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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蜀文化专题教案（4教时）教学目的与要求介绍巴蜀文化的概貌与特点，理解环境和文化发展的关系，认识地域文化的民族性。重点、难点重点：介绍巴蜀文化的发展。难点：认识巴蜀文化的特点教学方式多媒体演示课时及分配1、巴蜀文化的发展概况：2教时2、巴蜀文化的成就与特点：2教时主要教学内容1．巴蜀文明的起源2、巴蜀文化学术的发展3、巴蜀的宗教4、巴蜀民居与民食5、巴蜀的旅游文化6、巴蜀的对外交流与开放7、走向近代的历程作业网上查阅：巴蜀文化网阅读资料：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2一、巴蜀古文明的起源和鼎盛1、考古发现1984—1997年在四川盆地东缘长江南岸的巫山大庙龙骨坡地点，经数次发掘，发现了迄今为止在我国乃至亚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祖先——“直立人巫山亚种”，其生存年代距今200万年左右。经研究，很可能是人类起源地之一，中国云、贵、川地区很可能是解开人类起源谜团最有希望的地方。1951年在资阳黄鳝溪出土了被命名为“资阳人”的“新人”头骨化石，它已较多地显示出了蒙古利亚人种的特征，属于正在形成中3的蒙古人种。据研究，资阳人系一中年以上的女性。一般认为，1951年发现的“资阳人”，和1980年在四川盆地南部发现的“筠连人”化石，都属于“晚期智人”，距今5万年至10万年。巴蜀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分布较为广泛，迄今发现的主要遗址有：汉源富林镇、资阳鲤鱼桥、铜梁张二塘、成都羊子山、遂宁起郪口、安岳龙台、攀枝花回龙湾、重庆九龙坡、丰都烟墩堡等地点。这些遗址出土的石器类型各异，它说明在四川盆地各处活动的古人类，是不论活动范围、经济生活还是文化特征都不尽相同的原始社会群体。巴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发现两百多处，如星罗棋布，广泛分布。东起巫山，西至雅砻江、大渡河，北自阆中，南到长宁，其时代大致在距今8000年至4000年之间。不仅表明人们的活动范围比旧石器时代广泛得多，而且经济文化生活也发生了普遍进步。盆地东部有著名的大溪文化遗址。巫山大溪共发掘遗址500多平方米，墓葬208座，出土文物1700余件。从大量出土文物的分析可知，这时虽然出现定居农业，但渔猎经济仍是主要部门。陶器有黑陶，也有彩陶，表明同北方的仰韶文化互有影响。彩陶碗上有谷穗纹饰，表明稻谷是巴蜀主要农作物之一。玉制品很多，琢磨精细，光泽可鉴。另有象牙、兽牙及骨制装饰品，还有人面玩具。大溪文化的年代，大致距今5300～6000年。盆地西部主要有广元营盘梁细石器遗址，这是新石器时代较早时期的文化遗址。绵阳边堆山遗址是比成都宝墩文化遗址稍早的文化，其基本特征显现出边堆山遗址与成都平原蜀文化有一定的承袭关系。4巴蜀地区古文明发展的鼎盛的标志，是中外著名的三星堆文化。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始于1929年，相继在广汉月亮湾和三星堆等地发现玉石坑和建筑遗址。1986年7月和8月，震惊中外的两个祭祖坑遗物相继重现于世，被誉为“比秦代兵马俑更加不同凡响的青铜文明的重大发现”。三星堆遗存共分四期。最早的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其上源与宝墩文化相衔接。最晚的在商末周初。最引人注目的文化遗物在二、三期，时代距今4070—2875年，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殷周之际或西周初期。这里有由高大的城墙和深广的城壕所围绕的古城，古城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城内外遗址群已出土数万件青铜、玉石、象牙、陶器、漆器等珍贵文物。两个祭祖坑内出土早蜀时期的青铜人立像、面像、头像；神树、龙、蛇、鸟兽；金面罩、金杖；玉石礼器璋、瑗、圭、壁、戈、矛、凿；象牙和来自南方印度洋的海贝等稀世珍宝上千件。其中，有全世界最大的高达2．6米的青铜立人像，有造型奇特、眼球如圆柱状突出的巨型青铜人面像（其中最大的宽达138厘米，高达64．5厘米，这也是当今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大最古老的青铜人面5像）。有金罩头像，十分罕见。有全世界最长的金权杖，上刻有头戴王冠的人像，象征着君王的神圣与权力。青铜神树高达4米，上有枝、叶、花果，枝间和枝头立有十鸟，挂有龙、刀、剑等物，与《山海经》所记建本形象十分相似。广汉三星堆遗址是国内外罕见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不仅为蜀文化的研究，也为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宝库大门。三星堆遗址加上成都十二桥发现的商周时期大型干栏式木结构建筑群和宫殿遗址以及成都羊子山发现的方形三层巨型祭祖土台遗址，充分表明古蜀都邑国家已经形成，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已经很高。这个与中原的殷商王朝同时存在的古蜀王国所创造的古老文明是巴蜀文化第一个光辉的高峰。它表明在多元一体的中华古文明中，古蜀文化是有独立始源、独立发展、独具特色、璀璨多姿的一朵奇葩。同时，它出土的玉石牙璋、陶盉等源自中原二里头夏文化，玉礼器和青铜礼器源自商文化，陶器上的纹饰如雷纹、重菱形纹来自商周文化，说明古蜀文明又是在中华民族古文明母体内受中原文化强烈影响和融汇而孕育出来的独放异彩的一支地方性文明，早已与外界保持着交流渠道，绝不是一个封闭落后的盆地文化。2、神话传说巴蜀先民同中华民族内部的其它民族一样，曾经在丰富的历史文献中留下瑰丽迷奇的神话传说和历史传说。根据传说，巴蜀皆为黄帝子孙，是高阳氏的后代。在蜀地，很早便有蜀王祖先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前后相继的记载。大概说来，蚕丛、柏灌时代反映着采集经济为主的生活，鱼凫反映着渔猎经济为主的生活，杜宇则已进人以农业为主的时代，开明则成为拓地千里的强国。据罗泌《路史·余论》说：开明氏共历350年，至秦惠文王27年（前316年）而亡，则鳖灵建国相当于春秋中期。那么，春秋中期以前应是古蜀王祖先的传说时代，其具体时限已无法知晓，我们只能大致看出蜀人先民由蚕丛时代的居于岷山石室，到柏灌时代的降居灌口（今都江堰市），再到鱼凫时代进人成都平原，杜宇时代就以大力发展农耕的长期历史发展进程。而春秋中叶以后，特别是开明氏九世开明尚迁于成都后，蜀国才进人有世代可纪的信史时代。近年来，在成都平原的新津县龙马乡宝墩村、温江县万春镇鱼凫村、都江堰市大观乡芒城村、郫县三道堰古城村、崇州市元通镇6双河村及隆兴镇紫竹村，先后发现六座古城遗址，并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被命名为“宝墩文化”。这一系列发现为探索三星堆遗址文化的渊源提供了重要途径，昭示着古蜀文明的起源。六座古城都建在平原冲击扇河流间的相对高地上，分布于古岷江干道及其支流文井江河道旁。其中最大的宝墩遗址面积达66万平方米。当时的经济应已是定居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混合经济。生活用具中的大量灰陶从考古学上反映出与中原龙山文化不同的特征，而为蜀文化所独有。六座古城的时代，在距今3700年至4500年之间，其文化内涵有互相继承和连接的关系，最早的是宝墩遗址，芒城紧接宝墩晚期，双河稍晚于芒城而接近于古城和鱼凫的早期。古城早期与鱼凫早期古貌接近，而鱼凫晚期则为诸遗址中最晚一期的文化，呈现出从宝墩文化向三星堆二期转变的特征。成都平原古城址群的发现，使我们对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至夏商之际的文化发展线索有了新的认识。我们知道，文明的起源大体经历了农耕聚落形态——中心聚落形态——都邑国家形态三大发展阶段。农耕聚居形态大致相当于四川盆地内星罗棋布的诸新石器时代遗址阶段，是向文明起源发展的准备阶段。而中心聚落形态正与宝墩文化相当。城是中心聚落的重要标志，而具有特殊意义的大型房屋建筑的出现则标志着蜀人酋邦的形成，也标志着长江上游古文明中心的出现，这是古蜀文明的起源阶段。宝墩文化的下限与三星堆文明一、二期相衔接，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已出现都邑国家形态的三星堆三、四期文化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使早期古蜀文明达到鼎盛。至于盆地东部的巴文化区域何时进人文明时代，还是一个正在探索的课题。不过，三峡库区内已发现新石器晚期遗址说明其文化也相当进步。在巫山县双堰塘遗址发现的早期巴的都城，则说明巴地在春秋战国时期已进入了文明社会。二、巴蜀的学术与文学艺术1、巴蜀文字古代巴蜀人很早就使用一种表意的特殊符号，如考古发现中见于殷商时期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陶器、石边璋和成都十二桥遗址陶纺轮上的一些刻划符号，可能具有表意文字的某种功能，它与战国时期巴蜀青铜器上的图语和文字有某种渊源关系，是同中原的殷周甲骨文和金文都不同体系的另一种表义符号或文字。在战国时期的铜器上，7常见一些个体或成组的图像符号，在个别陶纺轮上、木梳上、漆耳杯上也有图像符号。据统计，已见的单体符文150余个，成组的有一定意义排列组合的约有200余个。另外，在郸县独柏树、张家碾、万县新田、峨嵋符溪、新都和湖南常德出土的几件战国晚期铜戈上刻有类似于方块字（现在已见的不同形体的这类方块字有50多个）的成直行文句的铭文，此外还有大量铜石印章上的刻划图符。以上图符和文字，现在均无法认识与音读，学者之间有一些探索性的研究，但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这些图符或文字均只见于春秋晚期、战国时期和秦汉之际，是不同于汉字系统的另一种古图符或古文字系统。《蜀王本纪》说“蜀左言，不晓文字”。这话有正确的部分，也有不确的部分。从上述的已发现的考古材料来分析，古代巴蜀地区很可能是有过与中原地区不同的语言，即与中原的语言相“左”。而巴蜀先民所“不晓”的“文字”只是汉字，巴蜀先民很可能有自己独立的不同于汉字系统的另一种方块表意文字系统。2、巴蜀学术先秦时期，在中原文献里很少关于巴蜀早期学术情况的记载。在中原人的眼光里，巴蜀是“西僻之国，戎狄之长”，文化僻陋。实际上，巴蜀有其独特的文化成果和学术特点，只是不为中原所知罢了。以三星堆出土文物为代表的文化遗物在艺术造型是富于奇特想象；从关于巴蜀先民的远古传说到今日土家族傩舞面具都是以夸张为特点；神奇诡异的古代文献《山海经》中的《海内经》和《大荒经》已被学术界公认为反映古代巴蜀人的作品；老子见关令尹于成都青羊肆的传说；苌弘入蜀化为碧血的传说等等，都具有鲜明的浪漫奇特的思维和浓烈的道家仙化意味，这些都说明古代巴蜀存在着与中原文化不完全相同的另一个文化传统。但也应该承认，先秦古蜀“左言”，未普遍使用汉字，无系统学术，至今仍未见到秦以前的原始的文献材料，只知道有口耳相传的祖先神话和巫术式的巴蜀图符，其精神形态并没发展到理性的程度。到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学术文化与中原逐步接轨并逐步融入中原文化，“言语颇与华同”。汉初文翁兴学，使蜀地精神文化产生了质的飞跃，“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其学比于齐鲁”。两汉时期全国文化最发达、所出书籍和博士、教授、公卿等人才最多的地区是齐鲁梁宋地区、关中平原、成都平原和东南吴会四大地区，巴蜀是其中之8一。西汉时，蜀中出现了名冠天下的“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严君平、王褒、扬雄，“以文辞显于世，文章冠天下”。这四大家在学术上也各有成就，司马相如是文字学的大家，曾写作《凡将篇》；扬雄是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仿《易》著有《太玄》，仿《论语》著有《法言》，仿苍颉文字著有《训纂篇》，仿《尔雅》著有《方言》。严遵（君平）是道家大师，在蜀中著有《老子指归》。相传汉代郭舍人在蜀中注《尔雅》，乐山乌龙寺有尔雅台遗迹。当时，巴蜀最发达的学术是辞赋、黄老学和文字学，均有巴蜀自身的区域特色。到东汉时期，巴蜀仍是文化发达的四大重点区域之一。“三蜀”所出的见于记载的学者总数达到83人，而其中广汉郡人数又最多，达46人，超过了蜀郡。从文化的内涵看，习经之风已广被巴蜀，经学占有主要地位。在经史子集四部著作中，经学著作所占比便达36．84％，比其它三部为高。东汉时期史部著作比例达23．58％，虽比经学著作数量少，但在全国四大文化发达中心区域中，巴蜀史部著作比例占第一位，说明巴蜀史志独称发达，是巴蜀文化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在魏晋以后更加鲜明地突显出来了。谯周、陈术、来敏、孙盛、李尤、陈寿，均是著述巴蜀古史的名家。蜀汉末西晋初的巴西郡安汉（今南充）人陈寿著《三国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四大良史之一。东晋常璩著《华阳国志》，从历史地域学的角度，一对巴蜀历史作了全盘整理和总结，是中国第一部集大成的地方史志著作。直到宋代的著名史家范镇、范祖禹、李焘、李心传，都继承了“蜀重史学”的传统。3、巴蜀教育西汉时期的文翁兴学是巴蜀地区教育与文化事业的壮举。文翁是汉景帝时的蜀郡郡守，他为诱进巴蜀教育，一面派有才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