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韩明静作者投稿2013-09-22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出现在西方，而在同时期的东方却呈现停滞之势？许多学者致力于从经济因素方面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而马克思•韦伯却从宗教文化方面入手，探讨新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从非经济因素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过程的新方法，打破了习惯性地思考经济因素之于客观事物的决定性影响而忽视非经济因素作为相关因素产生的影响的思维方式，从一个创新性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做了分析和探讨。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分为上篇和下篇，在上篇中，韦伯通过宗教团体和社会阶层、资本主义精神、路德的“天职”观三章为他的研究做了一个导言型的详细的论述。宗教团体和社会阶层：韦伯通过对大量社会事实和经验的归纳分析，指出在宗教团体和人的精神、行为之间确实存在“只是被模糊认识到的”关系。比如，他在本章的一开始便指出，在任何一个多种宗教成分并存的国家，工商界领袖、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宗教团体与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职业和教育等多个方面，通过马克思•韦伯描述的事例和统计数字表明，虽然现实社会中也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相反的或不明显的现象，但从总体上来说，确实可以感受到这种联系的存在。当然，韦伯也指出在研究宗教对人的影响产生的差异时，并不仅仅限于它在暂时的历史环境处境中的主张和思想，更重要的是寻找“宗教信仰永恒的内在特征”。宗教的内在特征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和精神，从而影响了人们的社会行为。经过对宗教团体和社会阶层历史事实的归纳分析，韦伯认为新教与资本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着联系，不过在现阶段，这种联系还是模糊的。而他的研究就是要尽可能清晰地阐述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通过什么并在什么程度上实现的。同时韦伯也提出了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要从探究在基督教的不同派别中存在过的那些宗教思想入手。资本主义精神：要探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必须要先确定研究中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什么。当我们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进行分析解释时，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描述是必须的，它可以使我们清晰地了解和定义研究的内容、范围等，便于准确地进行研究任务。马克思•韦伯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和雅各布•福格的话语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描述。他认为前者表现的是一种精神气质和个人倾向，而后者表现出一种具有伦理色彩的生活行为模式。为了更详细和深入的描述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做了许多分析和解释。他指出富兰克林话语中表现出来的伦理宣扬的至善是指“在现代经济制度下利用合法的手段赚钱、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这也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在这里，韦伯提出了“天职”的概念，并模糊的指出天职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联系，他提出“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中的社会伦理最有特色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在第二章里提到的“天职”概念与第一章节里对于研究要进行探究在基督教的不同派别中存在过的那些宗教思想相应，同时与下文第三章节里对路德的天职观的详细描述相应。韦伯指出对天职的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出现之前，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简单地按照唯物主义观念而仅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产生的，而是一系列复杂的因素的共同影响，在这其中，必然有宗教因素的存在。什么是韦伯研究的资本主义精神，其重要的是合乎理性地使用资本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并作为一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的生活准则。韦伯认为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表面上的、直接的、简单的，单纯的宗教观念并不能对资本主义产生明确的、正面的影响，因此韦伯一直强调要研究宗教信仰的内在特征。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出资本主义精神这一特殊具体的形式应该归于何处。路德的“天职”观：马克思•韦伯也将这一章称为研究任务，正如韦伯一再强调的要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要重视“天职”这一概念。关于“天职”的概念是路德最先提出的，“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天职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同时表达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义。韦伯指出对世俗活动的宗教辩护是宗教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同天主教的态度相比，宗教改革本身的结果就是逐渐在有组织的从事一项天职的世俗劳动中，融入了一种道德内涵以及宗教认可。他同时指出路德意义上的天职观念对研究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新教各教派或许在天职观念和资本主义精神方面建立了清晰地联系。所以韦伯研究的对象是在现实生活和宗教动机之间的关系较之于路德派更容易理解的教派，这正是下文第四章的内容。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韦伯在这一章节里对四种主要的禁欲主义新教派别形式（加尔文派、虔信派、循道派、浸礼会各派别）的教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描述。加尔文主义：预定论是加尔文派最显著的特点，世间万物存在的意义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我们只能理解上帝愿意为我们展现的旨意，其它一切包括人的命运是不能洞悉和质疑的。预定论给日常生活中伦理行为带来的影响，就某一个人的总体宗教环境来看，是将人们带入了内心的孤独感中。而加尔文派的教义是通过世俗活动增加上帝的荣耀，紧张的世俗活动能够给人带来恩典的确定感、获得自信、抵消宗教焦虑。加尔文派的教义提供了一种条理的、理性化的伦理生活，展现出与天主教不同的禁欲主义。虔信派：预定论也是虔信派禁欲主义运动的出发点。虔信派的决定性特征，强调引导宗教努力争取在此生获得拯救，而不是为了来世的确定性而艰苦的禁欲的感情因素。韦伯指出只要不出现由于“强调感情决定”而产生的极端后果，只要归正派中的虔信派努力在世俗天职的日常工作中确认救赎，那么虔信派主义的实际效果就是对职业行为进行更严格的禁欲控制，从而为天职伦理观提供一种比正统归正派更加坚实的宗教基础。但韦伯在此后的讨论中指出虔信派的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是摇摆不定的，它将占有恩典状态的压力转向了现实的情感状态，这种从宗教需要向现实情感满足的转变，不可能发展出对世俗活动进行理性化的强大动机，而另一方面这种转变可以使宗教信仰更顺利地、系统地渗入到行为之中。循道派：为了达到救赎的确定性，信徒的行为具有条理性和系统化的性质。它与禁欲主义伦理结成了联盟，永久的烙上了清教主义的理性化的烙印。在循道派中皈依的情感行为是有条理的衍生而来的，情感一旦觉醒，就应当投入到为达到完善性而进行的理性斗争中去。浸礼会各派别：浸礼教各派以及所有预定论者都极力贬低圣事作为救赎手段的作用，从而以最极端的方式实现了对世界的宗教理性化。一个人获得救赎的明确标志是他从精神上脱离尘世以及一切尘世中庸俗的乐趣并且无条件的服从于上帝，上帝通过信徒的良知与之对话。由于浸礼教各派别中的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浸礼派教徒精明而审慎的理性行为大多转向非政治的天职，特别是从事经济职业。韦伯指出在研究中更倾向于把主观接受禁欲主义信仰对个人行为产生的影响作为起点，这正是第四章所讨论的内容，在这一章，韦伯大致概述了清教主义天职观的宗教基础，下面则要探讨这种天职观进一步的影响。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指出清教徒反对的并不是财富本身而是在于占有财富有招致懈怠的危险上。虚度光阴是万恶之首也是万恶之最。而劳动是为人称许的禁欲方法。上帝要求的并非劳动本身，而是体现在天职中的理性劳动，清教徒的天职观里，世俗禁欲主义的条理性是强调的重点。韦伯指出强调固定职业对禁欲的重要性，为近代的专业化劳动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据，同样以神意来解释获利，也为商人的活动提供了正当理由。清教主义带有理性组织资本与劳动的精神气质。韦伯认为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在反对享受财富的冲动上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它限制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然而，在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这一方面，它又有其心理上的影响，它不仅使获利驱动合法化，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把它看做上帝意志的直接体现。韦伯指出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世俗职业里永不停息、持之不懈的系统工作，在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发展中，发挥了支撑作用。当消费受到限制和获利取得自由两者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由禁欲主义强制节俭带来的资本积累，而这些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清教思想并不是单纯鼓励资本积累，而是促进了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方式的发展。宗教禁欲主义不仅为商人的获利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也为他们提供了有节制的、有良知的、工作异常勤勉的工人。从而在现实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观，视劳动为天职的，已经成为现代工人的一个显著特征，获利的态度成为商人的特征。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诞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基本要素，即以天职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趋于清晰了。韦伯的研究试图阐明在各种复杂的相互影响的历史因素中，宗教力量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所发挥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评价近代文化的发展在何种程度上应归因于这些宗教力量。在这本书中韦伯的研究已经有了阶段性的结果，但研究本身并没有结束，韦伯在最后提出了新的研究任务。我们在考虑事物之间的关系时，常常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而忽略或者是轻视非经济、政治因素的影响。因为在我们的思维中，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占决定和重要地位的一直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其它因素不仅繁琐复杂、影响力小，而且难以衡量。在马克思•韦伯的时代，这种思想也是普遍的。而他在探究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出现在西方时，却注意到了被人们忽视的问题，他从非经济因素入手探究资本主义的起源。韦伯将新教伦理作为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致力于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在何种条件下、何种程度上成为现实并存在的。他用一种严谨的结构和方式将研究的内容展现出来，详细的描述了研究的结果，并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即如何从错综复杂的、难以衡量的非经济政治因素中分析出我们所需要的研究对象，如何去探究这种模糊的、难以衡量的关系的起源、存在以及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