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边塞诗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谈边塞诗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吴庚舜盛唐是我国诗歌史上边塞诗的黄金时代。优秀的边塞诗像一簇簇奇丽的鲜花开放在当时的诗国大地上。因此，任何论著在描述唐诗繁荣景象的时候，总要突出地提到它。如果说在其他时代写边塞诗的作家是寥若晨星的话，那么，在盛唐时代不写边塞诗的作家就是屈指可数了。边塞诗的内容很丰富，并不是只写塞上烽火，但也应承认，其中写战争的题材比重很大，因而也很引人注目。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论及唐诗的题材时，首先提到的就是边塞“征戍”诗。他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30年来对边塞诗的研究提出问题也是从战争性质特别是边塞诗中有无爱国主义精神的问题开始的。最先提出质疑的是范文澜同志。他在《中国通史简编·百花盛开的唐文苑》中说：“其余如写边塞情景的诗人岑参和高适，也很有名。他们写边塞诗是在天宝年间，这时候唐玄宗好大喜功，轻启边衅，天宝时候对外战争，一般是侵略性战争，伟大军事家王忠嗣宁愿失官不愿服从朝廷乱命，可以想见战争是什么性质了。高、岑以肯定的态度歌颂这些战争，论者认为是爱国主义诗人，对外侵略怎么能说是爱国呢!二人都活到唐代宗时，高适还做过节度使。他们的诗，都没有真切地反映安史之乱后的社会情形，足见边塞诸作，只是迎合唐玄宗时发动战争，开边境立武功的风气。杜甫《兵车行》、《前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等作，对朝廷贪边功行暴政采取明显的反对态度，高、岑诗自有擅长不可贬损之处，但政治上不及杜甫有见解。”从文中可以看出范老只是对于天宝时代高、岑诗是否有爱国思想提出了疑问，他没有推论到整个边塞诗派，也没有论及开元时代。去年，吴学恒、王绶青两同志的《边塞诗派评价质疑》(《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以下简称《质疑》一文)，针对30年来的边塞诗研究，对唐玄宗时代的边塞诗派评价的某些问题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讨论，讨论中，涉及如何看待盛唐边塞诗的社会背景(主要是战争性质)、繁荣原因、成就估计、爱国主义精神等等问题。本文就这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看法。玄宗时代边塞战争的性质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它和研究边塞诗的一系列问题都有关系，所以成了讨论中的中心议题。这次讨论，澄清了一些问题，加深了对某些历史、文学现象的认识，引起了人们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对于今后分析作家作品都有好处。但从讨论中也可以看出，还存在着一些很大的分歧。小到一次战役，大到对整个玄宗时期边塞战争的性质，都有尖锐对立的意见。为什么会如此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客观上说，历史本身就具有复杂性。玄宗时代民族之间的斗争和融合关系经常在变化，唐王朝与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民族压迫并不存在于某一方面，等等，如此错综复杂的现象，加以还有史料本身的问题，就使问题更复杂化了，因而在讨论中引起意见分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产生意见分歧的主观原因则是对这一问题的片面理解。有的论文虽然也说玄宗初期偶尔用兵，多属抵御性质。但总的却认为整个开元、天宝时期唐王朝的边塞之战都不是正义战争，并说：“八世纪上半叶主要由唐王朝统治者发动的民族战争，牵动了社会上各个阶层。”又说：“历史的事实表明，玄宗时期民族矛盾的主导方面，即挑起衅端的主要责任，应归咎于唐王朝统治者，当是无可疑的。”这一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使人以为玄宗时代没有民族间的和睦相处，有的只是“吞灭四夷”的战争。这是值得商榷的。当然，这不是说玄宗后期没有穷兵黩武的历史罪过，也不是说30年来文学史研究中大家公认的唐征南诏和安禄山攻掠奚和契丹，不应该否定，而是说用这种观点分析当时边塞战争性质，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我认为不应该否定唐王朝的正义战争。为了避免犯凭印象发议论的错误，我又以翦伯赞同志等编的《中外历史年表》所载开元天宝时期唐与四邻的交往活动和边塞战争的大事记为线索，核以新旧《唐书》、《资治通鉴》记录的有关事实，得到一个结论是：从总的方面看，唐与四邻的正常交往次数很多，唐进攻吐蕃、突厥、奚、契丹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不义战争，少于唐本土被攻的次数。这说明在玄宗时代，特别是前期，民族和好的关系是主要的，战争只是插曲。史学家也承认这个事实，韩国磐同志在他的《隋唐五代史纲》里讲到“唐朝和边境各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时，在概述唐与吐蕃的战争之后说：“但战争比起和平来往说，终究是一时的事，而且均以和议而结束，所以绝非双方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和平亲善，‘和同为一家’，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唐朝和当时边境各族的关系，也都是如此。”这是剖析玄宗时代边塞战争性质的前提。关于开元时代，有正义战争，这是不容置疑的。范老论及高、岑时也没有怀疑过。所以论玄宗时边塞战争的性质问题，关键是在论证天宝年间有无正义战争。既然问题起初是由范老提出的，我们不妨看看范老在《中国通史简编》里的见解。我认为范老是承认天宝年间有正义战争的。先看直接论到的例子。范老讲到西域问题时曾说：“唐玄宗时，设北庭节度使，防御北方诸强部的侵入。”(《中国通史简编》第3编，第1册，第292页)他讲到唐与吐蕃在河西走廊、西域的斗争时说：“……715年，唐玄宗置陇右节度使，都是防御吐蕃从青海方面来进攻。747年(按：即天宝六年)，安西行营节度使高仙芝击败吐蕃兵，收复小勃律(在克什米尔北)国等二十余国。”(同上，第301页)另外，范老在分析吐蕃强盛时期时又说：“(吐蕃)夺取唐州县，奴役汉族居民，是侵略性的战争。唐朝廷方面，不能保护国土，对被奴役的居民更应负失职的责任。”(同上，第2册，第455页)在书中其他地方有的论述还间接地肯定了天宝时代也有正义的边塞战争。如范老在归纳“唐前期与四邻诸国关系”时，讲到两种战争，第一种就是“反对侵略”，举的例是“灭突厥国”(同上，第1册，第276页)。玄宗时代虽是后突厥，但两者政权的性质相同。以上材料充分说明范老并不认为天宝时代唐王朝的边塞战争都是不正义的。有的文章为了否定玄宗时代边塞的一切正义战争，便以李白、杜甫作为边塞诗派的对立面，以他们的诗来作论据，其实，这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那些诗只能说明他们反对某一次边塞战争，或从某一个方面反对战争，而不能证明他们反对玄宗时的一切边塞战争，更不能证明那些战争都是不正义的。譬如杜甫，他在《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里的确说过“请公问主将，焉用穷荒为”的话，似乎他是唐边塞战争的反对者，可是你读读他的《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诗便会看出上述结论不对了。因为诗人在这首诗里又说“蔡子勇成癖，弯弓西射胡。健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是鼓励人到哥舒翰军中去打仗的。这在杜甫看来并不矛盾，他反对开边，但支持保卫边境。他的《前出塞九首》也是一边说“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一边又说“单于寇我垒，百里风尘昏。雄剑四五动，彼军为我奔。虏其名王归，系颈授辕门”，可见这是他的一贯态度。他的“立国自有疆”对吐蕃等也是适用的，不然他怎么会说“制侵凌”呢?我们应该承认天宝中的边塞战争中正义和不正义的两类都有。至于具体分析每一次边塞之战的性质，还应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去作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才能解决问题。有的文章把唐玄宗时凡是涉及奚和契丹的战争，甚至诗中提到“东北”的战争，都看作不义之战，或把对吐蕃的战争都看作正义战争，那也是把历史问题简单化了，当然无助于分析边塞诗。边塞诗繁荣的原因在这次讨论中有的文章以从军诗人的“呈献”活动和未从军的诗人的“仿制”风气来论证边塞诗的兴盛，它说：“唐代边塞诗人，可以考证的如王昌龄、高适、岑参都亲历过边塞生活。他们的诗往往是呈献之作，呈献的对象又是依附的守塞武将。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创作目的，使得他们的边塞诗常常直接或间接地去描写征战。唐代重视边功，有‘节度使入相天子’的制度。系身幕府是中下层知识分子‘蹑取进身’的重要途径。因而那些虽未系身幕府的人，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也培养了对于边塞征战的审美趣味，写了许多仿制的边塞诗。”读这段话，我曾设想作者的本意也许是想要更为具体地阐明边塞诗兴盛的原因。因为如果泛泛地说由于盛唐时代在边塞有战争，所以边塞诗就兴盛，那么，善于思索的读者便会问道：“在其他朝代，比如说北宋吧，边塞也有战争，何以边塞诗又不兴盛呢?”这样提问，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把有边塞战争，便自然有边塞诗的兴盛作为规律，确实缺乏说服力。文艺作品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里作用的产物，因此，研究盛唐作家与边塞生活的联系，本来无可非议。有的同志想通过中小地主知识分子“系身幕府”来说明当时的风气也未尝不可。正像我们谈汉代献赋之风、收集乐府诗的制度与汉赋、汉乐府的发展关系一样，也有助于说明问题。但引申开来却不能成立。因为持这一观点的论者虽然也承认高、岑等作家有边塞生活经验，但又把一切“系身幕府”或未“系身幕府”的诗人的边塞诗看成是为了“呈献”给他们所“依附的边塞武将”或通过“仿制”以准备“呈献”给未来要“依附的边塞武将”，用这种“呈献”、“仿制”说来阐明边塞诗兴盛的原因，显然缺乏科学性。它不但说明不了原因，而且还会起到贬低整个边塞诗的作用。为什么呢?首先因为“呈献”、“仿制”说是建立在个别现象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不了边塞诗创作的真相。以王昌龄来说，他的集子中的二十多首边塞诗，有哪一首是“呈献”之作呢?他的《塞上曲》等又要“呈献”给谁呢?岑参集中确有几首“呈献”之作，如《轮台歌》等，但在他的边塞诗中也占少数。其他诗，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优钵罗花歌》、《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火山云歌送别》、《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逢入京使》等，仅从题目也可以看出与“呈献”无关。高适的《高常侍集》也能寻觅出几首，但如《营州歌》、《塞上》等，要归入“呈献”，实在无据。“呈献”并非普遍现象，“仿制”又是不是普遍现象呢?更说不上。当然，要在众多的边塞诗中找几首“仿制”之作，并不困难。不翻《全唐诗》，只翻《乐府诗集》也能找到。但个别现象说明不了边塞诗兴盛原因。这里还需要提出的是不要看到有的边塞涛题目相同，就以为是在“仿制”。是不是“仿制”，得看诗本身。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区分得十分明白：“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长短，于义咸为赘剩。”(《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三)这类“仿制”品，唐人是瞧不上眼的。至于“寓意古题，刺美见事”，他认为这才符合《诗经》、汉乐府“讽兴当时之事”(同上)的精神的。这是创作，不能算作“仿制”。唐人喜用《从军行》、《凉州词》和《塞下曲》等古、今乐府诗题，完全不能作为“仿制”的根据。其次，“呈献”、“仿制”说，否定了边塞诗作者的政治抱负，把“创作目的”和猎取功名富贵联系起来会导致从思想内容上贬低优秀的边塞诗，从而也就否定了边塞诗的繁荣。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谁也不能否定写了“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赠何七判官昌浩》)等诗的李白没有政治抱负，谁也不能否定写了《前出塞》、《后出塞》的杜甫没有政治抱负。高适虽未忘怀功名，但他也有安定边塞的抱负，所以一旦不能实现，便愤懑地说：“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蓟中作》)他的“安边”策略散见于诗中，有的并不正确(如怀疑和亲)，但他倾慕战国时代的李牧，希望能象李广那样立功边疆：“惟昔李将军，按节出皇都。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塞上》)类似这样有“安边书”的人，在唐代大有人在。他们的言行和作品都可以说明“呈献”、“仿制”说是不妥当的。最后必须指出“呈献”、“仿制”说否定了生活对于创作的作用，这就使它无法解释边塞诗中反映出来的丰富生活内容与艺术上的创造精神了。在我们看来，边塞诗的繁荣除了可用大家承认的唐诗繁荣那些原因解释外，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玄宗时代国力强盛，国际威望很高，诗人视野广阔，精神振奋，边塞对他们很有吸引力。当时人热心从军和密切关心边塞，还有政治制度和英雄人物的影响。唐代制举考试中把“军谋宏远，堪任将率”一科与选拔政治人才的制举并列(详《新唐书·选举志》)，这就可能保使一般知识分子更加注意边塞的现实问题。在史书和唐人文集中我们常常可以读到现实性很强的关于边塞对策的言论，与后代的八股文不一样。而且唐自开国起就有不少“出将人相”的人才，他们立功边塞的业绩，在当时人中颇有影响。盛唐又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