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知识与本土经验

西方知识与本土经验:中国文艺学三十年章辉内容提要三十年文艺学走过了返正-开放-深化的历程:返正是以回归现实主义为主题纠正前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开放即以西方理论建构各种文艺学,深化则是在全球化语境下面对当代文化现实,与西方对话。三十年文艺学在学习西方、关注本土经验以及文论的创造性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导致当代中国文论失语症现象的出现。新世纪文艺学须吸取三十年文艺学的遗产并开拓新的领域,关键词文艺学西方知识本土经验〔中图分类号〕I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6-0103-06伴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学术已走过三十年。三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瞬间,但新时期三十年对于现代中国学术研究意义重大。自1842年以来,中国迈入现代性历程。基于政治局势的动荡,1949年以前的中国基本上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建设无法自由伸展。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则因意识形态斗争,中国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学术文化处于停滞状态。1979年是一个标志,中国的现代化工程得以在开放的和平的环境中纳入全球化体系,中国的文化建设迎来了百年难遇的时机,学术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三十年来,伴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学术在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对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对本土现实的关注等方面步步深入,取得了新的成就。三十年形成了学术文化的新传统,这一传统既不同于1949年以前的政局动荡,传统断裂,非此即彼,也不同于1979年以前的斗争思维和夜郎自大,而是在和平环境中以开放的胸襟去除意识形态蔽障致力于学术文化的建设。在学术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回顾总结文艺学的学术历程,以便给新世纪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展开提供意识自觉和思想参照,如何把握三十年文艺学的历史和问题呢?本文拟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以时间为线索,以问题为焦点,清理文艺学自身的发展演进历程。二是分析文艺学命题背后的历史背景和转换机制。三是总结三十年文艺学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并在全球化语境中提出新的发展方从时间和学术范式的转换历程看,三十年文艺学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现实主义回归和主体性张扬,二是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的文艺学内转,三是九十年代的保守主义思潮,第一阶段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主题是回归现实主义,以典型论、能动反映论、性格组合论、形象思维等问题的讨论为焦点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纠正前此文艺学的偏失。文艺学界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高扬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一致,在文艺领域推动了思想解放。文艺学学者反对前此政治化的文艺学,批判政治对于文学研究的钳制,其中,文艺美学和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两者均以对第二阶段的主题是艺术自律性,时间是八十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随着学术开放的深化,文艺学迅速发展到第二阶段,这就是大力引进西方20世纪的文学理论,实现文学研究的内部转向,以扬弃前此文艺社会学的外部研究,从审美、语言、形式等方面研究文学文本是这一阶段的主题。文艺学的内转是西方理论推动的结果,主体性文艺学以康德否定具有浓厚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色彩的反映论美学;审美主义强调文艺的审美本性及其对于人生的意义,是对前此认识论文艺学的反驳;从反驳政治化的文艺外部研究,到强调审美的生存本体论和文学的内部规律,从现实主义回归,到文学主体性、文艺心理学、形式主义、读者接受美学,中国八十年代的文艺学走过了艾伯拉姆斯所说的文学四要素的循环运动,完整地演绎了西方近现代的文艺理论,也契合了中国文艺学自身演进的特定逻辑。受制于政治语境和现实需要,八十年代中国文艺学演进的意识形态性极为突出,用伊格尔顿的话说,所有文学思想都是政治性的。正因为领导了思想启蒙,而不是回归纯粹的学院性的知识探索和思想批判,八十年代的文艺学反而因束缚于现实斗争而没有实现对于人类生存处境的超越性思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艺学的知识生第三阶段是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化保守主义时期。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纳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大众文化兴起,中国知识分子被边缘化,1993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知识分子拯救自身自我定位的应对。人文精神讨论针对市场经济的物化倾向,论者批判了市场化对于精神超越的摒弃,而在西方,人文精神正是现代世俗化的维护者。人文精神在中西的差异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现实关怀的表现,中国的人文学者延续了八十年代对于政治异化的批判精神,彰显了知识分子维护自身信仰的立场。学界通过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曲折生命的追寻和自由精神缺失的反思,获得了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清醒意识。以人文精神讨论为中介,知识分子走上了专业化、学院化立场。回归文化本位,回归书斋,以专业定位自身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之后的新角色。随后,因为一系列政治的(八九风波以及一系列外交事件)、经济的(经济发展导致文化崛起的需要)、文化的(知识分子反思八十年代的激进思潮,主张回归传统文化以及海外新儒家的输入)缘由,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弥漫于社会,中国文艺学走向文化保守主义,典型代表是中国后殖民批评提出的中华性(1994年)和文论失语症(1996年)命题。中国后殖民批评把批判矛头对准西方文化霸权,试图获取民族文化代言人身份,这样,在西方是激进的后殖民理论,在中国却变成保守思潮。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文化过滤是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之后的自我增势,也表现了知识分子启蒙角色失落之后的无奈心态。文论失语症命题在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共鸣,表达了文艺学在西潮之后要求回归传统文化的渴望,也表现了中国在这一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八十年代的启蒙理想被解构。市场经济导致大众,知识分子和权威意识形态从八十年代的契合走向九十年代的分化。知识分子不再是启蒙导师,大众享受着感性的世俗生活,权威意识形态则利用大众文化追求中华文化一体性的幻象。知识分子试图以民族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对抗西方文化,特别是后现代的虚无倾向祛除了知识分子的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权威意识形态的需要,延误了中国未竟的现代性事业。第四阶段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步入全球化时代,文艺学面临新的危机与转型。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以及学术交流的频繁,西方当代思潮迅速旅行到中国。因为全球化,中国与西方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与西方的学术研究同步发展,后现代、大众文化、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文化全球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成为世界性的学术问题。在这一阶段,中国文艺学不仅仅输入西方理论,而是具有了本土问题意识,因此,中国与西方的对话成为可能,文艺学再次表现了应对现实的革新思维的勇气。文化研究的输入所引起的对于文艺学边界的持久论争在2004年达到高潮,主要是,面对来势凶猛的传媒全球化和市场经济,面对日益扩张的审美化以及网络创作等,传统的文学存在方式被改写,文学经典被解构,文艺学的传统研究方式面临困境,于是,一系列问题出现,产生了文学性再厘定和坚守的论争,产生了审美泛化和文艺学边界扩张的问题,产生了文学经典的命运问题,文学与电影和视觉文化的关系问题,传统文学研究的范式变革等问题。中国知识分子不再充当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不再试图与主流权威合流,也不再以师者心态面对需要启蒙的大众,而是自觉为阐释者。在这一阶段,尊重思想和价值立场的多元化,在专业领域内平等对话等基本原则得以确立,健康的学术生态开始出现,中国文艺学逐渐走向成熟。摘自：人文杂志2008年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