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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思辩开放创新--读王家范教授新著《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家范教授所著的《中国历史通论》一书，是给已经系统地学习过中国通史的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教材。在暑假中我通读了此书，觉得它作为一本大学教材，作为一本通论，其特点和其他中国通史一样，首先在于“通”，但它的亮点则在于“论”。该书立足在“中国通史”的基础上，从通贯和整体诠释的角度，提高读者对中国历史发展线索以及基本特征的认识层次，可以说是“中国通史”学习的延伸和拓展。《中国历史通论》全书分为绪言、前编、后编。前编是通论专题研究，涉及到部族时代、封建时代、大一统帝国时代、农业产权性质及其演化、农业经济的内环境与外环境、特型化的市场与商人阶层、政治构造与政治运作、中国现代化艰难性的历史思考等内容。后编是回顾与反思，对中国通史学术史进行研讨，涉及到百年史学建设历程回顾、被遗忘的个案：张荫麟及其《中国史纲》、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刍议、对社会历史认识的若干思考等。整本书均着眼于突出问题意识，重视学术发展动态与前瞻性展望。王先生在绪言中曾写到“自己越教疑惑越多，头脑里生出的问题也越多。历史是口老井。关于老井的故事，一代又一代人总演绎不尽它的奥秘。在史学里沉浸久了，都会有这种体验。现在把历年苦恼过我的问题，借此在这里再咀嚼一番。或许你们会谅解，我的感慨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有些问题完全可能是庸人自扰，那只说明我的智力有限或者思维有所偏好，但不能认为我的思考是假。”读后我觉得该书主要有如下特点：首先，作者具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在他的书中可以说是不拘门户，兼收并蓄。对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心理学、考古学、人类学乃至地理学、数学等自然科学方法，无所不试，渗透融合。王先生在书中特别提到自然生态环境对历史的影响，例如我国至少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起，先人已经显示出“以农为本”的格局，并且有逐渐抛弃游牧、畜牧，改事家畜饲养的趋向。大致到了春秋战国，至少中原地区已经耕地连作、精耕细耨，走上了单一化栽培农业的道路，而把游牧部族驱赶到长城以北。通过中西历史比较，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一张一弛的特殊经济格局，对中国的历史走向迥异于西欧，政治生态常因北部边境“生存空间”的紧张而反复动荡，关系非小。探究这种经济方式的演进，无疑是与我国内地处于温热带，气候温暖湿润，特别适宜栽培作物的发展环境有关。农副相兼，也是因为作物的残秆和遗留或多余的谷物，为家畜饲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何乐而不为？所以，比较西欧放弃“二圃”或“三圃”的休耕制度，我国至少要先进二三千年。1972年竺可桢的名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是自然生态史方面的杰作。现在它已获得了考古发现的充分支撑，印证了先秦时代黄河流域的气候确实普遍比现在温暖。何炳棣更进一步提出了对黄河流域植被分布与黄土土壤性能的历史分析（《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这些都是以全新的“天人之辨”诠释我国“农业文明”形成和中原地区长期处于文明“核心地位”的成功范例。自然科学史工作者还发现，我国王朝兴衰、“蛮族”南下乃至统一分裂的态势，往往与气候的偏冷或偏热有相关的概率。当然，引发动乱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这一“发现”至少值得通史界重视。张荫麟先生仅从历史文献里，也敏感地捕捉到这样的信息：灭商之前，周族居住地区正遭遇饥荒，估计这与周族加速东进不无关系（《东汉前中国史纲》）。为什么许多人从未注意到灭商诸因素中，还有这么一个生态危机的因素参与其间？从秦汉直到明代，北部游牧民族迁徙不定，分合无常，部族名称亦变幻多端，但其南下骚扰，总与大漠地区枯草期，特别是灾害性干旱的生态活动周期相关。这些都很能说明，“一分史料，出一分货”（傅斯年语），强调史学必须凭证据说话没错，但殊不知史料本身是不会说话的。只有当史家把考察的视域扩大到“人与自然”，意识到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历史活动的制约关系之后，平日从眼皮下滑过的生态史料，才会于此时跳出，使我们眼睛一亮，顿悟到它们对史学诠释的“意义”。可见，真正的历史学家一定是个博学多才的人。其次，该书注重会通之法。在运用本土概念上，黄仁宇的“大历史观”、顾颉刚的“疑古方法”和陈寅恪的“同情地理解”的态度，都被熔铸于一炉。在外来概念本土化方面，他不仅借用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卢梭的政治学说来分析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还有韦伯政治社会学的卡里斯玛型权力理论、伦斯基的政治人类学、汤因比的挑战——应战理论、布罗代尔的年鉴学派理论、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的精神分析方法、文化传播与扩散原理，等等。在中国史学如何接纳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资源的问题上，该书则密切关注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前沿的最新成果。再次，该书带有极明显的主观色彩。书中有作者自己的理念和思想，绝非人云亦云。王先生觉得：课堂教学上，从来也不存在固定的或“标准”的模式。每个教师教的“中国通史”，都是他理解中的“中国通史”，“通论”亦如此。在王先生看来，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通史的旨归具有永恒的意义。近代章太炎先生主张“今修通史，旨在独裁，详略自异”，因为通史的灵魂在“通”，而“通”必须藉助于“观变”和“明变”两大手段，假若前者以归纳法为主，后者则转而为以分析法为主。王先生认为“旨在独裁”一语，典出于司史迁的“一家之言”，又是“历史诠释”的应有之义，是一种全新的观念。我想“历史，是人心中的历史”，我们中学历史教师虽然难以达到史学家这样的境界和水平，但他们的这些思想方法和理论方法是很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王先生在书中对于钱穆、吕思勉、张荫麟、许倬云、黄仁宇这几位近现代中国历史学家非常推崇。他说钱穆（宾四先生），“宾四先生一生都在思索如何通过史学，寻找到使中国靠自己内部的‘生力’不亡，特别是‘精神’（历史命脉）不亡的根据。一部《国史大纲》就是他用心血凝成的‘救亡曲’。”他写吕思勉（诚之先生），著有《吕著中国通史》等，在上个世纪中期，严耕望先生认为“目前的各种中国通史中，仍以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此外，可以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为辅。”，“吕思勉以揭示中国制度变迁见长，冷峻的社会进化色彩特浓。”他写张荫麟先生，著有《中国史纲》等，对于这位我们几乎没有听说过的人物，王先生特另起一章介绍其生平、学识、人品和著作。仅此一点我们似乎就可以明晓此公之厉害，王先生对他极为推崇。他写黄仁宇，著有《中国大历史》等，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是王家范先生非常感兴趣和体味到遥相呼应的。“在黄仁宇‘大历史’论述的背后，我们还时时可以看到韦伯和布罗代尔的影子。”在《通论》中王先生也多处引用了韦伯和布罗代尔的观点。以上这几位学者贯穿《通论》始终，地位完全超过了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等诸位大师。可见，王先生是一位很有思想、很有个性的学者。的确，科学贵在求真，但同时更要不断创新，历史学亦是如此，这也就是所谓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和“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真切所在。没有了这些，历史就成为了静止的，不动的，那势必就是退步。王家范先生所写的这本通论，使读者可以充分感受到历史是流动的，是活的，真正的历史是精彩的。总之，我觉得《中国历史通论》是一部大胆质疑、深邃思辩、思想开放、理论创新的力作，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