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近代史之北洋军阀时期

读近代史之北洋军阀时期随着老师对于北洋军阀时期的历史的讲解和视频里震撼人心的混战和纷争，我不由对这一段乱世产生了兴趣，而在查阅了各种资料之后，北洋军阀这个曾经被我统一为卖国贼代名词的群体却逐渐变成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乱世出英雄，不论这些人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不可否认，他们在那样一个时代，站在了舞台中央，都非等闲之辈，而段祺瑞则是其中最让我觉得颠覆的一个。段祺瑞是鲁迅笔下《纪念刘和珍君》中事件的幕后凶手，是被中国革命史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北洋军阀头子，军阀者，应该是厚颜无耻心狠手毒之辈。而在历史书外，我看到了“三造共和”“六不八勿”的段祺瑞。段祺瑞是民国时期政治家，“北洋三杰”之一。皖系军阀首领。他帮助袁世凯练北洋军，而后纵横政坛十五载，一手主导了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的内政外交。因致电逼迫清帝退位、抵制袁世凯称帝和讨伐张勋复辟这三件事，有“三造共和”之美誉。他还是中国现代化军队的第一任陆军总长和炮兵司令，担任过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军事学校——保定军校的总办。在人格方面，段祺瑞对得起其所属政治派系及其家庭，外界攻击段氏，鲜见涉及其私德者。个人认为，段祺瑞在最初对政治未必最有兴趣，之所以在民初一再出头，应该是与其身边众位属僚有关。以一人之力，能凝聚人心若此，显然非寻常之辈，应算是相当有人格魅力。在1924年3月纪念北京大学25周年的民意测验中，大学生们选出的“国内大人物”中，段祺瑞得票仅次于孙中山、陈独秀和蔡元培，与当时青年人的偶像胡适并驾齐驱，令吴佩孚、黎元洪、冯国璋、张作霖等人难以望其项背。这些也从侧面证实，他应该为人甚善，乐于交际，基本上能够以诚待人。他一生清正耿介，，一不贪财，二不好色，感觉是“爱权不爱财”的一个人。为人严肃刻板，不苟言笑，生活朴素，清廉如水，无积蓄房产，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笃信民主共和价值，且身体力行实践之。三一八案，他有没有下令开枪镇压请愿，众说纷纭，但当知道打死学生后，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信奉佛法，以示忏悔，及至病危，仍坚持守诺，让我尤为敬佩。梁启超先生评价段祺瑞：“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而我眼中的段祺瑞，精于权术却缺乏战略眼光，能接纳新事物但是还是难以理解和把握当时的潮流，总的来说是介于新旧时代之间优秀的人物，而且他能做到恪守一些东西，十分难能可贵。段祺瑞14岁时家道中落，16岁时独自怀揣1块银元从合肥去威海投亲，17岁父亲遇害，18岁母亲去世，其后独撑起三个幼年弟妹的重担。20岁考入北洋武备学堂，在李鸿章考察时，沉着冷静，表现优异，得以在22岁以最优等成绩毕业时被获准到德国柏林学习军事，后留在埃森克虏伯兵工厂实习半年。回国后，更是平步青云，逐至位高权重。1926年一生功业未竞身先退，退出恶浊政坛后，一心向佛，专心下棋，12月天津大雪，难民很多，段祺瑞为督促各慈善家赶办急赈，曾撰诗请命，以其曾任高位，弟子满堂，登高一呼，帮助甚大。段虽退出政圈，但并未因此而放弃其社会责任，这也是值得赞叹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企图控制华北地区，希望段祺瑞能出任傀儡政权首长，使尽办法，均遭力辞，这也可以看出他是有政治原则的。后应蒋介石之邀，举家从天津迁居上海，蒋介石对他一直“师事之”。段祺瑞死后，南京国民政府给予了国葬待遇。1934年69岁的段祺瑞“面容瘦削，精神仍甚矍铄；耳略重听，应答毫无钝滞。”对治国之道不假思索地说道：“吾觉得治国之道很简单，‘维持人民，提倡商业’八个字足以尽之。如他说：蒋先生几次来信问我治国之策，我寄给他一首诗:‘忧乐与好恶，愿尽与民同。三章法定汉，民足国不穷。兴邦用顺守，世民竟全功。提倡兴百业，四海扬仁风。’其大旨便是吾方才所说八字的意思。”“中国的事情太过复杂，人才太缺。现在中国无一等人才，二等人才也很少，蒋先生是沾二等边上的。就治军论，蒋先生是个人才，但历时数年，将兵数十万，还未将江西肃清，则中国事之难可知。”段祺瑞也说中日关系阔大，牵扯多个国家，富有世界性，并非局限中日两国之间。中国吃亏在‘大’字上，日本却得力于‘小’。日人的妄念太重，当然有碰钉子的那一天，不过中国人若长此池沓，前途实难乐观。”可看出他并不是靠群帮带、吹牛拍马、卖国求荣治国，就是到21世纪他的思想都不落后。他去世前的“八勿”之说：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体现了他一生的政治、军事、外交、教育等各方面的心得，对后世的执政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让我不禁再三揣摩咀嚼其中深意。曾有记者问他一生中最成功的事是什么？段祺瑞说：“湖北新军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我以湖广总督兼第一军军统，节制湖北前线清朝所有的军队，率领北洋各军统兵大员四十多人两次在前线发电请清廷退位，并以率全军将士入京相威胁，迫使宣统小皇帝宣布结束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我被任命为陆军总长。”“最得意的事呢？”“当然是消极抵抗袁世凯称帝，并为他收拾了残局。”袁世凯称帝前，段祺瑞因不愿积极配合，被明令解除陆军总长和其他官职。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在全国的反对下被迫取消帝制，段祺瑞在袁世凯的请求下，重新出任参谋总长，国务卿兼陆军总长。黎元洪任大总统，由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实行责任内阁制。人生大事尽与维护共和有关，由此可见，段祺瑞对共和思想的坚定和诚心。段祺瑞对信仰的坚定在舆论问题上也体现的十分充分，在今天，我国的舆论也是受政府掣肘颇多的，可是在那个“黑暗”的年代，虽然袁世凯、徐世昌之流极力控制舆论，但舆论在段祺瑞执政期间却是极为自由的，北洋那几年，一半因为段祺瑞的坚持，一半因为混乱，中国的报刊发行量居然一度出现过井喷，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如果那个时代也实行“奉命删贴”制度的话，恐怕那些被后世称为大师的人物，包括胡适，陈独秀，鲁迅，肯定不会出现。比较之下，那时的中国，居然是中国历史上言论最为自由的时代。同时，在他执政期间西原借款、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还有他主张接受《巴黎和约》，以及最后让他“晚节不保”的“三一八惨案”这些是大是大非问题，也让后人对他评价不一。从本质上说，段祺瑞还是一个军阀，政治的最终目的不同，必然难被认同。在袁世凯在位时，段祺瑞是反二十一条的主力成员，上文提及的史实，我也认为是卖国的，不可否认，不过前三个东西，都产生于袁世凯之后1927年之前这一个阶段，即便是错误的，也是可以去分析的。这10年间，正是中国军阀混战最激烈的时期，段祺瑞其实不止和日本借款，至于日本和中国的关系，稍加了解便会知道，从晚清开始，学日为师是一种趋势，在政府中，军事上很多东西都是日本学来的，记得有一篇分析指出当年九一八一开打，中国兵就不会打了，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兵，军事指导什么的很多都是日本人训练出来的，我想为了在军阀混战中取得优势，不止段祺瑞，很多北洋军阀都和日本有各种各样的关系，甚至在大是大非上做出卖国之事（一些协议牺牲中国利益），但是一般这些大军阀，卖国也是有底线的，比如段祺瑞还有张作霖等，出卖国家利益的事情都干过，但是还不足以称作汉奸。这种态度从段祺瑞后来避居上海，拒绝出任傀儡政府之职一事，可见一斑。而三一八案一事，段祺瑞不是不可以除掉一小撮如鲁迅之类“别有用心”的敌对分子，从而稳定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于公，可以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于私，可以继续总理中国，不失权柄。然而，段祺瑞选择了下野，把自己除掉了。对此，习惯于现代思维的我有些不理解。幸好段祺瑞自己明白：“限制舆论的做法不适合共和国的国体，对舆论应先采取放任主义。”这也是一个政治人物起码的良知和道德。正因为上述的信仰与道德观，段祺瑞无论在位还是退位，其行为举止均能达到一种较高标准。如果从职位升迁长久的角度来说，他做官似乎不算是最成功。但如果从负责任或职业政治操守职业道德等角度来看，段祺瑞大概可以算作是今日官吏的楷模。总之，在众多的北洋军阀中，段祺瑞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历史已过去数十年了，我们的评价也可以放弃一些标签，对段祺瑞对历史都更公平一些。错的就是错的，但不可否认，段祺瑞很多错误的决定，都是当时准备武力统一中国的时期做出的，我们总结一个人，是是是，非是非，固然，走向一个极端是不好，但是全面否定也太片面，历史教科书上，了了几行文字，一句卖国贼，使我对这个枭雄这段历史从未正视过，也失去了以史为镜的机会，可是段祺瑞的个人修养，几千万众，有几人能做到？我们还是能从这个曾经影响中国革命走向的风云人物身上学到许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