政危机严重”是对王安石变法前北宋帝国统治状况的真实写照。一般在讨论北宋社会所面临的危机时，往往侧重于对危机表象如“三冗”（冗官、冗兵、冗费）的陈述，甚至只是将其作为实施改革的必然原因之一进行了例行的铺陈，而未对这一表象或“原因”的产生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三冗”并不是北宋社会问题的总根源，北宋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是北宋政权保守的国家设计。所谓“积贫积弱”，不过是北宋帝国基本国策的必然产物而已。1．北宋政权的享乐性北宋政权是通过兵变建立起来的。与历史上其他许多“被迫”发动的兵变不同，“陈桥兵变”的主要当事人在“起事”时并没有面临任何政治前途、经济利益、人身安全上的威胁。陈桥兵变的发生与其说是受自五代以来盛行的“拥戴”之风的影响，倒不如说是一大群野心家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富贵”而导自导自演的一场滑稽剧。北宋政权建立后的第二年，又上演了一场好戏：杯酒释兵权。君臣之间的一番言语，颇为推心置腹：“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尔。汝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嫌猜，上下相安，不亦善乎？”[2]杯酒释兵权实质上是一项政治交易：宋太祖赵匡胤握有兵权的亲信们放弃兵权，作为补偿，他们得到了经济上的巨大利益。他们和其他大豪绅地主以及被皇帝任命的各级官僚一起构成了北宋帝国的核心权利集团，这些日后的兼并之家“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3]成为政权的骨干。北宋帝国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莫不以维护这个集团的利益为基本宗旨。从上面这段话还可以看出，“永享富贵”是北宋政权建立者们最高的人生理想——他们正是凭着这个理想建立了北宋帝国——他们当然还要凭着这个理想治理这个国家。由于宋王朝不像大多数其它王朝那样是阶级矛盾激化以后的产物，因此它也不像其他王朝那样在开国之初特别注重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休养生息。所以这个享乐政权不仅未能走上强盛反而很快露出了衰落腐败的迹象：建国才几十年，在内发生了大规模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小规模起义连绵不断；在外则被迫对辽、夏签署了屈辱条约。即便在北宋王朝社会危机日趋严重、人民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皇室和官僚也丝毫未节制自己的穷奢极欲：宋仁宗后宫仅贵姬就有几千人，他整天在宫中宴饮歌舞，给宫妃的赏赐动辄上万，连国库的红罗都被他赏用一空；宰相吕蒙正每天必吃鸡舌汤，杀鸡的鸡毛堆成了山！[4]建国不到百年，这个政权奢靡、压榨、苟且、软弱、腐败的特点就已经暴露无遗并且病入膏肓了。2．北宋创立者的治国思想北宋创立者“治国”思想的本质就是“享国”。这是由他们的人生观决定的。为了达到永远享国的目的，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制度创新。他们总结唐末以来的各个割据政权“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原因就在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5]于是，在军事方面“削弱节度使的权力，加强皇权，特别是建立一支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庞大军队”[6]；政治方面，分割宰相之权，消除宰相权力太大而导致皇权可能被架空的风险，通过财权专制建立一个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庞大官僚机构；经济方面——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但北宋帝国正好相反，经济为政治服务——“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以此作为对内部强势阶层放弃自己部分权力的补偿，换取他们对体制的支持。为了防范农民起义的发生，赵匡胤还发明了“养兵制”——凡破产失业者皆可从军，由国家养起来。目的是把有可能颠覆政权的力量转化为强化政权的力量：“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7]所有这些措施，构成了一个只有通过皇权才能正常运作的相互连接、相互制约、相互独立又相互依托的复杂政权系统。这个系统可以说是北宋开国者对封建政治文明作出的“贡献”。这一系统的设计，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强化和巩固皇权。这一系统的设计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设：民力无穷。这个假设的阶级论解读是——劳动可以被无限地剥削！我们可以看出，赵匡胤们几乎所有重要的国家设计如养兵制、恩荫制、高薪养官等都是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的。遗憾的是这一假设的北宋政权的物质基础永远都不可能是物质的。但是，北宋帝国的各项制度都在这个假设之上建立起来了。他们实行“量国用而取之于民”的财政方针，“一切临民而取之”[8]。这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3．危机是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为了实现“皇权永固”这一基本政治理想，设计者不遗余力地提高政权的“安全系数”，甚至不惜牺牲国家机器的效率。在赵匡胤们的治国思想制度化以后，其缺陷开始逐渐暴露出来。兵制。北宋统治者在军队的构成、部署、指挥无一不是以强化皇权、防止兵变为指导思想。军队的频繁调动，将领的频繁更换，军队指挥职能的人为分割，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缺乏协同，效率低下。很多部队军纪涣散：“未尝有战斗之事，而饱食安坐以嬉……”；[9]“（军兵）出入无时，终日嬉笑游廛市间，以鬻伎巧绣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习以成风，纵为娇惰。”[10]用这样的军队打仗，无异于“驱市人以战”。可见，“防内”机制的强化，是以牺牲军事原则为代价来实现的，这直接导致了军队军事素质的低下。其结果是，北宋帝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规模巨大的军队却屡战屡败，长期无法消除辽、夏的威胁，不得不以巨额“岁币”换取苟安。养兵制还造成军队规模空前膨胀。嘉祐八年（1063）年，全国人口不过2642．2万[11]，军队规模竟达到125．9万人[12]，平均21人中就有一名士兵！用来养兵的费用竟占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13]北宋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受到极大的牵制。官制。官僚队伍是统治集团的两大支柱之一。赵匡胤们大概以为官吏越多政权就越安全，他们大肆扩充官僚队伍，导致官员冗滥，食禄者阶层恶性膨胀。咸平三年（1000年），真宗下诏说：“去岁天下举人数逾万人，考核之际，谬滥居多。”但这年，真宗亲试举人，仍取进士、诸科1800多人[14]。咸平四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19万5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15]北宋僧尼道士之多同样惊人，仅未受戒具的佛道弟子就至少有50万人之众[16]。而且俱是不劳而食之人。宋朝对宗室、亲信弟子特为优宠，随意授官：皇朝宗室男孩七岁便可以授官，有的甚至在襁褓中也有官阶，并领取俸禄；宗室之外，其它旁支、异姓、门客，都可以得荫补官，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官僚队伍。这就是所谓的“恩荫法”。宋仁宗时中央内外属官已超过17300人，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以及守选人，还不在数内。宋朝对官员又极为放纵，主张大度宽容，除了叛逆谋反罪之外，京朝官犯罪，只是贬黜任地方官，罪大者也只是降级到“远恶军州”，最重的处置就是过岭过海，而仍然做官食俸禄。以致于官员有恃无恐，贪污受贿成风。[17]100余万人的庞大的军队、数十万人的官僚队伍、不计其数的恩荫食禄者、数以十万计的僧尼道士……粗略统计，财政供养人员总计不下200万，占全国人口的近10%，可谓空前绝后！岁币、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巨大的腐败成本，其所从何出？民也。民生之苦，简直难以想象！这一切，都使得北宋政权带上了强烈的寄生色彩。在超大规模的上层建筑的重压下，北宋经济基础面临崩溃。英宗治平二年（1065），朝廷收入11614万，支出12034万，非常支出又有1152万，赤字1573万。[18]为了缓解财政危机，宋王朝不断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导致社会动乱频繁发生。同时，由于寄生环境的恶化，上层阶级内部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日趋激烈。由于北宋统治者实行“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基本国策，从而加剧了土地兼并，导致全国纳税土地急剧减少。大地主用各种方法逃避赋税，反对清查田亩；而大商人则垄断商行，左右赋税，冲击专卖。[19]北宋王朝的统治出现了深重的危机。而这种危机，是北宋国家设计的必然产物。北宋积贫积弱的总根源就在这里。搞不清这个问题，就无法对王安石变法进行正确的批判。二、北宋政权内部对危机的认识和改革尝试先王之法经过数十年的运行，已经培育出一个由皇亲国戚、富商豪绅、大小官僚组成的规模不断膨胀、势力日益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对于皇权而言，他们放手让这个集团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是现在，这个集团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他们一方面为皇权提供了坚强的支撑，另一方面却开始了对皇权的加速瓦解——他们（尤其是兼并之家）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他们所赖以存在的这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不断封建化的过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农者十无二三；耕而食于富人，而为之农者盖七八矣”。[44]他们发展得越快，这个国家瓦解得就越快。在北宋的国家设计中，是鼓励这个集团发展的，但是皇权现在不得不考虑限制这个集团的发展了。因为皇权与这个集团之间的利益平衡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已被打破，富商大户们为了自身的发展开始与皇权发生了利益冲突，如果不加制止，他们所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就将破裂，政权就将颠覆。毫无疑问，这种局面的出现，也是北宋国家设计的必然结果。1．庆历新政日趋严重的财政危机是北宋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而三冗又是导致财政危机的直接原因。于是，最初的改革呼声，矛头都集中指向三冗。真宗时，知泰州王禹偁指出财政危机的原因是“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而不能足也”[20]，从而提出了谨边防，与辽夏通好，减冗员，并冗吏，严格科举，淘汰僧尼等主张。宋祁指出：“三冗不去，不可为国。”[21]包拯指出：“食禄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则国计民力安不窘乏哉？”[22]庆历3年（10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