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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5月16日,以朴正熙为首的军人集团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的张勉政府后,迅速建立起了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其统治具有鲜明的反民主倾向。所谓“权威主义”政治,亦即权威政治,又称为“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它是一种与极权主义相对的概念;通常人们把人类的政治制度分为民主政体、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三种类型,权威主义是一种过渡性政体。有学者指出,包括朴正熙政权在内的东亚威权主义政治,是一种“贤明型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它是东亚国家不可避免或不得已而为之的过渡形态;其政治特征表现为“(一党或军人集权+强制性措施+专家治国+健全法制+反腐倡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渐进民主化进程”[1]。权威政治的出现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它与韩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特定的国际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就其政权形式而言,权威主义政治统治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是韩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断裂;它造成了特定个人或集团对权力的垄断,普通民众无法有效地参与国家决策过程,人民的主体性地位无法得到认同。但就实际作用而言,它通过强权控制以达到政治稳定、以独裁来换取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安定的政治环境,并由军人政权直接推动韩国的经济发展,依靠政治的强力推动取得震惊世界的工业化成就[2](p.36)。因此,它既有危害政治民主化的负面影响,又有促进工业化的积极的一面,在政治倒退中又孕育了新的政治民主化的因素,具有鲜明的双重性的特征。关于朴正熙军人政权对韩国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学术界取得了比较一致看法。在工业化初期阶段,权威主义政治扮演了韩国经济发展主导者的角色,它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的;而后期随着政府全面深入地介入经济发展,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负面影响日渐凸现,政府干扰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滋生了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至于权威主义政治与韩国民主化进程的关系,人们既看到了其独裁的反民主的一面,也看到了权威政治中经济优先主义、市场经济导向、专家治国等现代性特征[3](p.285);而对于其在韩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具体作用与影响则缺少研究。本文旨在分析朴正熙个人政治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政权对韩国民主化进程的具体影响,探究韩国经济增长与民众和利益集团的形成、公民经济权益的增长和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相互关系,进而全面地认识韩国权威主义政治内涵与历史地位。一、朴正熙军人政权的确立及其个人政治思想1.军事政变韩国自1948年8月独立建国以来,实行了一种与美国政体相似的总统共和制,而首任总统李承晚高贵的出生、西方的知识背景和极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事迹”,似乎为韩国的民主政治的开启奠定了基础。然而,从1948—1960年当选的四任总统期间,李承晚政权始终未能重视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政府统计显示,“在今天许多韩国人的日子不能说达到糊口的水平,甚至以亚洲的标准衡量也是如此”[4](p.39)。政治上,为了维护个人的独裁,李承晚扼杀了政治民主化的势头,使国家机构走向了全面的腐败,“旧李朝的一切腐败现象如裙带关系、任人唯亲、捧上压下、满口政治道德口号而工作无能等等,都可以在李承晚各级官僚机构中找到”[5](p.45)。因此,1960年春,当85岁的李承晚以贿赂、威胁等手段而当选第四任总统时,直接引发了韩国的“4·19学生革命”。而此后民选的张勉政权又没有能够及时地控制住混乱的政治局势,人们处于观望、等待和愤怒之中,政府的权威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并彻底改变了韩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自由民主”模式,重新确立了新的“政府指导型”的发展方向。他认为,是“一连串的政治错误和误入歧途的经济政策彻底搞乱了韩国经济”,要稳定政治局面首先必须发展韩国的经济。政变后,朴正熙明确表示:“我要强调再强调,‘五·一六’军事革命的关键因素是要实现韩国的工业革命。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实现民族复兴,因此,革命也设想进行政治、社会和文化改革。而我主要关心的是经济革命。”[6](p.102)他把经济革命作为治国的首要任务,认为没有经济上的现代化就无法实现政治上民主化的目标,“民主主义也是在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新建立的军政府要“把所有的行政同生产直接挂钩,要将我们的习惯、风俗、社会生活都同祖国现代化这个目标紧密相连,养成生产的思考、生产的行动、生产的社会氛围”,乃至于要把经济现代化作为“一件至关重要的、压倒一切的大事”[7](p.243)。2.军人政权存在的社会原因毫无疑问,军人政权的建立是逆历史发展潮流的,是韩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倒退,但有其现实的社会基础和深刻的历史原因。首先,战后韩国政治体制的建立是直接从美国移植过来的,独立初期的领导人深受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这种脱离现实基础和超越历史文化的民主化进程导致了韩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激化,韩国有学者指出:“由于韩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一种强加的结果,具有一定的脆弱性,为以后的失败打下了基础。”[8](p.214)朴正熙认为,建国以来韩国政治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上迷失了方向所致,未来的政治发展应考虑到现实的国情、历史的传统和西方的一般经验,在对民主观念缺乏正确理解和没有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准备必要的条件的情况下,一切民主的实践都会失败。朴正熙关于“民族的民主主义”思想,得到了韩国民众暂时的认可与接受;为此,当朴正熙以现实主义态度将韩国的政治发展纳入其权威主义政治航向时,没有遭遇到人民群众应有的抵制。其次,经济的落后和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又为韩国权威主义政治赢得了现实主义基础。朴正熙政权建立前,韩国经济发展缓慢,大大落后于北方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1960年,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过78美元。而韩国固有的集权主义政治传统和“臣民性的政治”文化则是其得以存在的深层次原因,这说明,韩国的政治环境还没有做好接受西欧式民主制度的准备。再次,战后世界形成的“冷战”这一特殊的国际环境,朝鲜半岛南部资本主义与北方共产主义的抗争,对权威主义政治的形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以说,韩国的‘5·16’军事政变在一定意义上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为阻止1961年春日益高涨的韩国人民的祖国统一运动、改变韩国政治统治方式策划的军事政变”[9](p.224)。有研究表明,为确保抵抗社会主义阵营的东北亚战略基地的绝对安全,美国在韩国策动政变的计划蓄谋已久,1959年,当韩国经济、政治显露出溃败迹象时,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昆仑报告》中提出“政党政治失败后用军人政治来接替”的建议。3.朴正熙个人政治思想在国家现代化的目标选择上,朴正熙认为必须依托于工业化的基础,只有实现了工业化,才能带动包括民主化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在“面包与选举权”面前,必须首先选择面包。他直截了当地说:“现代化的关键是工业立国”[10](p.94),韩国的根本利益在于发展。为了实现工业化、达到韩国发展的目的,必须把“民族的民主主义”作为近期韩国的政治目标。所谓“民族的民主主义”,应该“在彻底清除李氏朝鲜王朝历时五百年的‘事大主义’的劣根性和日本殖民主义的劣根性、确立民族主体意识的基础上,使外国的主义、思想、政治制度适合我们的状况和国情,加以实施”[11](p.105)。而独立16年以来所出现的混乱局面,是韩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民族危机”,是政治上迷失方向的缘故所在,是韩国政治生活中自由党和民主党照搬外来民主制度而产生的恶果,它造成了政党政治中党同伐异、争权夺利、政治腐败等一系列缺点,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弄清在韩国实现什么样的民主这一方向性的问题。朴正熙认为,韩国政治民主化的根本出路“寄希望于根植在韩国思想史主体性之上的民主主义的韩国化”。在推进韩国民主化的道路上,他认为必须了解民主的本质特征,韩国要实行的“民主,不是放纵的自由,而是以自律的自由导入指导性的民主”。其目的是为了保持政局的稳定,动员和集中一切力量来发展经济。在民主的内容上,既要包括政治上的民主权益,又要包括经济上的民主权益,他说“如十几年我们所目睹感受的,选举权对忍饥挨饿的人们来说毫无意义”。“经济上的生活保障是燃眉之急的大事”,现代社会的中心问题是“经济行为的能力”。正是基于上述的考虑,目前韩国必须建立以强化行政权为特征的“行政民主主义”(AdministrativeDemocra-cy)[12](p.228),并以此来“发现、培养近代的新型领导力量”。由此可见,朴正熙政治民主化的思想体现在其民族性、经济性和发展性综合之上,其庞杂的政治思想中是有一定的民主化指向的,需要我们加以仔细的辨别与分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旅美韩人学者金世镇提出,朴正熙的胜利是韩国的幸运,朴正熙的第三共和国既“是一个高压的专制政权,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目标明确、善于管理、讲究实际、有求实创新精神、拥有无限权威、政绩卓著的政权”[13](p.136)。二、国家主导型工业化战略对韩国民主化的影响1.国家主导型工业化战略的形成及其成就1961年政变之初,韩国有大约1/3的人失业,数万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人民最渴望的既不是民主,也不是自由,而是经济上的翻身。朴正熙总结说:“应当承认,人民对于贫穷和饥饿的恐惧,远胜于对独裁的恐惧。”[14](p.51)为此,他把“经济革命”作为新政权首要的政治目标,组建了以“情报部”和“企划院”为核心的强大的经济指挥中心,网罗全国各行各业的有用之才,实施专家治国。据1971年对全韩203个副道(省)级以上的高级官员中的176人的调查显示,其中大学毕业的100人,研究生毕业的72人;100%会日语,75.5%会英语[15](p.92)。政策上,他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大胆地注入计划经济的成分,以此来增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能力;为了换取资金与技术,他冲破阻力与日本恢复了邦交的正常化,拓展了经济发展的空间;在“经济发展第一”的口号下,整个民族的能量与资源都集中于产值的增长和出口的扩张之上。由于确立了以发展为主题的政治观念,朴正熙政权在短短的近20年时间中实现了韩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20世纪50年代中期,韩国的工业落后无可讳言,人均工业产值仅为8美元。然而,至1990年,韩国巳成为世界上第五大汽车生产国和全球最大的计算机存储器芯片制造者;韩国的钢铁工业生产率在世界上最高;韩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从200美元上升到近1000美元[16](p.71)。经济的发展使韩国一跃成为东亚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有人称之为“压缩性发展”(compresseddevelopment),据此,1993年世界银行专门出版了长篇专题报告,称之为“东亚奇迹”[17]。1996年韩国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大关,被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吸纳为正式成员国,成了“世界富国俱乐部”中的一员而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众所周知,工业化是推动韩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基本力量,而韩国的成功远远不止于此,它还在于其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富裕和农村社会面貌的改变上。“政府在确立工业化是国家经济发展中心的同时,他们能及时地关注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在人多地少等极其不利的资源条件之下,韩国不但建立了发达的农业生产体系,而且成功地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形成了以小农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独特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曾有124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前来参观学习其农业现代化的成功经验”[18]。经济发展还改变了韩国的产业结构,政变之初,韩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仍然是从事农业生产,而到了1980年,从事农、林、渔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4.9%,制造业和服务业成了现代经济的主体。2.工业化对国家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关于朴正熙统治时期韩国的经济增长,有学者认为它“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大跃进运动”,它隐含了各经济部门之间的不平衡、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和道德沦丧等诸多社会问题,是一种“以牺牲民主和人权”为代价的发展[19]。很显然,如何评价朴正熙时期韩国的政权形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是一个富有争议的理论问题。通常说来,发展是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