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中国天才的军事战略家

蒋百里：中国天才的军事战略家作者:毕唐书对于军事，我素无兴趣，且完全陌生。所以突然对蒋百里这位职业军人发生兴趣，主要是抗日战争的触发。201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一时间，抗日战争又成为热门话题。虽然，对中国抗战的胜利有诸多议论，但谁也不能否认，中国在近现代的中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了胜利。但同时当面对真实的历史时，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这一胜利是在中国不具备最基本的取胜条件的基础上赢得的，同时，也主要不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赢得的(尽管谁也否认不了中国军队在极其艰难条件下的卓越表现)。特别糟糕的是，我们至今都说不清楚我们到底赢在哪里。在这一方面，我们讲出的理由(无论是国军正面战场的台儿庄、昆仑关还是中共敌后战场的地道战、地雷战)似乎都难以服人，而能够服人的理由又讲不出来。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赢了，尽管赢得似乎有些勉强，日本输得也不很服气。那么，中国到底赢在什么地方昵?我们配得上当时的“世界四强”和战胜国的称号吗?正是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蒋百里——这个中国现代史，特别是中国军事史上绝对不应忽视的人物。记得几年前第一次接触这个人物时，立刻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不了解蒋百里，就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抗日战争。遗憾的是，这个与中国的抗日战争命运攸关的人物，长期以来却被我们忽略了，其作用被严重地低估了。要评估蒋百里的价值，首先要了解七七事变之前中日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一、七七事变前夕，中日两国无论是军力还是综合国力都没有可比性。斯大林曾极为轻蔑地说过：中国没有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她。早在1894年，也就是甲午年，中日两国之间就进行过一次战争博弈，即甲午战争，国际上称之为第一次中日战争。众所周知，战争最终以中国的惨败告终。而在那一次较量中，日本并无优势可言，即使当时的国际舆论，也普遍地看好中国，而非日本。在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已经经历了约30年的“洋务运动”(也就是当时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已经远超日本。当时，中国政府开煤矿、办铁厂，成立电报总局，架设海底电缆，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建设自来水厂，以及大力发展纺织工业等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如开平矿务局，采用机器采煤后，1889年的年产量便已达247，000吨;1893年，汉阳铁厂全部竣工，设备先进，拥有10个工厂，所生产的铁除了供应本国外，还出口到美日等国。到1885年，沿海和沿江地区的电线总长度已达到一万多里。所有这一切，使清政府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已经是日本的1.5倍。当时的军事实力也远胜于日本。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军，装备了7000吨级铁甲巨舰2艘、2000吨级巡洋舰5艘，加上其他大小军舰，共20多艘;南洋舰队也拥有了2000吨级主力舰4艘，1000吨级炮舰3艘;广东、福建舰队也有千吨级舰艇8艘。四支舰队共计大小舰船80多艘。这支庞大的海军，居当时世界第四位，亚洲第一位。到了1890年，北洋海军拥有2000吨位以上的大战舰又增加到7艘，共有吨位27000多吨;而日本海军2000吨位以上的大战舰仅有5艘，共17000多吨，远不如中国的北洋舰队。80年代开始，清政府还以巨资修筑了旅顺、大连、威海、烟台、吴淞、马尾、黄埔等海防基地，装备了最新式的克虏伯自动回转射击大炮，以及深水军港、船坞等配套设施。旅大、威海、大沽等基地的营建，使中国拥有了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海防体系。洋务运动期间，陆军也开始装备西洋枪炮，学习西洋阵法。1884年，淮军已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克虏伯后膛钢炮370多门。80年代以后，湘军和淮军已全部用西洋枪炮武装起来。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不同于鸦片战争，不是大刀长矛对抗坚船利炮的战争。然而，在这场战争中，中国还是被打败了。40多年过去，到了七七事变前夕，中日之间的力量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超长距离地拉大了。如果说甲午战争基本上是一个重量级别的对手之间的较量，那么，40多年后的抗日战争则基本上是血肉之躯与飞机大炮的较量。二战前夕，斯大林曾以流氓语言极为轻蔑地说过：中国没有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她。这种侮辱人格的话听起来固然刺耳，却是当时的残酷现实。一国的军事实力强弱，归根到底由综合国力，尤其是工业生产能力来决定。从下面抗战爆发前中日双方一系列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出当时两国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日本年工业总产值60亿美元，中国13.6亿美元：日本年产钢铁580万吨，中国4万吨;日本年产煤5070万吨，中国2800万吨;日本年产石油169万吨，中国1.31万吨;日本年产铜8.7万吨，中国700吨;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战舰52422吨，而这些现代化武器装备，中国均无自产能力。也就是说，当日本已紧跟世界潮流大踏步迈入机械化军事时代之际，中国居然不能生产任何一种拿得出手的主战兵器。无论国家的经济形态、技术形态还是军事形态，日益西化的日本都遥遥领先中国整整一代。先以双方海军军力对比为例：“七七事变”前夕，中国海军兵员共约两万五千人，共有66艘舰艇，分为巡洋舰、轻巡洋舰、运输舰、练习舰、鱼雷艇五类，总吨位57608吨。而截止到1937年6月，日本海军兵员十二万七千人，共有舰艇285艘，总吨位超过115万吨。其中作战军舰约77万吨。包括航母4艘(近7万吨，总吨位，下同)，水上机母舰2艘(约3万吨)，战列舰9艘(约27万吨)，重型巡洋舰12艘(近10万吨)，轻型巡洋舰21艘(近11万吨)，驱逐舰102艘(超过12万吨)，潜艇59艘(超过7万吨)。还有练习舰、潜水母舰、布雷舰(艇)、海防舰、炮舰、水雷舰、扫雷舰数十艘，总吨位约13万吨，以及修理舰、运输舰、练习特务舰、测量舰、布雷艇、猎潜艇等配套舰艇。此外，又有战列舰2艘、航母2艘、轻型巡洋舰4艘、驱逐舰12艘、水上机母舰3艘、水雷舰4艘正在建造。其中2艘战列舰，就是后来名动天下的“大和”“武藏”，每一艘的排水量都在7万吨以上。换言之，日本一艘大型战列舰的排水量，就超过了当时的整个中国海军。至于空军，更无可比性。当时中国空军仅有600余架飞机，包括作战飞机305架，全部进口，不仅无整机自产能力，且无主要零部件之自产能力。因缺乏零件的缘故，抗战爆发时能够投入战斗的飞机仅223架，共编为31个中队。能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只有620人。而日本具备完全的飞机自产能力，年产各类机型1580架，当国力进行极限动员后，可升至年产一万到两万架。“七七事变”前，日本海、陆军航空兵共有2700架飞机(陆军1480架，海军1220架)，其中作战飞机1600架(陆军960架，海军640架)。在海军作战飞机中，陆基飞机458架，舰载机182架，能在航母上起降的就有130架。双方陆军的对比也好不到那里去。熟悉中外战史的读者都知道，自拿破仑以来，人类逐渐进入“技术专家式战争”时代，兵员的组织管理与动员训练重要性日趋提高。按现代的国防军事理念讲，国家平时应该精简现役军人数量，增加预备役兵员，节约资源用于更新武备，真正开战后，通过迅速有效的动员投入总体战争。可当时的中国却相反。中国人口大约4.5亿人，现役常备军170余万(编成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还有少量特种兵部队)，而受过军事训练的预备役兵员仅150余万。以当时中国的人口总数和经济基础而论，前者数额大得完全不合理，后者又小得不成比例。而日本与中国的情况正相反。“七七事变”前，日本的人口为9000万人，可精确统计并进行高效动员，常备军兵力不过38万人，编成17个常备师团、4个混成旅团、4个骑兵旅团、5个野战重炮兵旅团、3个战车联队、16个飞行联队以及守备队等。战前的日本法律规定，凡17到40岁之间的男子必须服役，故理论上战时可动员一千万人参战。受过军事训练，可迅速形成战斗力者包括：后备役兵近74万，预备役兵约88万，第一补充兵158万，第二补充兵90万，合计超过448万，占总人口约5%。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日本的军事动员体系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既可以利用朝鲜、东北到华北的铁路网，又掌握中日之间的海权优势，所以兵力动员后投送效率也非常高。据当时中国国民政府战前判断，日军“输送其陆军经朝鲜至满洲者，每星期约二至三师团并直属部队及其补给;经海道向我国任何海岸者，每十天约一梯队，即二至三师团，连同一切附属品及补给”。中方已意识到，在华北战场，日军可在开战八到十天内，由本土输送二至三个师团;在沿海战场，日军第一梯队二至三个师团的投入需一个星期，“尔后续加同等兵力，为八至十日”。依事后的实战检验，可知此判断基本符合事实。在上海战场，日军的动员与输送能力，甚至超出了中国政府的预计。在兵员的训练上，中日同样存在着重大差距。抗战前，中国士兵大部分是文盲，截至1936年底，中国训练完毕之高中及同等学校的合格预备兵，仅17490人。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候补军官仅880人。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抗战时当过国军排长，他发现基层军官连花名册都点不了，平日多不研究战术，打仗全凭血气之勇。进攻时以密集队形蜂拥蚁附，失利时又鸟奔兽散。以单兵射击训练论，当时一发子弹的价值在中国相当于七斤半大米，或35个鸡蛋。所以中方军队平时训练多数是打空枪，就算物质条件最好的中央军，也不过每兵配发15发子弹作实弹射击，开战后每兵配发20发子弹上战场。而日军《步兵操典》规定，新兵入伍后，每月用于实弹射击的子弹，步枪不得低于150发，机枪不得低于300发。结果日军每个中队都有三分之一的步枪兵可以达到优秀射手的水平。至于双方步兵重火器威力的落差，就更不用说了。“七七事变”前，中国75mm以上口径的火炮仅800多门，重炮只有可怜的48门，虽全部从德国进口，但总数连日军同类火炮的零头都不到。尤其要命的是，中国直到七七事变之前，在诸如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还都没有完成真正的统一。由此可见，日中双方军事实力差距巨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国际间在战前根据两国军力国力经过对比计算，普遍认为一旦两国开战，日军只要动用15个步兵师团就能在短期内迅速彻底击败中国;最乐观的估计是德国军事专家的计算，认为如果中日开战，日军动用15个步兵师团进攻，中国最多可以坚持6个月，而这些都是科学评估的结果。但是，在这一次的中日战争博弈中，却出现了奇迹：同国际间的预测相反，中国并没有被日本“短期迅速彻底击败”，而是坚持抵抗了8年之久，并最终赢得了胜利。两次中日战争成败异变，主要是8年抗战，功成在战略，也就是说战略决策正确，而在正确的战略决策中，蒋百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二、蒋百里说：“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他提出的主要办法是：“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蒋百里，浙江海宁人，名方震，字百里，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他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嫡系，资格比蒋介石老，才华横溢而又独立特行。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杂志称他为“中国现代兵学开山祖”，史学界亦有些人誉之为“战争先知”。这些称颂，都持之有故，并非虚饰之言。不过，根据他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对其最正确的评价应当是天才的军事战略家。蒋百里在国外也很有名气。在日本老一辈人中，蒋百里的名气比在中国还要大。日本人记得他的《国防论》、他的抗日战略理论。他们说：“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第一次，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时候，轻松夺魁，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剑带走了，而他的日本同学如荒木贞夫等，恰好是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陆军的主要将领。第二次，是8年抗战，看百里将军的抗战理论，日军恰似按照将军的指挥，老老实实的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而后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战役上，中国失利的例子虽多，但战略上，日军的败局则早已注定。蒋百里1901年在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肄业，即被派赴日本留学，是中国最早到日本学习军事学的留学生之一。1906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回国后不久，他又被派往德国陆军大学深造，并受到德国名将兴登堡的赏识。这为他考察和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意大利的治军经验，提供了很难得的机会。在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