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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曾国藩长子。字劼刚，出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目前,国内关于曾纪泽及其外交思想、外交实践、西学观等方面的文章约有100篇左右，其范围涉及很广。对曾纪泽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曾国藩的教育对曾纪泽的影响；第二，中俄伊犁谈判中曾纪泽的外交活动；第三，中法越南交涉中曾纪泽的外交活动。而且多以研究他在中俄伊犁改订条约方面的活动为主，部分论文还对他在外交上的失败进行了评判。一、早年所受教育及赴西之准备曾纪泽出生于晚清士大夫家庭，自幼受到曾国藩的所谓严格教育，因此，对传统儒家经典谙熟于心，使得仁义道德、忠君爱国的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他的内心。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仁者至大，而义者至高”。[1]成年以后，尤其是1860、1861年两次科场考试失意以后，他逐渐发现，“经术何曾在章句”“雕虫小技曾何补、刻鹄粗成且自封”。[2]加之其父并不期望他做大官，而是希望他“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3]所有这些都使得曾纪泽最终放弃八股而潜心研究有用之学。后来，曾纪泽常在湘军随侍，与营中的洋务之士有了接触，较早地了解到了西方文化。同时，他还注意学习经世致用之学。1872年曾国藩去世，曾纪泽因此回乡为父守孝。1877年，曾纪泽承袭了一等勇毅侯封号。1878年到1886年出任中国驻英法俄三国公使，一生主要经历了中俄伊犁谈判，中法越南谈判等的交涉，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晚清当时清政府官员中的出色外交家。就连在谈判桌上是对手的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也称赞曾纪泽“不惟出众于中国，亦罕见于欧洲，诚不可多得之使才也”。[4]曾纪泽自幼受到其父曾国藩躬身践行的熏陶，凡事都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去做。加之其父教导有方，他也没有那种一意要取得功名爵位的强烈欲望。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但他却写信告诫纪泽“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5]“莫做代代做官之想，须做代代做士民之想”。[6]并告诉纪泽说“尔既无志于科名禄位，但能多读古书，时时哦诗作字，以陶冶性情，则一生受用不尽”。[7]由此可以看出，作为父亲的曾国藩是多么的有先见之明，也正是他的这种开明的教育方法，才造就了日后贯通中西的曾纪泽。虽然曾纪泽在其父的要求下，接受的是严格而系统的封建教育，但是他的思想却并没有因此被禁锢。相反，曾纪泽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使他较早地接触到了西学。因为在曾国藩的幕府中网罗了各种了解西学的人才，曾纪泽正是与这些了解西方情况的人的接触、交谈，让这个曾受封建传统教育的他耳濡目染，见识倍增，这也使他逐渐改变了对“西人”“西学”的看法，开始留意西学，并注重习洋人之长处，这方面的例证从他自学英语和了解国际法知识可以看出。同时，他还看到了当时时局之大变，曾说：“上古之世不可知，盖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8]他也反对封建士大夫的保守立场，他在给杨商农的信中说道：“今世所谓清议之流，不外三种。上焉者硁硁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它，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附会理学之绪论，发无虚悬无薄之庄严。或陈一说，或奏一疏，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博持正之声而已，次也。下焉者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则从而诋毁之。以媚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就三种评之，此其下矣。”[9]由此可见，曾纪泽坚决反对顽固守旧的封建士大夫盲目排斥西学的态度，而且对此认识也极其深刻。除此之外，他还通过自学英语，能够用英语与洋人交谈，这也为他以后进京受命担任驻英法公使奠定了基础。二、驻英法公使和与俄交涉1877年，他以承袭侯封来京觐谢时，开始与西方一些外交官及传教士结交，此时的他已能用英语与同文馆的英、美教士进行交谈了。1878年，在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被撤回国后，曾纪泽被任命为驻英法公使。当然这一历史重任落到曾纪泽的肩上自然与他懂英语，并对时局有清醒的认识有关。在离国赴任之前，两宫太后曾召见了他，他曾坚定地说:“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拚得将声名看得不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10]短短两句，曾纪泽却表现了他卓越的远见才识，誓死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大无畏精神。后来的八年外交生涯也证明他没有辱没使命，而是以一个成功外交家的姿态回到了祖国，并得到了中外人士的称赞。1877年底，曾纪泽于上海启程，至第二年初抵达巴黎，再转至伦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八年的外交生涯。而在这期间，他做的最出色的一件事就是中俄伊犁改约这一震惊中外的大事。1864年，新疆地区爆发了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在外国侵略势力的支持下，武装入侵我新疆地区，并很快占领了南疆和北疆的部分地区。1871年，沙俄也乘乱进犯我伊犁，且以安定边境秩序为名，出兵伊犁，声称替中国“代为收复”，诡称以后清政府有能力接管时再归还中国；但实际上沙俄企图借助伊犁作为其落脚之地，进窥新疆。1876年，左宗棠率军平定新疆叛乱之后，沙俄却拒不交还伊犁。1878年，清廷派总理衙门大臣、吏部左侍郎崇厚为全权大臣交涉索还伊犁事宜。但崇厚此行却不顾朝廷谕旨，在沙俄的威逼利诱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至国内，举国震惊，要求查办崇厚“以伸公愤，以做将来”[11]“街谈巷议，无不以一战为快”。[12]迫于舆论的压力，清廷于1880年照会沙俄，表示崇厚违训越权，所订条约“事多窒碍难行”，[13]将崇厚革职查办，判为“斩监候”，另派驻英法公使、大理寺少卿曾纪泽兼任驻俄二等公使，改订崇约。曾纪泽在接到使俄改约的电报以后，于1880年（光绪六年）6月，赴彼得堡重开谈判。此次谈判，困难重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14]贪得无厌的沙俄，既已撕下伪装的面具，又岂肯就此收手。因此，曾纪泽面临的形势复杂而又严峻。此次谈判中，曾纪泽的谈判对手是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驻华公使布策，外交副手热梅尼等外交老手。曾纪泽初到俄国时，便遭到俄方代表吉尔斯的面冷词横，并且拒绝改订崇约。而且以中国治罪崇厚、设防增兵为借口，故意刁难；并声称崇厚所订前约现在只候照行，无可商议。但面对此种情形，曾纪泽并没有被对手的威逼所吓倒，而是谨慎地讲述中方的立场和处理崇厚的原因，依靠敏捷的思维，不卑不亢的言语，对沙俄的无理狡辩，加以一一驳斥。在正式谈判之前，曾纪泽就对当时的形势做了充分的估计和准备，并利用备战主和的外交策略，运用国际法等外交知识，与沙俄唇枪舌战，虎口索食，争回了伊犁西南境的大片领土，使得祖国的边疆重镇有了重要的屏障。1880年8月23日，中俄双方举行了首次正式谈判。谈判主要围绕着分界、通商、偿款三个方面展开，而谈判的焦点是是否割地的问题。领土主权是一个国家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主权，对此曾纪泽有明确的认识。经过慎重思考之后，曾纪泽认为：“分界既属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至于通商各条，惟当即其太甚者酌加更易，余者似宜从权应允，而采用李鸿章立法用人之说以补救之。如更有不善，则似诸异日之修改”。[15]经过一番权衡以后，曾纪泽果敢地做出了保其利而去其弊的原则与俄方进行交涉。他认为“三端之中，偿款固其小焉者也，即就是分界、通商言之，则通商一端，似亦较分界为稍轻。”[16]在谈判中，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布策等人态度佶傲，不知羞耻地提出了割地要求，提出“如中国要索还伊犁，必须以相抵之地补偿俄国”，[17]对此曾纪泽也毫不示弱，毫不留情地说道:“我想自今以后，中国地土，断无再让之事”，[18]严词拒绝了沙俄攫取我国领土的要求。当沙俄看到，在像曾纪泽这样的才思敏捷的外交家手中得不到他们所期望的东西之后，他们便开始向北京的清政府施压，企图通过武力威胁，以使中国屈服。对此，曾纪泽对沙俄的的本质也看的很清楚。因为俄土一战，俄方兵力已不足，无力再战，并且一时半会儿也难以做好充分的准备。相反，左宗棠的大军集结在伊犁周围，这对沙俄起到了威慑作用。因此，曾纪泽从心里上并没有惶恐。在这种情况下，曾纪泽义正严词地指出：“倘两国不幸有失和之事，中国以兵威来索土地，则何地不可索，岂独伊犁乎？”[19]曾纪泽最后的摊牌使气焰嚣张的热梅尼、布策等人不得不掂量掂量。在赔款问题上，他主张“重界轻商”，赔款最轻，因此，在与俄方的谈判过程中，曾纪泽在赔款问题上没再做过多的交涉。在通商方面，由于曾纪泽的软磨硬撑，最终迫使俄方做出了让步。纵观整个谈判过程，我们不难看出，曾纪泽在此次谈判中所表现出的出色的外交才能。他不但思维敏捷，能言善辩，争逢相对，而且已经能够运用外交技巧，坚决抵制了俄国的无理要求。经过7个多月的唇枪舌剑，据理力争，沙俄终于被迫改订崇约，于1881年2月24日签订《中俄伊犁条约》。领土方面，霍尔果斯河以西仍被沙俄割去，收回伊犁南境长400里，宽200余里的土地，减少了由嘉峪关至西安、汉中的商路，及汉口通商，删去乌鲁木齐、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古城五处领事等，对俄赔款增至900万卢布。对此曾纪泽自己也深表遗憾，但作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历史的讲：这些权益的丧失，是由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所决定的，一个腐败无能、奸臣当道、被列强打怕了的国家，哪敢直起腰身与列强在谈判桌上叫嚣。曾纪泽再怎么优秀，再怎么有外交才能也扭转不了清王朝走向衰亡的命运。虽然这仍是在强权政治下签订的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曾纪泽毕竟打破了“弱国无外交”的神话，挽回了一部分主权和利益，为国家争得了一份尊严，充分的体现了一个外交家的胆识与魄力。同时，在谈判中他也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感，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拼了自己的性命。在封建士大夫中能有这样的忠君爱国之士，实属不易，难能可贵。因此，对于曾纪泽在此次谈判中以外交手段取得的成就，我们应当肯定。英国人马士在撰写的专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写道：“左宗棠用血和铁平定了喀什噶尔，而现在曾纪泽又光荣地用和平方式收回了伊犁；中国在她的许多历史上，向来都是惯用军事胜利的，但像曾纪泽这样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在他的经验中却是一个创举。”[20]曾纪泽的谈判对手吉尔斯也惊叹道：“我办外交40年，所见人才甚多，今与贵爵共事，始知中国非无人才！”[21]伊犁改约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清政府的国际威望，也增加了曾纪泽的外交自信，积累了外交谈判的经验，有利于解决中法越南争端等外交问题。三、中法越南交涉在曾纪泽进行伊犁谈判的后期，法国便开始了图谋越南的勾当。对法的此种阴谋活动，曾纪泽很早就注意到了。他曾电告越南王，也上奏过清政府。他曾进言清政府：“法人觊觎越南已久。越南危，非中国之福。”[22]并提出了防范法国关于越难问题的建议，但清政府不曾采用曾纪泽的建议。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时任驻英法俄公使的曾纪泽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密切关注着当时的国际局势，并运用外交手段多次与法国外交官谈判，始终坚持中国对越南的管属权，坚决不承认法越之间避开中国订立的任何条约。坚决主张以实筹备战来确保和平，他说：“法之图越，蓄谋已久，断非口舌所能挽救。”[23]同时，曾纪泽还积极奔走于各国使馆，企图借助均势外交来扼制法国茹费里内阁好战的嚣张气焰。但清廷内部却意见不一，对法国的侵略活动漠不关心，更谈不上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在法国政府发现像曾纪泽这样的外交家身上捞不到任何好处之后，一方面，他们将谈判的对象转移到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另一方面，他们由于忌恨曾纪泽，提出了“迅将曾纪泽调离巴黎”[24]作为中法议和的四项条件之一。后来，清政府迫于法国的压力，撤了曾纪泽驻法公使的职务。更让人痛心疾首的是，就在刘福通的黑旗军大败法军的情况下，主张避战求和的李鸿章竟与法国签订了不败而败的《越南条款》，同意法国在云南经商，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当曾纪泽闻之此事后，愤懑不已，一腔热血，寝食难安。他分析了双方的形势，看到法国无论内部外部都有弱点，因而主张以“坚持不让之心，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此彼之所甚畏也。”[25]由此可见，他对当时的时局看的很清楚，然而曾纪泽的正确主张说服不了一再妥协的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