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林语堂的《中国人》

——读林语堂的《中国人》这是一个思想家用心思考的结果，他用一种诗意的语言来剖析残酷的现实，为的是替他的国家寻找更多辨护的理由。在《中国人》中，我们看不出作者林语堂先生想使中国变得“伟大”的所谓爱国意志，但作品却明显地透出想让自已的民族能够尽快自我理解以至被人理解的焦虑之心。巨大的存在。“我可以把她的麻烦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这是林语堂写《中国人》的最终目的。林语堂把鲁迅眼中的“黑暗”看成了“麻烦”，这与其说是他比鲁迅更宽容，还不如说这个站在中西文化边缘上的人，在思考中国时有一个先在的心理基奠，那就是惊讶于中国这个巨大的存在，且被这种巨大的存在力所折服，他不得不冷静地思考并寻找这个存在的合理性。历史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民族曾屡次被侵犯，而且不少时候是已经被侵犯了的，如元朝与清朝的出现。然而不论怎样的改变，她依旧还是那个存在，那种个性，那些传统，那种文化，只是变得越来越大，大到超过了人们心灵所能认知的程度。这种同化一切的超然生存力使林语堂惊叹，正是这种惊叹使他无法成为鲁迅。他既要找到这个民族常被欺辱的原因，也要表达对这种生存延续能力的欣赏；他用一种温和而简单的方式阐述了他的体会，他不想去证明真理，而是想让他的国人去感知真理。他认为他们能做到这点，因为这种感知力与那种同化力相比是如此地微小。文明与原始之间。在林语堂看来，当世界文明以一种快得让人来不及接受的速度向前发展时，他的国家却陶醉在文明与原始之间，所以，他困惑地说：“我有时发现一种懒于革新的惰性，有时发现一种颇觉高傲的保守；保守？高傲？到底为什么？”他认为，中国人在对宇宙规律的把握、对人类本质的认识上都超过了所有其他民族，所以，我们有四大发明、有儒道哲学。我们的发明使我们有了生活能力，我们的哲学使我们的生活找到了稳定和安全感，我们以聪明和洞察力率先跨进了人类文明的门槛，甚至“曾经是征服者”。带着这种优越感，我们从心底里蔑视所有其他生活方式和思想，乃至后来对任何拯救自己于苦难中的思想和行为都抱着冷漠不屑的态度。所以，当世界文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时候，这个曾经先进的民族仍是一只脚在文明的门槛之内，而另一只脚却高傲地留在原始状态。这种现状被西方人视为落后，这种心态被他们认作神秘，“落后而神秘”就是西方人对中国的全部印象，连作者自己也感叹到“多么奇怪而又古老的灵魂！多么伟大而又古老的灵魂”。苦难与幸福之间。除了同化力之外，林语堂认为中国人另一种惊人的力量就是生存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化苦难为幸福，使自己永远生活在苦难与幸福之间。幸福总是和发展、进取连在一起的。中国人有着浓厚的原始情结，但却又“对幸福总比对进步更感兴趣”，这种矛盾如果存在于另外一个智慧不太发达的民族，则会酿成大祸，但中国人却发明了“祸福相依”哲学，通过改变自我内心认同的“契约”来模糊苦难与幸福的界限，结果，每个中国人都学会了陋巷之中尽堪行乐、黄连树下也好弹琴这种认地狱为天堂的生存之道。林语堂把中国人这种不以实践而以大脑、不以科学而以经学来造福人生的方法称之为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并认为它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于是，他似乎找到了中国人惰于革新的根本原因，所以，他不无忧虑地说“中国之患在于有过多的智慧”。这种智慧使这个民族看不清自己，更看不见自己以外的东西。经术与权术之间。在《中国人》中，林语堂还用了许多笔墨剖析中国人是怎样面对政治生活的，怎么样生活在经术与权术之间的。中国人把西方称为“方法”的东西叫做“术”，于是哲学成了经术，政治成了权术。这两者本应是相向的“道”，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然而人们却常常是用权术来解构经术，其结果是：娱己被当作是束己，放纵被理解为禁欲，贪婪被认为廉洁，从而导致一个缺乏制度的庞大政府和没有纪律的亿万国民的出现。中国的经术不论是儒家的“入”还是道家的“出”都是不容易的，前者更是近于残酷。但中国人所做的不是消灭或修改经术来消解这种残酷性，而是力图使自己既不遭罪吃苦又被认作是遭罪吃苦的道德典范。这种国民心态使得“变通”一词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显得异常重要，而它的行为者首当其冲是为官者，于是，权力成了以“变通”为能的权术。“克己利他”的经术经过权术一消解，为官者改公开抢夺为暗中盗窃，贪官出现了；经术中的“礼治”被权术理解成“人治”，官民关系变成了私人关系。而官德毁则民德降，当这些体现了最高伦理的经术再回到百姓中时，就变成“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为此，林语堂解释中国人喜欢儒家的原因是“中国人不接受法制，总是喜欢‘仁’政。因为它更符合个人利益，更灵活，更人道”。他非常推崇韩非子，希望有一天他的人民能对一个贪官说，“好的，我们将控告你，把你送进监狱”，而不是仿贪官之道为自己生存之道。总之，林语堂和鲁迅一样地在思考着自己的祖国，但他反映的是人生的爱与悲，而不是揭示人性的善与恶；他会心地去理解国人的人生态度，而不是无情地去批判社会黑；他暗既能否定又能欣赏。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实已陷入麻烦的中国，但也看出了这个民族有解决这些麻烦的能力。问题是，她的国人意识到这些麻烦没有，这才是林语堂所担忧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上海可谓是鱼龙混杂，形形色色的人汇聚到这个冒险家的乐园。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她于1938年凭借描写中国内容的小说《大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正在上海准备寻找一位中国作家用英文写一本介绍中国的书。赛珍珠虽然着力于写中国，但她毕竟是美国人，这就不可避免与中国文化有某些深层的距离与隔膜。就中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而言，不是过于沉溺中国文化的情结中不能自拔，就是过于依恃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来肢解中国文化。再加上天然的存在着这样的错位：懂得中国文化者往往英文不好或不够好，而英文好者又不懂中国文化或没有文学性。因之，要找一位英文好又真正懂得中国文化，而且文笔精确、流畅和优美的作者，来写一部有关中国的书，这对赛珍珠来说就如同一个梦想。为此，她费尽周折但却未能如愿。后来，赛珍珠从《中国评论周报》的小评论栏目中开始注意林语堂这个名字，因为林语堂的文章议论大胆、新鲜而准确，文笔清新、自然而优雅，但那时她对这个名字还比较陌生，常常向人问起来：林语堂是何许人？后来，林语堂创办《论语》等刊物，在大上海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幽默小品在文坛影响很大，于是赛珍珠将林语堂确定为自己梦寐以求的合作人选。经过联系，赛珍珠找到了林语堂，二人约定在林语堂家里见面。1933年的某一个晚上，赛珍珠被林语堂邀请到家里吃饭，当赛珍珠谈起不满于中国题材的外国作家的作品时，林语堂兴奋地说：我倒很想写一本中国的书，说一说我对我国的实感。当得知林语堂的一些想法与自己相近，赛珍珠更是喜出望外，非常热心而激动地说：那么你为什么不写呢？你是可以写的。赛氏还禁不住说出自己藏在心里的这个想法：我盼望已久，希望有个中国人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经过一番交往，赛珍珠决定让林语堂来写这本书。林语堂接下这个写作任务后，埋头写了十个月的时间，最后在避暑胜地庐山脱稿，书名《吾国吾民》。《吾国吾民》是一部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著作，作者希望超越国家、民族与语言的隔阂，让更多的西方人对中国人及其文化有比较客观、全面的认识。赛珍珠在序中说此书是关于中国最完美、最重要的一本书、是有关中国的杰作，全书渗透着中国人的基本精神。而林语堂在自序中声称：本书不是为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西方的'爱国者'而作，只是为那些'没有失去自己最高人类价值'的人而写。《吾国与吾民》是林语堂第一部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的英文著作。林氏在该书中用坦率幽默的笔调、睿智通达的语言娓娓道出了中国人在道德、精神状态与向往，以及中国的社会、文艺与生活情趣。在本书中他发挥自己两脚踏东西文化的优势，常用中西比较的眼光看问题。这本书问世了，正如所有伟大的书籍终会问世一样，它满足了以上所有这些要求。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不管是出于艺术方面的考虑还是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赛珍珠对林语堂这本书作了淋漓尽致的赞扬与推介。而面对这部深刻剖析古老中国的专著，一向持重的美国《星期六文学评论周刊》也请著名评论家伯民撰写书评。他认为：林具有在欧洲、美国等地生活的丰富经历、这使他能够以慧眼全方位评论西方的文化习俗。他对西方文化有着丰富的认识和了解。他的笔锋温和幽默。该书是以英文写作、以中国为题材的最佳力作。扑面而来的盛誉，使《吾国吾民》在欧美作家占据的世袭领地上，一举荣登畅销书排行榜，仅1935年发行后短短的4个月内就创造了印刷发行7版的奇迹。它在世界各地供不应求，伦敦的威廉·海涅曼（WilliamHeinemann）公司在1939年又出版了该书修订本，增加了《中日战争之我见》一章。该书后来成为林语堂在西方文坛上的成名作与代表作。《吾国与吾民》全书共分十章，分别为中国人民、中国人之德性、中国人的心灵、人生之理想、妇女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文学生活、艺术家生活、生活的艺术、中日战争之我见。作者以一种整体式的笔触向人们展示了一位文化学者眼中的中国，其方方面面的精细描写让人重新认识一个伟大的国家。从书中的内容来看，其颇费苦心的描述与小心翼翼的评价，无不让人感到美国人明恩溥所著《中国人的素质》一书的影响。事实上，《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已成为一种照临或逼视中国民族话语的目光，所有相关叙述，都无法回避。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同样不能避免。不过这并不能说《吾国与吾民》缺乏独特的认识价值。尽管作者是从整体来观照中国，但其中仍然包含了作者极具个人性的认识，譬如《生活的艺术》一章。在这一章中作者将旷怀达观，陶情遣兴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予以充分的传达，向西方人娓娓道出了一个可供仿效的生活最高典型的模式。故深受西方人的欢迎。在读到第十章《中日战争之我见》时，我有一种难言的忧伤。中国作家确实离不开中国现实的观照角度。这也说明谈中国问题必须正视中国之现实状况，那种无视中国现实的浪漫书写仅仅只能成为文字的炼金术，与真实的中国无关。《吾国与吾民》虽以中国文化之光明面为描写之主体，但有了第十章，那种感时忧世的心怀泊泊而出。不过《吾国与吾民》一书在中国的影响似乎甚微，这与林语堂那种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立场有关。西方人对《吾国与吾民》大加赞赏，是因为他们对中国过于陌生，一切都觉得有趣。但我们中国人可能觉得林语堂所写的内容平平无奇，一切都是老生常谈。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在《林语堂传》中提到这个问题时说：此书的中文版译文甚差，许多精彩的文字译者都没有看懂。可能有翻译上的原因，但真正的原因并不是翻译上的原因。就我个人重读《吾国与吾民》来说，确实感到书中所写的东西似曾相识，很像是有关中国生活、文化等诸多方面之大杂烩；最致命的是缺乏对中国人的深刻的认识，而仅仅流于表面上的书写，大多数的篇章中基本上是介绍性的文字，没有发现与惊喜。《吾国与吾民》让我们知道认识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事实上，厚厚一本的《吾国与吾民》并不比鲁迅先生的杂文更有助于我们对吾国与吾民的认识。不过问题有时并不是这样简单的。《吾国与吾民》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确实没有太大的意思。然而对于西方人来说，这却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吾国与吾民》让西方人知道何谓中国文明。事实上，西方一直流行着一种来自想象与真实掺杂的中国观。这种中国观认为中国是完全堕落的另类，是文明畸形，中国人把一切仪式都搞得精细繁复，但又都愚蠢透顶。连他们的绘画都显得荒诞不经，物象都变了形，那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在现实中根本找不到。更有甚者，他们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加冥顽不化，千百年来死守着一些先代流传下来的陋俗恶习。而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为西方人提供了一个健康、真实的中国形象，从这一角度来说，《吾国与吾民》是一本极其重要的书，再高的评价也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