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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弥尔顿与斗士弥尔顿佛罗伦萨的会面1639年春天，伽利略(1564～1642)在佛罗伦萨寓所中会见了约翰·弥尔顿(1608～1674)。此时的弥尔顿zhi是个刚刚三十出头的年轻人，由于文学上的才华已经小有名气，而伽利略已是一个双目失明被判终身监禁的耄耋老人，刚刚获准得到自己儿子的照料以及会见非天主教的客人。这次见面显然让弥尔顿感慨万千，不久之后弥尔顿回到英国，在自己的政论小册子中用老人的例子论证言论钳制的恐怖，在晚年时也没有忘记把伽利略的名字和成就写进自己的伟大史诗《失乐园》中，以此纪念这个坚持真理的先驱。约翰·弥尔顿1608年出生于伦敦一个富裕的清教徒家庭，在拿到剑桥大学硕士学位后，他先是回到父亲家中又苦读了六年书，接着四处游历，以文会友。拜访伽利略只是弥尔顿意大利游历的一部分。17世纪的意大利是衰微中的欧洲古文化唯一的大本营，又是一个宗教裁判所恐怖一时的地区，作为清教徒的诗人在意大利并没有得到太多的礼遇，他充分感受到教权统治压制言论的阴影。诗人后来回忆说，“那里的博学之士不住抱怨自己的学术陷入了一种奴役的状态。就是由于这种状态才使得意大利智慧的光辉一蹶不振。这些年来除了谄媚阿谀之词并没有写出过任何其他东西来。”拿起笔，捍卫自由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作为一名清教徒，以及一位具有使命感的诗人，弥尔顿很自然的投入到跟王党的论争之中。先前意大利的经历对诗人坚定的捍卫言论自由的观念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从1641到1660年，弥尔顿一共写出25本政治小册子。《阿留帕几底卡：论出版自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本。他借用雅典演说家伊索克雷蒂斯致雅典元老院的《阿流帕几底卡演说》的标题，以一个雄辩家的姿态，阐述了他的出版自由观念。他写道，“书籍并不是绝对死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不仅如此，它还象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它又像神话中的龙齿一样，繁殖力极强，当它们被撒在各处以后，就会迅速地长出勇敢的武士来。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不特别小心的话，误杀好人和误禁好书就会同样容易。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象；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象。”诗人用他在意大利的见闻来阐明言论的钳制对于知识和学术的打击，“在这样情形下我们不必让任何人去钻研学术，大家也就只要做到人情练达就够了。肯定地说，那就只有对高深的事物既无知而又懒惰，只有变成一个庸俗不堪的大傻瓜，才能算是愉快的人生和惟一符合要求的人生。”对于出版检查官，他有一个形象的描述，“现实情况是只有那些希图挣一个校对薪水的人才愿意去干。他们不是骄傲专横而又疏忽怠慢，便是卑鄙地贪图金钱。”“为了保卫自由而失明”像是个命运的玩笑，在拜访伽利略12年后，弥尔顿象他的偶像一样，遭到了失明的厄运。1651年春，弥尔顿在撰写政论小册子《为英国人民声辩》时，左眼突然失明。医生告诫弥尔顿必须休息，否则另一只眼睛也保不住。“摆在我面前的选择是，要么对一种至高无上的责任玩忽职守，要么丧失视力”。弥尔顿选择了后者，放弃了视力。他说，“你要问这是什么在支持我吗?朋友，那是道义呀，我为了保卫自由而失明，保卫自由，这是我祟高的职责。”可是诗人的笔并没有阻止英王朝的复辟。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战斗了二十年的弥尔顿一度被捕入狱。出狱后他总结一生，口述三部光辉诗篇《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奠定了他在英国文学史上仅次于莎士比亚的地位。而作为斗士的弥尔顿则凭《论出版自由》奠定了他在新闻自由史上基石性的地位。他提出的出版自由观念，以及从中引导出的“观念的自由市场”、“自我修正过程”概念，后来在法国人米拉博、英国人密尔、美国人杰斐逊等人手中发展为报刊自由主义理论，并逐步在各国法律中得到体现：英国“光荣革命”后于1689年制订“权利法案”，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人的思想、言论自由权利。1789年法国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确立了“无拘无束地交流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原则。美国则在1791年批准生效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真正对言论自由实施明确的保护。在这些法案的字里行间，都渗透出17世纪那个充满激情的、看重自由胜过自己眼睛的诗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