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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文思想及其批判——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感永安一中艺术组李艺明当前，比较通行的科学分类方法是把人类的整体科学划分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大类。然而在人类社会面对宇宙万物以及求得自身发展的大前提下，三者可以说是不分你我的，都以“人类”为其宗旨。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体系，不仅有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科学主义分析的规律性结论，更有把共产主义的人类目标树立为“每个人都得到自由发展”的人文主义精神。源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生命哲学的新黑格尔主义，西方文化危机思潮，弗洛伊德主义以及存在主义的影响下，以其独特的姿态提出了人的主体性与人的解放的学说，并且形成了一个势力强大、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是把人的主体性和人类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实践哲学”，因而他们倾全力于人的主观结构、心理倾向和大众文化的分析批判，把意识的改变视为革命成功的根本保障。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人为本，渗透着强烈的人文主义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动的轴心是二十年代西方革命失败的原因讨论，其代表人物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通过对二十年代西方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分析，指出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失败在于主观心理上的准备不足，以及“阶级意识”的不成熟。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分析了“物化和无产阶级的意识”，他谈到“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个人的必然的直接现实”，物化最集中表现是商品拜物教。“物化”——“社会水泥”完全抹杀了人的主体因素，使个人不可能真正从总体上把握社会现实，它是“个人原子化”和世界呈现的“支离破碎”在主观意识上的反映。同时的葛兰西也从其“实践哲学”的立场出发，强调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以此来打破“文化霸权”。在第二个阶段，围绕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及其危害的社会心理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走向心理倾向和性格结构的探索，以赖希的性欲经济学、2弗罗姆的《逃避自由》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标志。面对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出现这一现实课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的回避，而是积极的从不同角度，尤其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作了有意义的理论探讨，。他们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互为补充，从社会个体心理的分析中找到社会过程内部的能动因素。弗罗姆强调说“社会过程的基本实体就是个人，就是个人的欲望、恐惧、激情、理性的善恶倾向。要认识社会发展的动力，就必须搞清个人身上的心理发展的动力……”赖希认为现代文明阻碍了人性潜力的发展，而人类只有联合起来（通过真诚的爱）才能超越现存的异化境况。1936年，法兰克福学派发表了集体研究成果《权威与家庭》，他们以法西斯主义的“权威性格”基础为题展开，试图找出法西斯主义的真实基础，对作为“资产阶级文化的生殖细胞”的家庭和更为全面的压抑性“文化工业”发起了猛烈攻击，他们坚信“整个解放依赖于对奴隶状态的觉悟”。第三个阶段从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以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马尔库塞的“单面人”和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为标志。他们的文化哲学进一步深化到对消费行为、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控制和“大众文化”模式的分析中，并把人性的全面“复归”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核心所在。此一时期的人文思想体现得尤为明确。在西方战后的五、六十年代，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明显的变化，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就是西方国家已进入“富裕社会”、“发达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同时，他们也认为统治阶级对大众的意识形态操纵已经扩展到一切生产领域和生活领域，非人道化的消费社会的建立，控制大众心理情绪的媒介以及渗透一切的官僚制度，还逐渐同化了一些社会革命力量。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发展和重新规定，他们要用“事实”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在论述“发达工业社会”的全面控制和全面异化时，他们把“消费控制”作为其理论活动的中心问题，消费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通过对个人需要及其满足的操纵，从而窒息了个人发展的所有可能性以及人们在主观上超越现状的能力。正是这样，大多数现代人都成了“永无止境的消费者……世界是他胃口的一大对象……”。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试图戳穿日常生活的虚假性、压抑性和非人性。马尔库塞的《单面人》旨在揭示发达工业社会的病源所在，那就是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融合、“单面的社会”和“单面的思维”的融合所造成的“现代人的全面异化”。他认为“单面人”的内心世界中没有一个追求自由的“向度”，没有造3反的和“大拒绝”的思想，没有与现实对立起来的“疏远”和幻想，所以“单面人”是完全僵化的“物”。而“大众文化”就像消费品一样由极权主义生产出来，成为供人消遣的娱乐形式和麻醉剂。在马尔库塞的理论中，有着一种与“大众文化”相对的“救世主义”倾向。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对现代发达工业社会“病症”的根治和对物化意识的清扫，都有赖于主体意识的唤起和日常生活的改变，有赖于“总体革命”的实现和“全面的人”的形成。借用一些西方学者的话说，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所有社会思想的产婆”。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用现代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来“充实”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他们找出马克思著作中潜在的东西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他们共同的特征：从当代的需要出发来重新解释马克思，把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思想和异化理论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把人的主体性问题和人类的解放紧密联系起来，把主观辩证法或“否定辩证法”作为文化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把旨在改变人的心理结构的文化革命视为人类解放的真正途径，从而使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对立起来，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等后继者对立起来，最后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文化哲学和社会哲学，变成一种主人和奴隶的辩证法。因而，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一分为二辨证的看待。从根本上来说，他们的文化哲学就是关于人与历史的学说，或者说是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主体性的哲学。他们始终不渝的哲学观就是，人的社会应该是由自我立法来构成的自主的社会，一切来自人的实践，这个世界是人所创造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对文化现象的全景式的探讨，是应该肯定的。我以为在当代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引起的深刻变化中，显示出人必须主动干预自己的生存环境的极端必要性，强调个体的人作用也是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但他们摈弃一切自然的本体论和客观辩证法，以主观主义和意志主义出发，在诉诸文化批判和文化革命中寻找出路，这种唯心主义的人本学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乌托邦色彩，而使其最终陷入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把人的主体性作为人类解放的一个火种，自有其理论上的贡献，然而我们并未看到星星之火的燎原，当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心中埋下一个火种，什么时候会真正的燃烧呢？当我们每个人都充分的完善自我、找到自我，也许真正人文的春天就将来临。