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汗工厂,究竟为何

血汗工厂，究竟为何姓名：宋斐专业：国际商务班级：2013级2班学号：2013814040提起“血汗工厂”，会不假思索地在心里给它打个叉，反应迅速到自己都不太相信，但其实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不太喜欢没有经过调查思考，就对一种事物打标签的行为，多少受到打辩论的影响，相信很多事物被自己判死刑只是因为没能发现它蕴含的好处，所以不经过大脑就列举出一串弊处，枪毙“血汗工厂”，这样的反应，是能够证明我的思维很敏捷，但这样的反应，也该引起我的反思：“血汗工厂”到底是什么，“血汗工厂”到底为什么，“血汗工厂”到底该怎么解决。一、“血汗工厂”，是为何物“血汗工厂”（sweatshop）一词最早于1867年出现于美国，最初用于描述英美国家制衣厂商实行的“给料收活在家加工”的制度。这种制度大致出现于1830年到1850年之间。当时毛衣的生产是由中间商将工作分给家庭作坊式的个体户（sweatshop）承包。这种制度下的工人往往具有较艰苦的劳动条件。1850年，查尔斯•金斯利在《廉价服装背后的肮脏》中较早描述了这种状况。在这种制度中，中间商似的存在使得小作坊的工人们保持孤立的状态。这些工人不知道他们确切是为谁做工，因此也无法与雇主谈判，而另一方面，中间人却可以任意选择把订单承包给谁。金斯利断言，中间商会尽量选择诸如爱尔兰移民、妇女或儿童以压低工资。这种形式在人口快速增长，移民众多的城市流行，如纽约、伦敦。后来，这一概念开始扩展到所有符合“工资低、强度大、环境差”这类描述的工厂中。20世纪初，泰罗制这种现代企业管理体系将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当时却遭到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工会和社会工作者说泰罗制把工人变成了奴隶，让资本家最大限度地榨取血汗。1911年，纽约三角衬衫厂发生火灾，146名工人死亡。此事很大程度刺激了公众神经。此后，随着劳动法的不断完善，“血汗工厂”越来越少。而到了20世纪后期，有关“血汗工厂”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前几年更是这样，富士康事件，耐克事件甚至轰动全国，甚至有网友表示想要与资本家同归于尽了。这是“血汗工厂”的历史了，尽管历史久远，但它并不是一个严肃、明确的概念。一般来说，“血汗工厂”中工人工资低，工作强度大，连续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不佳，甚至危害健康，同时还可能伴有雇佣童工、贩卖或使用奴工等现象。比如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制造越越深的卷入全球产业链，已有可口可乐、耐克、戴尔、苹果等知名品牌在华的生产商被贴上“血汗工厂”的标签。在媒体引述境外劳工组织的描述中，《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的“血汗工厂”的罪状多集中在“环境恶劣，收入微薄，福利差，工作累”等方面。不过这些描述并没有严格的界限：符合其中的几个条件算“血汗工厂”，“血汗工厂”工资低，那么多低算是“血汗工厂”？究竟什么样的工厂算是“血汗工厂”？至今并没有公认的、可供参照的统一标准。这个词本身最早出现在19世纪美国制衣行业实行的给料包公制，随着后期工会的压力，发达国家的血汗工业已经被控制或者消失了。2008年，香港大学生组织发布调查报告公开指责玫龙纸业是“血汗工厂”，并列举“工伤及死亡事故频发”、“工伤事故罚款敛财”、“经常无理巨额罚工人款”等。但随后广东省总工会、广东造纸协会、东莞市工会等官方部门发布了调查结论，称玫龙纸业的确存在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问题，但绝对不是“血汗工厂”，职工对于企业的福利待遇普遍比较满意。如此大的反差正是因为香港发布的调查是以发达国家的劳工标准来衡量的，但中国的实际发展水平并不相称。用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副会长吕永松的话说，香港工资标准来衡量大陆工人收入，内地的企业几乎都是难以达到的。再比如美国规定的最低时薪是7.25美元，然而这一标准放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就是中等水平的工资了。因此那些“血汗工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于直接地照搬了美国人较高的工作和生活标准，但是，我们也不能把问题一股脑地推到参考系混淆的问题上，出现这样的观点总不至于空穴来风，这至少证明了中国相当一部分企业工厂环境不尽如人意，依然需要我们反思。二、“血汗工厂”，究竟为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曾经被最近外媒大幅报道的富士康：纽约时报报道富士康员工每周工作六天，日薪不足20美元。按日薪20美元计算，月薪约500美元，折合3000人民币以上——当时的城市中下层上班族也不过如此，这还不包括富士康免费提供的住宿等。有一位富士康员工说，“外面的工资还没有富士康多，而且工作更累，根本没有休假的，这里一周还能休息一天，还有年假和带薪假”。当然一面之词不够有说服力了，继续，在柬埔寨、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等国家，那些被指责为“血汗工厂”的企业，支付给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当地平均收入水平的两倍，因此其劳动力的低价只是相对发达国家而言。著有《卧底经济学家》一书的蒂姆•哈福德曾表示，除非“血汗工厂”里的工人真的是奴隶，否则我们便可以推测，他们会为了低报酬在恶劣条件下长时间工作只能有一个原因，即，其它谋生之道比这更糟。经济学家本保尔和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者大卫•斯卡贝克在调查了11个“血汗工厂”所在的穷国后，也发现其中9个地区的“血汗工厂”的工资都比当地平均工资水平高，而且恰恰是外资促进了当地工资水平的提升。在中国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所有“血汗工厂”里的工人并没有被拴上镣铐，他们自愿在这些工厂里做工、加班，不想干了就离开。以富士康为例，针对应聘者的调查显示，他们选择富士康的最主要原因是“公司能按时发工资，福利好点”。当这家公司因为“N连跳”事件成为众矢之的时，它选择将工厂内迁至河南、四川等地，在那些地方社会报名员工依然成千上万。这就说明，在激烈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如果富士康果真是“厂房象监狱，劳工象奴隶”，它是不可能留住数十万劳动力的。当然，这里绝不是以“血汗工厂”为荣，这样太极端了，我们只是需要先来弄明白这些所谓的“血汗工厂”言论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总是有问题的，不然不会有人骂之。从整体来看，曾经帮助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拿下资源优势的是劳动力。廉价的几近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既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优势，也是我国获得分工收益的基础。正是这种资源禀赋结构，决定了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地位，在国际竞争产业链中只能是更多的承担一般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和制造环节。而一般劳动密集型产业处于一种低增值的生产环节，这种产业的增值差异和分工地位使我国在分享收益成果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而这种情况下，国内企业为了继续保持竞争优势，获得更多利润，就不得不更大程度上压低工人工资，或者是通过延时等变相手段降低劳动成本，于是加剧了“血汗工厂”问题。同样的，下游渠道商对我国加工贸易企业的议价压力，是“血汗工厂”问题产生的催化剂。在现今“渠道为王”的竞争时代背景下，当一个国家居于全球产业链下游的时候，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一竞争体系当中就会出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供应商在订单的压力下成为履行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被动成本承担者。全球化经济体系逐步形成并完善了一个由顶端零售商到下层制造商和供应商构成的金字塔式分层承包体系，而生产线上的工人处在这个体系的最底层。由于激烈的竞争和为了满足消费者对物美价廉产品的要求，零售商总是尽力压低其采购产品的价格；制造商，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则纷纷将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从本土转移到亚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以追求廉价劳动力，同时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并追求尽可能大的利润，他们往往不直接在当地设厂，而是把订单通过中间公司将生产承包给当地的工厂。承包工厂则不得不接受制造商给出的低价，很多时候为了接到订单，他们甚至主动把价格压得更低。比如，在过去的三年中，中国纺织品出口价格下降了30%～45%，但交货期却不断缩减至20天，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制造商对原料和产品的质量都有很严格的要求，工人的工资变成了成本中惟一具有弹性的因素，处在体系最底层的工人不得不来承担这个代价，最终受到损害的只能是这些委托制造企业和生产线上的工人。这就是在我国“血汗工厂”出现的大原因，不然为什么在那些产业链高端的国家里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却偏偏在我国，东南亚等地区出现呢，恰恰是产业链的问题。三、“血汗工厂”，怎么破解经过上面的分析，其实答案以及呼之欲出了，问题关键在于解决一些血汗制度，血汗阶段。首先是“血汗阶段”。即，解决中国长期处于产业链生产低端的问题，付出成本不少收获却不成正比。比如，外贸高度依赖导致中国工人长期处在制造业低端，代工Iphone不到10美元的收入仅占总利润1.8%，仅苹果IPhone手机就能使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增加20亿美元，不过这样的情况现在得到了缓解，根据汤森路透发布的《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白皮书，“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接近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14年中国累计实现投资1，160亿美元，继续保持全球第三位，如果加上第三地投资的数量，应该已是资本净输出国。中国在欧洲并购了MG罗孚、沃尔沃等企业，在欧洲的并购极速提升了中国的技术水平，帮助了中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中国正成为净资本输出国，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不再是血汗工厂的代名词，也证明了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成功，世界未来将会见到更多的中国品牌，其实眼下的华为、联想已经在世界有较大的知名度，它们代表着中国资本的力量，也是中国摆脱血汗工厂枷锁的一大助力。其次是“血汗制度”。有这么几种制度一直导致工厂难以像骑士服装那样做：一是“血汗”通胀，国家滥发货币的为体制导致的投资错误，引起经济结构中的资源错配，同时通胀造成财富重新分配，离权力越近的人所得份额越大；二是“血汗”财政，即政府滥税无度，给私营中小企业主和普通民众施加极重的税负；三是“血汗”管制，通过人为设置各种门槛给企业增负，给各种官员吃拿卡要的机会；四是“血汗”土地，集体土地不允许自由转让，并和户籍制度紧密挂钩，阻碍了这些土地成为农村人口发家致富的资本。如果真有所谓技术“低水平循环”陷阱，这四桩“血汗制度”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因为这些制度或者把企业本可用作发展技术、增加科研投入的钱，都强制性地收缴上去，或者使资产僵化不能成为流动的资本，从而限制了迂回生产，极大重创了创新型企业的数量和质量，阻碍了技术领头雁的起飞。最近的营改增，理论上是要降低企业的税负，希望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而在解决这两大问题的同时，像西方一样组织起工人的自治工会，给他们集体谈判的权利，这需要政府支持和法律保护，同样的，制度建设、市场道义也是缺一不可。四、结语很久以前，我也像那些游行示威，举旗呐喊的人一样，认为血汗工厂简直就是在践踏人权，草菅人命，理所当然地给那些为耐克富士康开脱的人打上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标签，不得不说，这种想法很正直，对，是正直，但不睿智，不理智，看一个问题非得从两个方面来不可，这样做出的决策或是定义才是科学的，不然就可能陷入一种盲从或者眼高手低的错误之中，在这篇小文里我到处摘了资料，自己也做了不少两个方面的分析，终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劳工们希望在获取等量薪酬的同时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这样的希冀无可指摘，套用这样的逻辑，似乎我们可以创造出相当多厉害的词汇，很多务农的人们，在农村生活条件非常差，还拿着比工厂里更少的收入，是不是也可以叫血汗农村嘞；还有，很多在投行里的年轻人平均每天睡觉时间不超过5个小时，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难道我们能叫它血汗投行？显然，这样的逻辑是不合理的，更不要谈“血汗工厂”原本地出现就是因为外媒不对称地对比了。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敢像骑士服装一样，冒着风险来改善工厂环境，耐克工厂为了保持盈利选择了不是完美的工作环境也无可厚非，当然如果我们认为人人都应该拥有一间宽敞明亮洁净整洁的办公室的话，那我其实也无话可说。可，毕竟是要回到现实的，现实就是，不知从何时起，在我们潜意识里开始有了企业社会责任这样一柄尚方宝剑，我们可以用它来斩断邪恶、肮脏、铜臭一切地一切我们不喜欢的东西，这样的习惯很可怕，因为到最后，我们甚至会忘记了到底是我们在驱使这把剑，还是这把剑在役使我们。当然，这里绝不是要接受克鲁格曼先生几乎完全肯定“血汗工厂”的逻辑，恶意压榨员工的公司绝对应该被指责，但肯定不会是所有的工厂都要变态地故意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