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的农业危机》

读《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的农业危机》有感论点提炼一、中心论点在集体化运动中，参与合作社由自愿逐渐转为强制，从博弈论的角度看，集体化运动的性质由重复博弈变成了一次性博弈，出现了自我约束不能持久、监督失效、激励低效的情况，导致了农民劳动积极性的降低，农业生产效率的下降和农业生产力的减弱，进而引发了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二、分论点（一）1952-1958年期间农业集体化运动取得成功是基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动员能增加农村的资本构成，从而增加产出”的理念，即农业集体化最初的成功可以归功于当时运动的自愿性。（二）基于物质收益的内部激励不足以约束人们磨洋工的行为，能有效防止这种行为的监督就要花费额外的费用。集体化运动从从自愿性原则向强制转变对于合作社的激励制度有着很大的影响。这是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主要原因。论据一、1959-1961年间农业产出的变化：谷物产量下降15%，到1960、1961年，产量只有1958年的70%。二、1958-1961年间中国人口统计数据：危机导致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同时约3300万人推迟出生。三、1952-1980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四、1950-1958年多种合作化形式的统计数据：表1。五、1952-1958年的人口增长14.8%；农业增长27.8%；谷物产出增长21.9%。六、1959-1961年农业产出变化：1959年下降14%；1960年下降12%；1961年下降2.5%。七、1955年和1957年高级合作社统计数据：1957年末只有500多家高级合作社；1957年冬全国有包括1亿1900万户家庭的75万3000多家高级合作社。论证方法一、提出集体化运动最初成功之后农业突然崩溃的三个假设：1、连续三年的恶劣气候；2、运动中的错误政策和不当管理；3、规模过度的集体化带来的激励问题。二、利用理论分析和实际数据分析，逐个否定以上三个假设三、提出博弈论观点的假设，即从自愿性运动变为强制性运动，对激励机制产生了重大影响，进而推导出产量减少出现危机的结果。四、利用1952-1988年农业产出的全要素分析，利用实证印证博弈论理论分析推测的正确性，得出结论。读后感想林毅夫先生利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即博弈论视角，去看待和分析发生在中国1959-1961年的饥荒和农业危机，并提出了新的观点——1958年秋强制入社取代自愿入社，是饥荒与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传统的连续三年恶劣气候、政策失误和不当管理、集体化规模过度的假设只能算是次要原因。这为我们对该历史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考，加深了人们对于真伪合作、自上而下的合作和自下而上的合作、有自由合作和无自由合作的区别的认识。从我个人的认识来看，林毅夫先生的观点与传统观点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实行强制集体化决策的错误；而后者强调的是实施决策基础上的过程失误。从这一点出发，我个人是认可林毅夫先生的观点的。站在后人的角度，我们能够得知当时的国情，即农业生产主要依靠人力，劳动力素质和专业性水平较低，再加之经济落后与国际经贸不发达……在这样的情况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大炼钢铁运动的兴盛，大量的劳动力被征用，农业生产无人可用；在强制不可退社的合作下的部分农民确实是没有能力和意识对于生产具有持久的自我约束；在部分无法自我约束的社员的影响和心理因素的制约下，再加之制度下的激励作用的低效，会有越来越多农民丧失生产的积极性，这会影响生产积极性；此外，国民经济落后、国际贸易尤其是农产品贸易十分不发达，以及农产品对苏联大量流出，国家的应急能力十分低下，无法应对重大变革可能带来的社会波动。在这样的逻辑推理下，强制集体化的决策失误，是当年农业危机和饥荒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林毅夫先生的文章着眼于经济角度中博弈论采用的“要素分析法”，而在“要素分析法”中又只讨论了“劳动力要素”中的“主观激励因素”。这种“主观激励因素”单纯着眼于供给方的主观意愿，即在强制性合作中农民的生产主观意愿。由此来分析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原因，也略显得这是一种选择性偏差。作为当时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而言，他们所能看到的最突出的情况就是，在农业集体化的激励下，1952年至1958年的农业快速恢复与发展，农业产出的大幅提高，以及当时社会的优良风气和人民艰苦耐劳。为了快速扩大农业集体化所带来的制度“优势”，发展农业以支持工业的发展，决策者的目光受到了历史的和主观的局限，其只能选择这样可能具有巨大优势的制度决策。在此逻辑下，选择强制集体化的决策是没有问题的，而是在这一个正确的决策施行过程中，遭遇到了未曾预料的自然灾害，以及不断暴露出来的监督失效、强化的意识形态阻碍、地方风气管理不当以及规模过大造成资源浪费的问题。因而将这些过程问题看做是主要原因也不免有其道理。分析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们应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多样的角度，不仅仅单纯着眼于某一经济角度，而是结合当时的现实状况和历史局限。但是不论是林的观点或是传统解释，都足以将这次危机视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我们只有全面看待这个问题，去吸取其中人为因素的经验教训，才能在今后的决策选择与管理中避免类似情况的出现，国家的经济才能真正得到和谐稳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