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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形成于古代希腊。古希腊的哲学家认为，哲学是关于智慧的学问，哲学即是爱智慧，并且逐渐发展为一个学科，孕育了各种科学知识。从那时起，西方人一直在苦苦地追求和探寻智慧，并希望能够拥有和把握智慧。直到现在，爱智慧也仍然被看做哲学的真谛，没有人不同意哲学就是对智慧的爱与追求。在两千多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西方人虽然抱有哲学就是爱智慧的共同信念，却没有形成关于爱智慧的共同认识，每一个哲学家都在探寻和追求智慧，但每一个哲学家都又对智慧有自己独特的诠释。共同信念下的不同追求，使西方哲学呈现出千姿百态、相互批判、相互超越的状况，也经常使西方哲学家对哲学的元问题感到困惑并展开论争。西方人对智慧的追寻大致可以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四个时期。大约公元前8到6世纪时，哲学开始脱离神话和常识，逐渐形成为一门学问。有些古希腊哲学家把哲学理解为各种知识的总汇，哲学获得了它的广义概念；同时也有一些哲学家把哲学理解为关于世界万物本原问题的认识，这是哲学本体论的源头。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苏格拉底相对突出了伦理学问题的哲学地位，开创了把人的行为、伦理或“善”的问题作为哲学中心问题的哲学观路向。此后，亚里士多德对各种人类知识做了进一步系统的考察，认为哲学是与应用知识（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美术、修辞学）相对而言的抽象理论知识的总汇，它包括第一哲学及神学、数学、物理学，其中第一哲学就是狭义的哲学概念。古希腊晚期，斯多葛派则认为哲学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想知识的总汇，由三个部分即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组成。首先，爱智慧表现为追寻万物的“本原”。当泰勒士把宇宙万物的产生与消亡都归之于水时，第一次触及到了万物的始基或本原问题，标志着古希腊哲学开始形成。泰勒士所开创的是自然哲学的道路，自然哲学所关注的是宇宙万物的始基或本原问题。它探究问题的立场或出发点是从世界本身来探索世界的秘密；它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立足于日常经验观察之上的经验理性；它对问题的回答是企图把宇宙万物的形成和消亡归结为某种自然元素。从泰勒士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后，自然哲学家们各自都提出了自己所认为的始基，气、火、土、种子等等。自然哲学发展的最高形态是公元前5世纪中叶形成的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把万物的始基归结为原子和虚空。总的来说，古代自然哲学所追求的智慧是关于宇宙万物的始基和本原问题。爱智慧就是在经验观察之上探寻世界的秘密，力图把握世界的本原，这就是古代自然哲学的哲学观。这种自然哲学不仅开创了对现实世界的经验探索的道路，为西方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从中孕育出以经验理性为主导的科学精神。可见，哲学从产生之时起就与科学一体两端、浑然相连。其次，爱智慧表现为追寻“善”的理念。古希腊哲学发展到公元前5世纪，曾发生向主体和伦理学的转向，苏格拉底不满意自然哲学把爱智慧解释为从世界本身来追寻万物始基的哲学观，也不同意智者们自称自己有智慧并能教授别人智慧的观点。他认为，自然哲学关于万物的始基或本原问题的种种看法，都是一种不可穷尽的自然因果性解释。哲学所寻求的不是自然的因果性知识，而是令人满意的因果性知识。为此，就必须转变哲学的视角，从探索自然转向探索人自身。因为一切令人满意的原因都存在于人的心灵中，所以哲学应该以人自己为对象，研究人以及与人相关的问题。苏格拉底经过深刻的反省，领悟到人并没有智慧，只有神才有智慧，人只是爱智慧而已。智慧不是关于外部经验世界具体的、相对的知识，而是人所期望达到的绝对完美的善的境界。爱智慧即是人用全部的身心去追求那永远不可达到的绝对，从有限、相对、短暂的人生走向无限、绝对、永恒。这就是苏格拉底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开创了探索超验世界和追求自由的哲学道路。柏拉图沿着苏格拉底开创的自由哲学的道路继续探索，建立了第一个典型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柏拉图认为，哲学所追求的智慧，不仅是关于自然界的，也不仅是关于人的，而是关于整个世界的。整个世界的根本是理念世界，理念世界是变化不定的经验世界的原型，经验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影子。由此，他建立了理念论即以理念为基础的哲学本体论。这是哲学史上第一个典型的本体论体系。柏拉图认为，人是理性动物，理性特别是哲学的思辨理性，才能把握理念世界，获得真理。爱智慧就是用思辨理性去把握理念世界。再次，爱智慧表现为追寻真正的“实体”。在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试图把自然哲学与自由哲学统一起来，创立同时包容经验问题和超验问题的哲学体系。他从现实的经验世界出发，充分肯定用经验理性解决经验问题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其观点接近于自然哲学；他也怀有超越经验现实，追求永恒和无限完善境界的倾向，其观点又接近于自由哲学。他的实体说、形式质料说、政治伦理观中，处处都表露出同时对经验问题与超验问题都予以肯定的自我矛盾。在《范畴篇》中，他把实体分为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第一实体指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第二实体指第一实体的种或属。第一实体是最基本的东西，是其他一切东西的基础。在第二实体中，越接近第一实体，其实体性就越多。但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弄清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他正确地指出第二实体不能离开第一实体而存在，有时又认为第二实体是独立存在的。正如列宁所说：亚里士多德“这个人就是弄不清一般和个别、概念和感觉、本质和现象等等的辩证法”（《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8页）。可见，试图综合自然哲学与自由哲学的亚里士多德在经验与超验的关系上陷于困惑之中。亚里士多德的综合与困惑，第一次显露出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矛盾，预示着科学将从philosophy（爱智慧或知识总汇）中分离出来。最后，爱智慧表现为追求内心的“精神自由”。古希腊晚期与古罗马时期哲学的主流是自由哲学，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神秘主义等派别都继承并发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把爱智慧解释为追求和把握超验世界的自由精神的哲学观，并把这种哲学观发挥到极端。在他们的哲学中，排斥和否定现实的经验世界，极力宣扬宿命论、禁欲主义、神秘主义和信仰主义，抛弃了哲学中的科学精神，为基督教神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条件，预示着哲学向宗教的复归。在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占统治地位，哲学被理解为人用自己的理性来理解上帝和圣经的手段。基督教形成于公元一世纪，其思想内容主要是犹太教与斯多葛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神秘主义的结合。早期基督教哲学被称为教父哲学，其主要任务是制定教义，主要代表人物是奥古斯丁。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被称为经院哲学，并有唯名论与唯实论之分，其主要任务是从理论上论证基督教教义和信仰，主要代表人物是托马斯·阿奎那。中世纪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把智慧理解为关于上帝和天国的知识和信仰，爱智慧就是爱上帝，放弃尘世的生活，追求天国的幸福。因为这种哲学观通过宗教播撒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变成每一个人的信念，结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爱智慧即是爱上帝。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是至高的真善美，是纯自在的精神，不信仰就不能理解，理性必须依赖天启才能认识上帝。安瑟尔谟认为，信仰高于理性，理性服从信仰；神学高于哲学，哲学服从神学。上帝是把理性交给信仰使唤的，人们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哲学的任务就是为信仰提供可以理解的证明。为此，他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托马斯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来论证宗教与哲学的关系。他认为，宗教真理是哲学真理的形式和目的，哲学真理是宗教真理的质料和工具。宗教真理是高级的，哲学真理是低级的，哲学应该从属于宗教。天启真理来源于上帝的光照，是不会犯任何错误的，没有天启，人的理性就很不完善，没有理性，天启就不很清楚。因此，理性有助于信仰，神学可以借助哲学来发挥。于是他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和目的论证明，并给人们描绘了一个上帝创造的等级世界。尽管经院哲学内部存在着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但从总体上来看，中世纪哲学是对宗教信仰的理性诠释。西欧的15、16世纪，史称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在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荷兰先后出现了思想启蒙运动，形成了人文主义、自然哲学、宗教改革三大思潮，重新肯定现实世界，把人们的追求从虚幻的天国拉回现实的人间。西方人对智慧的追求表现为对自然的探索，各门自然科学纷纷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取得了独立发展的权力。自然科学的胜利，使科学、经验、理性重新成为西方人的信念。首先，爱智慧表现为爱知识，确信知识就是力量。知识问题是近代西方爱智慧的主题，弗兰西斯·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是对近代西方人追求智慧的真实写照。培根开创了经验主义的道路，把经验作为知识的基础，着重探讨了知识的来源、内容等问题。他试图以感觉经验为基础，为人类的知识提供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证明，但由于片面地强调感觉经验的作用，贬低或否定理性思维和演绎推理的意义，结果却经过洛克向主观唯心主义的妥协，演化出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并最终走向了休谟的不可知论。休谟的不可知论意味着对包括神学在内的一切形而上学的否定。其次，爱智慧表现为爱科学，把哲学推向“科学之科学”的王座。理性主义从笛卡儿开始，把某种先天的形式作为知识的基础，着重探讨了知识的形式、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等问题。笛卡儿曾把所有科学比作一棵大树，形而上学是根，物理学（广义的物理学）是干，具体科学是枝叶。这实际上是把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弄颠倒了，具体科学不是哲学的基础，哲学反而成了具体科学的基础，成了“科学之科学”。理性哲学家们凭借所谓的“天赋观念”和人的理性演绎，建立起一个个“绝对真理”的体系，最终使哲学成为抽象的体系或空中楼阁。此外，当西方人还沉醉在科学技术的胜利和幻想中的时候，法国思想家卢梭看到了文明发展的矛盾性，并本能地把科技文明与伦理道德的进步对立起来，认为近代科学、理性、技术的发展违背人的善良的自然本性，原始社会才是未受文明污染的人类的黄金时代，并幻想建立一个以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为原型的理想社会。然而，河水是不会向河源倒流的，历史也不会倒退到没有文明的原始社会。近代西方哲学把智慧解读为知识、科学、经验、理性，爱智慧就是提供某种永恒的知识基础和真理框架。但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结局，卢梭的不和谐的声音，都预示着以知识论为核心的哲学已经陷入了困境。力图使近代西方哲学走出困境的是康德。康德哲学的出现，标志着近代西方哲学的终结，预示着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始。康德哲学的主题是人或主体，他把人作为认识主体、道德主体、审美主体来研究，因而他的哲学可以叫做主体哲学，他的批判哲学就是批判主体的哲学。他从人的自然本性和自由本性的矛盾出发，把世界二重化为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他认为，现象世界的问题属于经验、科学、认知领域；本体世界的问题属于超验的形而上学领域。以前的形而上学都不科学，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则是未来的事情。他的哲学只是“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在康德看来，科学认知的对象世界是现象世界。在这一领域，人凭借着先验的感性和知性的形式，是能够获得关于经验的现象世界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的知识的。这样，就既为科学提供了牢固的知识基础，又规定了科学认知的有效范围。形而上学、道德实践的对象世界是超验的本体世界。在这一领域，人凭借着理性的能力，追求绝对、永恒和自由，虽然不能得到关于本体世界的必然性的普遍的知识，但是，出于人的自由本性，是永远不会放弃形而上学追求的。这样，就既为形而上学的存在提供了根据，又为人的道德实践设定了条件。所以，在康德哲学中，对智慧的追求是具有双重意义的。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智慧是关于经验的现象世界的知识，爱智慧即是建立科学的知识基础。从人的自由本性出发，智慧即是关于超验的本体世界的形而上的问题，爱智慧即是对自由的永恒追求。费希特接着康德做文章，仍然把哲学解释为科学知识的基础，但是，他反对康德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的二元学说和“自在之物”不可知的观点。他把“自我”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认为“自我”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然后，“自我”建立起“非我”即与“自我”相对立的周围世界的一切事物。最后，论证了“自我”与“非我”的统一，建立了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作为知识的基础。谢林用“同一哲学”否定了康德的二元论，也反对费希特“自我”产生“非我”的学说。他认为，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