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湘潭大学课程论文题目：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浅析传教士对晚清中国教育的影响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任课老师：雷炳炎老师专业：中国近现代史姓名：梅美学号：201119050112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浅析传教士对晚清中国教育的影响（学院：哲史院班级：中国近现代史姓名：梅美学号：201119050112）《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作者顾长声，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4月第一版出版，1991年12月进行再版。本书共十七章，涵盖内容丰富，首先序言部分系统论述了世界三大宗教相继传入中国的历史，对我们阅读本书做了一个理论铺垫，能更好的解读作者的写作思路，在整本书中起了引导的作用。接着，开始进入正文的写作，作者首先介绍了传教士的东来，从明朝时利玛窦开始，论述了众多传教士初入中国时的活动及重要著作，叙述了俄国达喇嘛进驻“罗刹庙”的情况，说明了当时传教士在北京设立教堂的历史，接着介绍了广州商馆里的“新客”，即传教士的活动；其次介绍了战火在天朝的呼啸，即近代一系列战争对中国的影响及传教士在期间所起得作用；进而论述在国家危难关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的代表作及其思想与基督教教义的关系，讲清了洋兄弟与中国起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接着介绍了传教士团体的组织和活动，是我们了解近代传教士在华活动的重要材料，有传教士的地方伴随有教案的发生，书本论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期间一系列较为重大的教案；对一个国家的征服最好的方法是从文化上进行渗透，当时传教士在中国创办广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广西国之学于中国”，开办了洋学堂，教会学校，对当时思想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传教士是为基督征服世界服务的，在脱去道袍后，他们积极加入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行列，参与中国政治、经济，在中国创办基督教青年会，是垄断资本家实行扩张的一个工具，为了应付中国民族的觉醒采取新措施，如天主教“中国化”，“本色教会”，以及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等都说明了传教士在中国政治舞台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战后，传教士活动分三阶段，即复兴、应变和撤退，从进行反共活动到1949年司徒雷登的悄然离京，标志着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活动的基本结束；同时传教士在中国开展了慈善事业，翻译《圣经》在中国传播及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在促进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方面都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诚然，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利有弊，本书论及了很多方面，但在促进中西文化交融方面的积极作用不容否认，本文将从教育方面论述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通过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这本书的阅读，我们知道，要了解传教士对中国晚清教育的影响，主要通过他们创办的教会学校着手，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学校构成了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从教会学校的教育文化活动出发，通过对教会学校的教学形式、内容，培养目标，及师生间人际关系方面简要论述其对晚清中国教育的积极影响，同时也要看到教会学校是对中国的一种文化渗透，侵犯了中国的教育主权，也有消极的一面，要区别对待。最早出现的教会学校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建立的英华书院，1830年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贝满学校，这是近代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本土建立的第一所学校，教会学校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一直没有很大的发展，仅停留在小学水平，六十年代才出现少量中学，其中欧美在华开办学校共347所，美国占202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出现教会大学，如1879年由培雅学堂和度恩书院合并的上海约翰书院，教会学校对晚清中国教育的影响主要是教会大学的影响，这些学校虽有不少弱点和局限，但对打破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体制的垄断地位，对晚清中国教育变革具有长远的意义，本文将从四个方面论述教会学校对晚清教育的影响。首先，从教育形式看，教会大学注重课外活动。传统的中国教育形式以课堂教学为主，学校的教育功能反局限于课堂教学，忽视课外活动，而教会大学不仅认识到课堂教学的重要性，还认识到课外活动也是学校向学生施加影响的重要途径，教会大学的课外活动主要可分为课外学术活动、课外文体活动和课外服务性活动。一般学校都有以学术为特色的各种组织、团体、机构和活动，如金陵大学的“英文研究会”、燕京大学的“读书会”等；课外文体活动以燕京大学为例，有众多的文艺社团和体育运动队，如燕剧社、国剧社以及由外国传入的体育项目如足球、排球、篮球等；此外服务性活动是教会学校创办初期就明确的一种指导思想，它是处理学校与社会关系的宗旨，如东吴大学师生在20年代前后曾在学校附近开办一个全日制义务学校——惠寒小学，燕京大学在清河开办实验区等。教会大学的课外活动除上述三种外还包括课外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社交活动等。教会学校的这种教育形式，打破了中国传统教育只重视室内而忽视室外的传统，使中国教育界日益认识到课外活动的重要性，课外活动不仅对丰富学生的知识，而且对学生精神的塑造和处理人际关系方面都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为中国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有利于中国教育的发展。其次，从教育内容和方法来看，二十世纪初的教会大学已成为系统传授西学知识的重要机构，教会学校重视实验，讲求实证，强调实际参与和动手能力的培养，登州文会馆是最早强调讲授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教会学校，学生在这里系统学习了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教师在讲授原理外，还特别强调实践，注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后期使用的教学仪器，大多数是由自己创造的。此外，教会大学比较注意对学生的职业训练，如金陵大学在教学方针上提出要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在教学中崇尚科学精神，重视科学实验和社会调查，培养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燕京大学则注重培训社会服务专业人才，并首创国内的新闻系，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而中国的传统教育则以人文学科为主，强调道德伦理及文言考据，这种教育性质决定了其教学方法主要是读书、记忆、论证、思辨，而不注重实证、实验和实际动手能力，造成中国传统读书人只知纸上谈兵而缺乏实践经验。从这一方面来看，教会大学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改革前进的步伐。再次，从培养目标来看，教会大学注重广博与专一相结合，将提供基础知识的文理学科与职业有直接关系的课程结合起来，设置多种课程和专业，并从1915年后，很多学校开始实行主、副修制或以选择学分制代替规定性科目制，学生对所选课程有很大的自主权，但也有严格规定，要求学生在人文、自然、社会科学三方面都有相应的课程为公共必修课，此外规定学生每学期必修宗教和伦理课，为保证教学质量，各教会大学都有一套严格的考试和评分制度。教会大学将灵活自主的选课学分制与严格无情的考核检查制相结合，前者使学生可以充分发挥自主权和选择权，后者保证了学生认真刻苦地学习，以达到必要的学习标准，这种教会大学所培养的学生既精于专业知识，又对其他各方面知识有所了解，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符合社会发展和建设的需要，与中国传统教育相比，是具有明显优势的，中国传统教育培养的是适应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中国自古以来以儒家思想、孔孟之道、伦理、四书五经等内容的学习为主，严重地将知识分子的思想束缚住了，这种教育培养的是传统思想的继承者，是统治阶级的盲目拥护者，近代教会学校的兴起，为中国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中国教育界培养看大批人才，为中国教育改革储备了力量。最后，从师生关系来看，教会学校是一种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任何一所学校，最基本的构成关系是教师和学生，师生关系是影响个人成长的重要因素，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师生关系是中国封建社会以等级制和宗法家族关系为特点的人际关系的反映，中国向来有“天、地、君、亲、师”的说法，教师被提到与天地君亲并列的地位，中国封建统治者强调“人治”，君主和教师是这种人治的根本，教师被赋予重大职责，其地位尊贵是必然的，教师与学生的不平等关系成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特征之一；与中国相比，西方涉及人际关系的等级观念较弱，“人生而平等”是指导人们处理人际关系的信条之一，因而教师地位比中国低很多，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建的教会学校非常注重良好人际关系的培养，特别强调教师关心学生，双方建立亲密和谐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学校重视民主、平等精神的培养，教会学校在这方面较中国学校进步，中国传统的教师地位高于学生的思想动摇了，并在时代进步的同时，中国教育也发展了，民主平等和新型师生关系，教师成了学生的朋友、亲人，不断推动中国教育向更高的水平前进。教会学校是在鸦片战争后纷纷兴起的，许多是依靠战争赔款建立的，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学校有其进步意义，但同时给中国教育带来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它严重侵犯了中国的教育主权，在中国社会上形成了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分庭抗礼的局面，教会学校以西学为主要教授内容，大量教会学校的兴起严重冲击了中国的传统教育体系，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对中国的一种文化渗透，传教士认为“若想皈依中国，我们达到此目标最有希望的方法是发展我们在这个国家中的教育机构”。与此同时，通过培养人才对中国未来的政治施加影响，通过控制教会学校来间接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圣约翰大学的校长卜舫济也曾说过，他认为教会在中国办教育的理由一是中国人民是有智慧的人民，二是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要超过其他国家，同时通过这一途径，教育可以控制中国未来的社会领袖和知识精英，把握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可见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教会学校并非单纯为教育，同时也将其作为对中国进行文化入侵的工具，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危害是深远而长久的，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离开北京，才标志着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基本结束。传教士对中国晚清教育的影响如同一把双刃剑，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除了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外，也对学者重新认识评价近代来华传教土有重要作用。以往我们仅从政治层面简单地对来华传教士进行定性评价，认为传教士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奴化中国人民。而通过作者书中相关资料的介绍，我们可发现新教传教士并非是受各国政府而是受各自所在的教会组织派遣而来，许多传教士舍弃在本国优越的工作和良好的发展前途，义无反顾地到中国来传教、办学、兴办医疗卫生事业、救灾，全身心地投入到传教事业中来，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对中西文化交流起着推动作用，显然不能用为了奴化中国人民这样一句话来诠释。所以，我们似不应该把传教士与侵略者划等号。只有广泛结合各方面的因素进行考察，才能对他们在近代中国来华传教的动机、目的，进而对他们的事业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总的来说，该书的出版对近代基督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有积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